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失敗者的懷舊與加冕：《KANO》與台灣「棒球魂」

由黃志明、魏德聖監制，馬志翔執導的台灣電影《KANO》27日在台灣上映。該片描述台灣在1929年的日治時期，誕生了一支由漢民族、大和民族和原住民族組成的「嘉農棒球隊」，教練近藤兵太郎（永瀨正敏飾演）以「進軍甲子園」為目標，用斯巴達式的嚴厲態度訓練球員，讓原本散漫的球隊在魔鬼訓練下脫胎換骨……。

由於《KANO》述說台灣人熱愛的棒球運動，並在名導魏德聖的加持下未演先轟動，上周在台灣嘉義舉辦的封街首映活動吸引超過6萬人參加，上映前也已有百場包場，超過三萬人搶先觀看，電影預售票也突破三千萬台幣票房，創下多項紀錄，堪稱2014年最被期待的台灣電影，有望再創《海角七號》熱潮。

台灣人對棒球和《KANO》的熱情，海外觀眾恐怕難以理解。在台灣，如果說不上幾場痛徹心扉的國際賽事或者大快人心的「逆轉勝」，你大可以懷疑這個人其實是觀光客、或者有「高功能反社會人格」。畢竟無論「藍綠」再怎樣對立、選舉再怎樣廝殺，一旦遇到「中華隊」出賽的重大國際賽事，幾乎全台灣民眾都會停止劍拔弩張，並肩為「中華隊」加油。許多人甚至戲稱，棒球是台灣唯一的「藍綠共識」，連現行的伍佰元「新台幣」鈔票都使用台灣南王國小少棒隊勝利時歡欣鼓舞的照片作為圖騰。

事實上，棒球不易成賽，真的會把棒球作為休閒興趣來打的台灣人並不多，普及度遠不及籃球或桌球，但台灣人對棒球的熱愛，卻超越所有運動……。

追溯台灣棒球魂：與國族糾結的統治工具

電影《KANO》自日本殖民台灣後期的1929年說起，敘述當時的「嘉義農林學校」，集合不同族群的棒球員打進日本「甲子園」的故事。然而進一步追溯台灣棒球史可以發現，日本殖民台灣初期，日本人並不鼓勵台灣人玩棒球，因為殖民初期台灣曾有許多武裝抗日事件，使日本政府憂心團隊球賽會激起台灣人的自覺意識，加上日人厲行差別待遇，使自認地位較高的日本人不願與台灣人一起玩球。

然而一次大戰後，民族自決的思潮瀰漫全球，包括日本當時的殖民地韓國都曾爆發爭取民族平等的「三一事件」，讓日本檢討差別待遇的殖民政策，逐漸改以「漸進同化主義」統治台灣。

當時台日體壇曾流傳一篇由不老生撰述的文章〈把運動競技向本島人擴大〉，直白述說：「…‘日本魂’的鼓吹，是非常重要的事…除了理論思想上的鼓吹外，可以達到同化目的，體育運動也應多加鼓勵，故，多成立棒球隊及網球的隊伍，讓內地人（日本人）與本島人（台灣人）一起加入其團體……」，這個殖民統治技術也間接造就了「KANO」這個由漢人、原住民、和日人共組的球隊。

隨著1945年後國民黨統治台灣，49年後到台灣的「外省」官僚重視籃球，忽視民間喜愛的棒球，在1970年代以前，台灣棒球經費的編列不但遠低於外省官僚所支持的籃球和足球，圓山棒球場更於1950年韓戰爆發後直接改成美援集散地，後來更被拆除改建為中山足球場。

直到1968年，當年度獲得世界少棒聯盟冠軍的日本歌山關西聯隊訪台，刻苦練兵的台東紅葉少棒隊卻以七比零的懸殊比數擊敗對手。同一時期，台灣的外交處境風雨飄搖，特別是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民心頹喪之際，少棒隊多次為台灣拿下世界冠軍，為沮喪的民情找到安慰。國民黨政府趁勢在過程中透過冒名、超齡等違反規定的方式贏得多次比賽，將台灣球員刻苦打敗強國球隊的事跡，轉化成台灣人在國際壓迫下的勝利，使「棒球」的勝負與台灣人的民族認同聯繫在一起，借此安撫頹喪的民心。

儘管台灣政府已不再對國際賽進行非法政治操作，台灣人對「棒球」的民族情緒仍延續至當代，棒球賽仍被視為台灣人尊嚴的展現，如台灣民間有部分「仇韓」情緒，面對和「韓國隊」的比賽時，民眾的情緒往往特別高張。某次台灣中華隊與韓國隊的比賽，中華隊被逆轉，台灣知名體育主播徐展元因此在主播台上落淚大喊：「真的好想贏韓國！」，這句名言讓大批台灣網友視徐展元為知音。

《KANO》流暢清新 超越魏德聖舊作

在這個背景下，多數台灣人對棒球規則知之甚詳，或即使不熟規則，也都曾共享為「中華隊」加油的熱血記憶。面對專業的台灣觀眾，《KANO》選擇一批有棒球經驗的素人球員訓練演技、而非挑選偶像演員演出，在球技呈現上確實更能說服台灣觀眾。素人演員相對生硬的口條，也因為演員們在片中大多使用日語作為日常對話，透過語言的陌生感而有所消弭。片中多場球賽的呈現也能兼顧表現層次，使得三小時的電影不因反覆出現的球賽而顯得冗長；相關物件的考究也在水準之上。美中不足的是，許多動畫場面仍然顯得粗糙，特別是畫面出現在片頭等關鍵時刻，導致瑕疵顯如瘡疤。然而整體而言，馬志翔首次執導3小時的長片，能夠將對台灣電影工業而言，規模仍有點難負荷的歷史片處理地有條不紊，確實讓人驚艷，也說明瞭繼《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的磨練後，魏德聖率領的製作團隊有了長足且穩定的進步。

在鏡頭語言之外，《KANO》的編劇是導演魏德聖。然而《KANO》劇本在電影上映前，就因為正面突顯日本殖民建設而被批評「為殖民者擦脂抹粉」，特別是劇本特意挪動「嘉南大圳」的落成年代，將這個當時在亞洲最大的水利建設與《KANO》的榮耀並陳，讓批評者認為，魏德聖遺忘了發生在「KANO」赴日前一年、自己拍過的「霧社抗日事件」，指責魏德聖對日本殖民的美化已「腐蝕台灣的主體性」。

細觀劇情，《KANO》確實未曾觸及日本殖民政權曾想透過棒球促成「同化」的殖民目的，也未點出殖民者建設「嘉南大圳」背後的自利動機，以正面角度呈現當時的棒球熱潮和水利建設。然而回顧魏德聖歷來作品，他的抗日電影《賽德克·巴萊》曾直接點出殖民者的殘暴，只是比起對日殖正當性的反思，從《海角七號》里的族群和解、《賽德克·巴萊》追尋賽德克族的信仰精神、《KANO》中不同族群的少年一起爭取勝利，魏德聖這幾部作品的創作意圖似乎更傾向於著墨台灣這個多元族群社會中，不同的族群該如何和解、共榮和自處。

日殖歷史再成話柄

和海外談日本殖民歷史的電影作品相比，魏德聖的電影確實更願探究日本殖民政權在壓迫以外的姿態、貢獻和情感。相對於其他曾受日本侵略的地區，台灣對日本殖民政權的批判確實相對溫婉，這個特殊情結肇因於蔣介石政權接收台灣後曾屠殺無數台灣人、造成外省人和其他族群之間的敵對關係，更導致原本熱烈擁抱「祖國」的台灣人轉而將蔣政權視為比日本更不堪的「二次殖民」。

國民黨至今除了仍不願完整公佈當年的機密檔案和犯行，威權統治的過程中亦曾竭力壓抑包括「KANO」在內的日殖歷史、迫害原住民等族群的原生文化。日殖和威權時期的功過至今沒有徹底清算的結果，導致當代許多台灣人基於對國民黨的積怨，在扭曲的對照之下，美化日殖歷史、擱置族群對立的成因。

面對台灣社會仍潛伏的族群對立和結構性失憶，族群間的和解及文化溯源因此成為魏德聖這幾部作品的重要旋律。這或許也是《賽德克·巴萊》和《KANO》僅願梳理49年前的日據歷史，《海角七號》強調閩南、客家、原住民之間的族群和解、但巧妙不提49年後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三部作品始終擱置49年後歷史功過、不願直觸族群傷口的「政治無意識」。若嚴格檢視，這層「政治無意識」或許正是台灣先後遭遇日本與國民黨威權的殖民統治、但社會卻未能集體「去殖民」的歷史總和。

找回美好年代 為當下的挫敗加冕

對於「台灣懷殖」之說，多年來台灣人對於濫權者的各種激烈反抗大可印證這個島嶼並不迷戀殖民壓迫，然而如同知名文化學者Fred Davis的論述：「懷舊」做為一種心理機制，往往透過美化過往，借以建構當下的認同，特別當社會遭遇經濟衰退和文明動蕩之際，更容易借由「懷舊」建構過往，從中重新探詢自我的位置。

台灣民眾對日治時期的「懷舊」、《KANO》對於日本殖民建設的美化，與其說是美化殖民者，不如說是對當代台灣社會的否定和反思，甚至是對執政當局的迂迴貶抑。《KANO》的宣傳強調欲透過電影「找回台灣的美好年代」、標榜嘉南大圳是「亞洲第一」的工程，如同近年各種「台灣之光」的論述，試圖透過往日榮光，為台灣在困頓的當下尋找安慰和認同。

從《KANO》中教練與球員們對勝利的激烈渴求、全片透過日本球員的「他者之眼」對台灣的拼戰精神進行肯定、乃至片末「雖敗猶榮」的結局，種種辯證勝負的論述和視角，其實更接近這些年來，台灣人在體育賽事等國際活動中，不斷遭遇挫敗和打壓，內部政治經濟也日漸疲軟之際，集體的宣洩和自勉。畢竟作為台灣人，這些年總是在坎坷的情勢中學習怎樣「輸」的漂亮、「輸」的有尊嚴，《KANO》片末那場華麗的敗仗，或許正是為逐漸被迫習慣「失敗」的台灣人所進行的一場失敗者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