2020 看不見的城市:困難皆來自有愛

NYE 2015, Beijing. The night I discovered 豆汁.

台北漸入冬季,耳聞將迎來入冬最低溫。我想念的,是過去數年每到這季節會去尋找的氣味:熱紅酒裡的肉桂香,Aldi不貴的cheese combo,新的香氛蠟燭,在深不見底的浴缸裡泡澡,整個人滑進去。曾以為這些香味,在想念的時候,也許就能夠聞得到,但2020證明了,我們的以為是枉然。

2019末以前,我想像我可以去所有地方。申請工作不設限,全世界哪裡都能去,倚賴著雄心壯志,和所愛之人給的底氣,我迎來2020的常駐台灣。

當然,我大約有一半的衣物,書籍,和在乎的人都還在英國。我的工作其實也還在英國。好像站在奈何橋上,喝不到夢婆湯,左右為難地住在英國的記憶和時區裡。距離一生,二人,三餐,四季,好像還有很長的距離。也因此,五味,六欲,七情,也只能稍待。待世界的秩序被釐清。

離開時買的那張機票,至今還不知道怎麼處理。但,於這世界而言,這是極其渺小,無足輕重的困擾。回到台灣,食衣住行沒有一項不比以往豐盛踏實,這樣的缺憾,頂多算內心小劇場,並非什麼了不起的事。

流動的人們,離開時往往就已認知到了,心安之處是吾鄉,因此尋求心安,成為你的所有。其他的,就不能要求太多。如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所寫道,城市是夢想與恐懼的結合,我們在裡面尋求答案。而絕大多數的困難,皆來自有愛。愛可能是社會學式的想像期望,也可以是人類學式的反身心碎。經歷的小劇場,也無非源自這樣的困難。既然不能把自己的肉身移到那些地點,我想以書寫凝視深愛過的城市們。

2015 香港

Benedict Anderson說人類學人第一次做田野,這地方會永遠在心上,無法抹滅、不能遺忘。再也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取代當時的驚訝、奇異,而香港就是我的第一個落腳城市。那時的香港處雨傘運動的驚濤駭浪,我在金鐘的高樓大廈頂上聽著朋友說九月份望出去的壯觀,和她心裡的驕傲。當時我追尋著許多關於中國性、認同、日常政治難解的問題。這些細微而敏銳的判斷,包藏在甜膩日常的流行樂裡。世界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讓人不早不晚遇見。我在銅鑼灣遇見了街頭樂人Ken 。他曾住過利物浦,也認識了我一直景仰,畢生致力提倡街頭藝術表達和公共空間自由的友人Jonathan Walker。銅鑼灣的那首海闊天空,在我耳裡,再也無法忘記。我聽見抵抗。這裡有反抗的人,他們需要街頭,而音樂人也是。在壞與更壞之後,當初的問題繼續迴盪在我的初愛之城。

2016 北京

我在北京的武道營胡同跨年,在School Bar的樂聲後喝了一杯Whisky sour。也在這年的第一天,在MAO Livehouse看演出。從場館後方,我遙遠地看見帶著強大氣場,但又略顯靦腆的鼓手,後來我們熟識。當年的我,能在天安門廣場上隨意走來走去,拍攝剪輯後來令我動心的作品,Chasing the China Wind: A Musical Journey,我的研究紀錄片處女作。託摯友之福,我進入北京大學,進行更多訪問。當時還在的愚公移山,以及第一次嚐豆汁的護國寺小吃,成為我的北京地標。連住,都一定要住在那一帶。我也常常一路走到鼓樓,和唱片行員聊天,聊他們的北漂生活,和為什麼不在原鄉結婚生子,要出來闖闖。後來每一兩年我都有機會再訪北京,總會觀察這一帶的改變。接著,開牆打洞,兩家唱片行都消失了。

我好想知道,他們還好嗎?他們還在北京繼續漂著嗎?

2017 利物浦

這年,整個城市歡慶《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發行五十年。於是,漂流的學術人有機會跟風湊熱鬧,接到了一個影像計畫,帶著我去倫敦和諾丁罕,尋找和拍攝曾與披頭四一起在EMI Studio,錄下Within you without you的印度樂人們。但利物浦就是這樣的一個城市,每一年幾乎都有盛大慶典,畢竟隔年就是White Album發行五十年。PhD時期追著中國性難題的我,現在追著George Harrison的影子跑。難忘2014年的清邁,喜愛的學者前輩 Hyunjoon Shin 問我,在利物浦做研究會不會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主題越做越在地?當時的我說:不會啊,然後喝一口啤酒。事實是,前輩耳聰目明,鐵口直斷。會,真的會,就像一個黑洞一樣。他的問題和我答案的轉變,完美詮釋了我對利物浦的耽溺與焦慮。我是很在地的外人,離開了這裡我是誰呢?

2018 倫敦

這年的我花了三個月,每週三早上幫London Euston開門。PhD論文口試剛通過的我,在利物浦大學開始了人生中第一份教職,以及第一份博後研究工作。我心裡戰戰兢兢,還想要學更多東西,或許隱約害怕自己經驗的淺薄,一下就被看透。於是報名了UCL人類學的民族誌影片課程,每週二晚上上課。因為下課時間太晚,我趕不上最後一班回利物浦的車,但週三一早九點我得帶討論課。於是,我有時就在Euston車站二樓的休息區域待一整晚。有時喝咖啡,一杯或兩杯,說服自己的身體她已經休息過了,三小時之後要上工。雖然會想打盹,但畢竟那不是台北的星巴克,我沒有辦法也不該安心睡著,會一路撐到凌晨五點,把自己送上北返的第一班車。那年的我於倫敦,為今日的跨海工作打了一些基礎:我有時可以不睡,我會調時差。

2019 布爾諾

捷克的第二大城布爾諾 (Brno) ,米拉昆德拉的出生之地。我結識位於布爾諾Masaryk University 的老師 Denisa,是2017年威尼斯的雨夜,我們第一次見面,便共享EAT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年會的飯店房間,從室友一秒變朋友。2019年,我擁有了不只一次,而是兩次難得的機會,到她的系所任教。過去教學兵來將擋,要我教什麼我就教給你看的我,第一次洋洋灑灑,有機會自己規劃15小時的課程,主題是台灣的音樂。從台灣音樂(尤其錄音工業)的發展,音樂審查的歷史,海峽兩岸的難題,一路講到今日音樂的「獨立」性。滿腦子披頭四的我,又體驗到對台灣音樂仍有的專情。而我對捷克的喜愛也是很深刻的,那是一個經歷動盪的年輕民主社會,有宇宙塑膠人、有藍儂牆。學生往往對台灣的歷史經驗和認同狀態心有靈犀,無須多言,一眼就能看穿我們的不可承受之輕。相較之下,英格蘭有些學生是很難聽懂的。我相信這種細微差異,和Benedict Anderson寫想像的共同體的動機相呼應。當英國是我身體的家,捷克是我心靈的港。

2020 台北

因為家人,台大,還有大選,總之就是機緣,我在一月二日降落,帶著我去了英國就沒有離開過的吉他,回到台北。我相信 “For where thy guitar is, there will thy heart be also.” 我身上任性地帶著Sound City的遠距工作,長期而言,老闆會希望我回去,只是誰也沒料到疫情。這一年,我們都被困住了。2020上半,除了週四上午要早起上台大的課,我晚上工作、早上睡(但沒關係,調時差,我2017年就練過了)。過去十年曾去過的城市給了我天地精華,回台後認真做的重訓賦予我腦內啡,讓我撐過一場場從午夜開始,一路到早上八點的直播,越夜越美麗。最奇特的是,長達三個月的時間,每當有線上節目,我就會出現在新店的一家網咖,圖穩定快速的網路,跨海導播。雖然一語不發,但我和左右的Gamers似乎擁有一種默契,我們都不想輸,都好想贏,都為遊戲或職場裡的征戰殺紅眼。日夜顛倒的我,其實一開始不容易見到朋友,也不太有人能理解我極為怪異的生存狀態。於是Gamers們的存在,彷彿是令我心安的陪伴。台北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但我的生活好像奇幻小說裡的一章。2020下半,隨著Sound City線上平台的逐漸穩定,我不需要去網咖了,偶爾還會想起那些臉孔,我希望他們也是心安快樂的。

2021 台灣

2020尾聲,2021之初,若以生活現狀做一總結,應為:工作計畫如火如荼,個人生活七零八落。但以六年為單位,回望過去,好像每年都是這樣。那些一年搬五次家的窘迫,糾纏六年不清不楚的尷尬,論文怎麼寫都寫不完的痛苦。我猜,我們成為現在的形狀,來到雙腳所踏的地方,都是有原因的。結構性的因素與個人的心之所向,造就了現在。雖然我也相信呼召與回應,機會與命運。

2021我還是會在台灣,台大已又再簽下去,我會繼續體驗跨海工作的困難心酸。其餘的,就像張懸曾唱:「擁有的都是僥倖啊,失去的都是人生」。能在誰的生命裡佔據一點點空間時間都難得,還在手上的都珍重。

我祝福著那些我此刻看不見的城市,我對你們有愛。

“I hope they don’t look back and forget about Paradise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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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Chen-Yu (林真宇)
音樂在某處

Popular music studies. Research associate, lecturer, documentary filmmaker, and ethnographer in music based in Liverpool. 從流行音樂到影像文字,從台灣,到音樂,一路到英國高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