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貧窮世襲的校園寓言：專訪《行動代號：孫中山》導演易智言

雖然新作正在緊鑼密鼓地宣傳，易智言的工作室依然整潔溫馨，空曠而溫厚的木質地板沒有長物，彷彿正迎接更多的人事物走進來。不難想像當年因他拍《藍色大門》而走進演藝圈的桂綸鎂，在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形容，易智言是她的「停車場」，如果車子要休息保養，她就會回去尋找安全感，讓她有力氣再出發。

作為一個隨時敞開大門的停車場，易智言的工作室除了提供休憩保養，也適合從零出發。

起名於2002年《藍色大門》的「藍色工作室」，現在貼滿《行動代號：孫中山》新演員的照片。當年易智言拍《藍色大門》時，在台北西門町慧眼挖掘還是學生的陳柏霖和桂綸鎂。這次在新片中擔綱雙男主角的詹懷雲和魏漢鼎同樣是在西門町逛街時，被工作人員攔下、邀請參加海選。

當年那一攔，幾個少年的青春和人生，都遭遇了車子急煞後的大轉彎。喜愛2002年《藍色大門》的觀眾或許會因此忍不住多看照片裡的兩個小男主角幾眼。除了因為他們年少俊美，還因為哪日他們搖身成為下一個桂綸鎂和陳柏霖，這兩張稚嫩的臉或許將標記2014年一代台灣少年的青春、迷惘、覺醒和衝撞，如同2002年《藍色大門》的孟克柔和張士豪……

易智言（1959年－），生於台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電影碩士。1995年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寂寞芳心俱樂部》，2002年執導第二部電影《藍色大門》，2006年改編作家侯文詠的小說《危險心靈》，拍攝第一部電視長篇連續劇，2014年推出長片《行動代號：孫中山》。

2014年7月在台灣上映的《行動代號：孫中山》，是易智言繼《藍色大門》後睽違12年的長片。片子依然以高中校園為背景、依然在古典樂改編的清新行板中，耙梳高中生的心事。然而有別於《藍色大門》觸碰少年曖昧的性向，《行動代號：孫中山》更入世地觸碰台灣嚴峻的貧窮世襲議題。

因班費而走進現實的「天龍人」

在台灣，在台北市長大，一路在好學區、念好學校的人，會被網友戲稱為「天龍人」，調侃他們享盡台北市的教育資源和福利。易智言開玩笑承認，自己就是貨真價實的「天龍人」。由於父親是醫生，他的成長過程沒有太多經濟煩惱，幼稚園到國中都讀台北昂貴的私立學校，高中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才因此第一次進入公立學校，接觸到來自不同階級的同學。

建中開學後，班上開會討論班費金額，但班會開了六周，都沒辦法決定。私校畢業的易智言因此抱怨：「好歹建中都是各校狀元，怎麼連班費都決定不了？」朋友告訴他，一千八和八百差了一千元，是二、三十個便當，多繳一千元可能有人要餓三十餐飯，怎能隨便？

這個插曲後來在《藍色大門》裡，曾是陳柏霖飾演的「張士豪」一夕長大的節點。然而上映時考量劇情順暢度，最後忍痛刪除。易智言對此念念不忘，後來因此創作《行動代號：孫中山》，甚至在台灣貧富差距加劇的當下，有了更鏗鏘的回響。

《行動代號：孫中山》描述二個自認是「全台北最窮高中生」的「阿左」（詹懷雲飾）和「小天」（魏漢鼎飾）分別為了繳班費和畢業旅行費，帶了兩組人馬在深夜展開「銅像爭奪戰」，希望把校園內被棄置的「孫中山銅像」偷去賣錢。

這場兩敗具傷的爭奪戰過程趣味橫生，但也讓他們開始反省自己的貧窮與階級宿命……。小天在片中大喊：「甚麼阿公的阿公？連兒子的兒子，都注定窮斃了！」說的正是看不見未來、買不起房子的台灣年輕人心聲。

喜愛詮釋「肉碰肉」的親近

從《藍色大門》到《行動代號：孫中山》，易智言都寫高中生的故事。易智言說，自己的高中生活其實很平凡，只有念書和升學兩件事，最戲劇性的頂多是父親希望自己繼承家業念醫科，但他連生物課解剖青蛙手都會發抖，因此和父母為了念甚麼科系鬧革命，而這種為未來而徬徨的心情，其實如同台灣大部分的高中生。

他說台灣大多數的高中生：「…不會嗑藥、刺青、拿開山刀，他們只是天天背書包、坐公車，看到老師怕的要死的平凡人。孟克柔、張士豪、阿左、小天，都是這種小孩。」然而因為平凡，他們沒有戲劇性，所以很少有電影記錄他們的徬徨。他們成了面目最模糊的少年，但大多數台灣人反而都是這樣長大的，包括他自己。他形容拍這群人的故事特別有種「肉碰肉的感覺」，因為描述這群他特別疼惜的平凡孩子，其實也等於在為自己寫故事。

認「清新」但不認「小」

《藍色大門》因為拍出脫俗的高中校園，被許多影評人視為「小清新始祖」，有些觀眾也用這個標準想像《行動代號：孫中山》，然而易智言對這個形容很不滿意。

「談性向的《藍色大門》其實不小，因為這個世界對同志是不公平的，對『孟克柔』和對『張士豪』是不公平的……，但大家看它是愛情電影就說它是『小清新』，是把這部電影看小了。《行動代號：孫中山》更不小，它講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和世襲，議題比大部分台灣電影和中國電影都大。」

易智言說：「『清新』我承認，因為這些電影不是市場安全類型，但我從不承認『小』。」他自信自己誠懇面對社會議題，提供看法且不躲不藏，和很多校園愛情電影與社會脫節、只是「你愛我、我愛你」的風格不一樣。

自認背負中產階級原罪：「我更願站在弱勢這一邊」

談起片中被棄置在校園、後來被孩子們荒謬地運上台北街頭的「孫中山銅像」，易智言說，比起其他政治人物，他對孫中山的印象還算正面，因為小學課本提過他說：「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始終覺得這個想法很有意思。

雖然長大後，他因為知道一些孫中山的軼事而開始對質疑孫中山，但孫中山當年的許多想法，例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放到當下的台灣，談起來仍然很深刻，例如現在台灣不合理的高房價、剝削勞工的財團和企業主，正巧都最讓年輕人絕望。

易智言說，當年孫中山不像蔣介石排斥俄國社會主義，思想受左派社會主義影響，比較願意站在民眾那邊。這種關懷民眾的想法多多少少影響自己，讓他認識作為中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原罪，而更情願站在弱勢這一邊。因此，片裡有了名為「阿左」的男主角，以及用「國際歌」當配樂的巧思。他說，這些暗植在片中的細節，若觀眾有緣看懂也好、無緣看懂開心看過去也罷，就如同片中的「小天」和「阿左」歷經這一切後，即使不會真的成為革命家，但至少發現了貧富差距的真相。

穿透「偉人」的侷限才是真正的「去威權」

這幾年許多台灣校園追求「校園解嚴」，欲全面撤除早年的孫中山、蔣介石銅像，破除對威權人物的崇拜。這次《行動代號：孫中山》正巧就拿校園中的孫中山銅像作文章。易智言說，他不反對這個訴求，但他認為徹底的「解嚴」應該是內心的「解嚴」，因為現在的台灣只是形式上去除了銅像，但「威權」仍隱隱存在，如放眼台灣，整個政府的決策缺乏溝通，命令永遠是從上到下發佈，而不是由民眾向上反映，這就是種「威權」。

易智言說：「我覺得更高明的是，銅像還在，但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不把他們當成『威權』和『偉人』，他們就是一個『人』，這種態度更屌。」他比喻：「青少年真正的成熟是，有一天我們回頭看我們的爸媽，發現他們只是一個『人』，可以平凡、可以犯錯、有羞於啓齒不肯道歉的時候。當我們看到他們的錯誤和侷限，能夠同理、同情他們的時候，那就是真的長大。」易智言希望台灣能夠有一天，無論「偉人銅像」是否在那裡，學生都能把他們當成歷史中的凡人，穿透他們的侷限和缺點，威權自然會消失。

滿城盡是「花美男」 《藍色大門》後再無「張士豪」？

盜運銅像無疑是麻煩的大工程，然而《行動代號：孫中山》裡的兩個小主謀在片中「謀大事」之際，卻掩不住一身慵懶隨性的氣質。易智言自己也曾開玩笑形容台灣「十五歲的這個世代有股『詩化為酷』的慵懶」，男主角詹懷雲甚至「有股奶味」，和當年《藍色大門》裡頭的陳柏霖彷彿剛從運動場上離開、隨時會有汗臭撲面而來的草莽氣相比，格外白淨纖細。

易智言說他並沒有故意挑選纖細的男孩主演，但慵懶文弱實在已是台北男孩最常見的氣質。他還爆料：「馬志翔在找《KANO》演員的時候就跟我抱怨，現在的男生都變成『花美男』了，草莽的東西不見了。」

他坦言，當年陳柏霖演張士豪時的那種草莽已難在台北男孩身上找到，大多數台北男孩反而更像現在最流行的「都教授」，散發一身「文氣」。然而他也不想刻意把片中的男孩弄得窮酸刻苦來迎合刻板印象，因為「貧窮是沒有樣貌的」。他反問：「誰真的看得出路上的人哪個下個月交不出房租的？貧窮長什麼樣子？其實看不出來……。」

除了迥異的氣質，和當年桂綸鎂、陳柏霖相比，易智言發現，現在的台灣小孩比較沒有方向感。當年陳柏霖和桂綸鎂年紀雖小，但對未來仍然有想像，可是現在的小朋友對未來的想法很模糊。他形容這些孩子：「這個也可以、那個也可以，甚麼都好、甚麼都不知道」。易智言猜想，這樣的慵懶隨性，很可能是因為台灣社會給的選擇都半斤八兩，讓人沒有熱情擁抱未來的衝動。

「放眼望去，台灣給年輕人的選擇都不太好，是22k呢？還是去澳洲打工割玉米？如果一個社會給的未來感只有這些選項，那就都『隨便了』。」易智言說。

「貧窮世襲」讓台灣少年失去未來感

易智言說，在他年少的年代，只要用功念書就有階級流動的可能，大家對未來懷抱希望；可是現在的台灣，即使用功讀書，出來還是領低薪，累積財富的東西不再是知識和技術，而是「用錢來賺錢」，這對貧窮、沒資本的孩子很不公平。他說：「一個社會如果是用錢來養錢，問題就大了。」這也是他希望透過《行動代號：孫中山》對台灣社會作的警醒。

也因此雖然街上「慵懶系花美男」當道，這幾年同時也有越來越多台灣年輕人站出來抗爭、為勞動階級爭取權利，特別是《行動代號：孫中山》上映前，台灣的少年們才為抗爭轟轟烈烈地佔領了立法院，慵懶的青年們彷彿「換了一張臉」。

易智言說，連原本慵懶的年輕人都走出舒適圈了，代表他們「被逼到極限了」。他認為抗爭是好事，如果政府很厲害、大家自然可以好好過生活；但如果政府不靈光，大家出來講講話、參與社會，其實沒甚麼不好。他說：「我對任何幫弱勢說話的人，都是支持的」，同時有感而發地說：「有些人說要體制內改革，但就是用體制內的方式講不聽，才會有體制外的聲音。」

好導演要讓演員「play」

雖然偏愛挖掘年輕素人演戲，但即使面對新人，易智言說：「我從不說『來，我演一遍，你學我！』」對於表演，他說：「在美國念電影時，老師曾經說，最棒的導演允許演員演，英文裡的演員是player，他們是來play的，你要允許你的演員play，最糟的導演才會阻止他們play。」 因此他更偏愛給演員情境，讓演員玩出不同的可能。

除了帶表演，易智言也帶「心」。桂綸鎂前年得金馬影后時，特別在台上顫抖地謝謝「父親般的易智言導演」一路陪伴，更曾形容易智言：「他給我一個完整的世界，而不是告訴我功利的『黑』與『白』。《藍色大門》至今12年，桂綸鎂、陳柏霖每回遇上人生關卡、或者獲得獎項殊榮，第一個掛在嘴邊感謝的永遠是「易智言」。這回新片上映，二人也熱情透過各種管道為恩師宣傳。

被這些演員當成人生路上的重要師友，易智言說自己的壓力確實不小。他形容：「觸及到一個生命、或者被一個生命觸及，你都是要對他們負責任的。畢竟你改變了他們生命的方向。」

直到現在，桂綸鎂等人遇到人生關卡時，仍然會詢問易智言的意見。易智言說：「我會告訴她我的作法，但同時我會提醒她，『妳要考慮到我是一個男的、我已經幾歲了，所以我會這麼做；但妳的身分、年紀、個性和我不一樣。今天妳是女生、29歲，我們是不一樣的人，妳要用妳自己的身分做選擇』」，他認為，比起直接給年輕人標準答案，如果能幫他們建立思考方法，那才能受用一輩子。

不迷信大製作：台灣適合「精緻小農」

《行動代號：孫中山》控制在台幣三千萬左右，易智言自認這是個很適合台灣電影規模的小成本，不嚮往這幾年華語電影圈迷戀的「大製作」。

他說，台灣的市場規模玩不起大製作，法國、澳洲這些小國也同樣不適合，畢竟大製作的標準來自好萊塢、是帝國生產模式，只有大市場才適合玩大製作。這就像美國土地大，可以大規模農耕，但台灣的土地崎嶇狹小，就適合「精緻小農」。他認為台灣應該找適合自己的電影生產模式。

然而，近年許多台灣導演投入兩岸合拍、或進行各類型跨國大製作，易智言認為這也很好，只是他自己不適合，因為創作已經充滿枷鎖了，得挑戰自己的才華、甚至潔癖，已經夠不自由的了。倘若要加上其他市場的政治和商業審查，真的太讓人疲倦。

他認為，創作最可貴的就是「誠實反映作者」。他感慨自己花了這麼多年時間爭取到一點創作空間，不想再多為自己設下新的枷鎖。他也調皮地說，如果作品夠深刻，如同《藍色大門》，即使無法在中國發行，也還是會悄悄影響當地被壓抑的、性向曖昧的青少年。這樣未嘗不是件美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