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碎形田野，片斷人間
一位我敬愛的美國音樂學前輩，來台做研究。2021年初，她與我在台北相會，在我幾乎當咖啡店使用的師大酒吧The Shrine。我們聊她回美國重重阻礙，我去英國（就算只是短訪）種種困難。她說：
「我是流亡者 (exile)，而妳是難民 (refugee)。」
我問，「一個人可能在自己的故鄉成為難民嗎？」
當然，回到台北相當自然，日子很踏實豐滿；時而熱鬧，時而困難。但心底離開英國的計數器，其實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停止過，我知道這是第556日。
將近十年，英國是我的田野。身為一個田野工作者，最希望的就是丟棄外來者的視角，習得在地觀點。於是，顧前不顧後地，為脫歐義憤填膺，因重創利物浦的希爾斯堡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痛心疾首，認真聽友人全家因為柴契爾的政策流離失所。我實在不願意自己只是停留在海外台灣人的圈子裡。這些故事，深深烙印在田野工作者的心上，成為生存重要的養分。
2020年一月後，突然之間，世界斷裂了。反全球化的病毒，成為了我們最大的敵人。儘管個人的小煩惱一點都不重要，突然之間那些悉心學習的知識變得毫無價值。因為工作，我與英國藕斷絲連，但相對無言。
我突然被迫離開我的田野，在研究還沒有完成的時刻。我還沒有準備好，沒有closure，連大同電鍋都還沒來得及帶走。後來，眼睜睜看見當年一起撥穗、充滿盼望的博班同學，面對緊縮的高教勞動市場，找不到工作，陷入抑鬱；看見曾經的夥伴身心俱疲，因為封城與柴米油鹽的壓力，失去了鬥志和健康。
人與人之間，痛苦無需比較，不能量化。但，我深深知道，疫情真的讓我痛到了。儘管無法比較，我體會到了它的重量。
於是，常年處於碎形田野的我（也就是到處飛來飛去做短期的田野工作），也學到了重要的一課：田野會讓你受傷，但不見得給你空間療傷。生命的許多關卡，我們根本沒有時間機會好好說再見。有些傷痕，在離開之後，才開始有機會痊癒。
2020年後，台北成為我的田野，帶著關於英國我狀似毫無價值的知識。
從日夜顛倒到逐漸安定，感謝身邊家人和朋友諸多包容。畢竟，難民既然到了新居所，還是要找點事情做的。我找到了方式生存，有空間做一些研究，甚至漸漸能為未來做一些打算。這是以往習慣漂泊的人不能想像的。安排自己在台北的住所、三餐、習慣一個人，都是嶄新而踏實的。只是，午夜夢迴，還是常常想到利物浦的港口、教堂、草莓園。甚至是我的大同電鍋。
在這些時刻，我的人類學知識和基底成為了最大的資產。雖然一開始，研究工作讓我顛沛流離，但終究，受過的訓練讓我得到安慰和心靈的自由。無論何往，我默念進入田野的程序；離開田野的心法。終究，田野工作者最深的期望，便是熟悉且同理。
去到哪裡，都要 live like a local.
非常認真，不是兒戲。
Benedict Anderson 寫，沒有任何的田野經驗會如同第一次，那樣奇異精彩而特別。我想， 儘管這些年飛來飛去，但英國仍是我的第一個田野，一個我花了所有力氣融入的社會。我知道自己或許會用更聰明輕省且到位的方式去愛去理解，但如此脆弱無防備的狀態，我知道再也不會回來了。
於是，我成為了COVID 難民。卡在台灣，入境隨俗，也就這麼找到了生活的新方式與新方向。
開始認真關心台灣的訊息，開始認真為了台灣發生的事情生氣。在英國老闆關心遠距員工的時刻，被提醒「哪個國家都有的不理性的人」。
老闆大概是怕我太生氣，影響工作表現。我說：「我知道啊，只是我以前不需要處理台灣不理性的人。」
而這終究是田野的真諦。需要回應，需要處理；心甘情願，沒有疑慮。
或許如陳如珍所寫：陸地是人類學家們努力想要探索的田野，研究者自身的生活就是海洋。我們從來沒有成為那片陸地，只是在某些時光，共享了潮間帶的點滴。我們是海洋，擁抱所有朝我們扔的垃圾，承擔所有關於靛藍與自由的美好想像。
然而，所有付出都是甘願的。痊癒之後，繼續擁抱田野。畢竟人類學人，是自癒能力最高的一群人了。至少我是這麼相信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