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們都誠實：專訪《迴光奏鳴曲》導演錢翔
2014年7月的台北電影節，被視為今年金馬影后大熱門的陳湘琪以錢翔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迴光奏鳴曲》奪得影后。領完獎她到後台媒體採訪區，正當媒體一湧而上時，陳湘琪懇求眾人等一等，她想在採訪區螢幕前，同人在前台的錢翔等下一個獎。果不其然，《迴光奏鳴曲》緊接著奪下「最佳劇情長片獎」，錢翔上台領獎，後台握著影后獎座的陳湘琪激動流下淚來……。
《迴光奏鳴曲》的完成確實來自一連串的等待。與雙親感情甚篤的陳湘琪，在拍攝前遭遇喪親之痛，身心俱疲，幾度婉拒拍攝，錢翔等到最後一刻她才點頭；對入行多年、長年擔任電影攝影的錢翔來說，這也是他蟄伏多年、終於成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厚積薄發的能量，也讓二人一舉入圍第51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女主角獎」。
看見桂綸鎂的「魔術師」
錢翔是台灣電影圈熟悉的一雙眼睛，是資深攝影。許多人津津樂道當年易智言慧眼挖掘桂綸鎂和陳柏霖，然而易智言曾透露，當年拍《藍色大門》，他對於該讓誰演「孟克柔」其實舉棋不定，是攝影師錢翔最後跳出來說，他有把握把桂綸鎂拍得很美、他「有感覺」。
錢翔否認外界說他當攝影是為了最終能當導演說法：「攝影有它迷人的地方，底片時代，整個片場工作一整天，現場只有一個人會知道明天出來的東西是甚麼，那種感覺像魔術師，不像數位時代的拍攝，每個人都能輕易看到，像袖子里的撲克牌被攤在外面了……。」
對攝影的好奇來自童年的不甘。錢翔依然記得12歲時，拍照還是奢侈休閒、相機仍然需要手動對焦的年代，有人送家裡五卷快過期的底片，讓他在三天內拼命拍掉，結果五卷沖出來，只有一張照片成功呈相。無力呈相的不甘讓錢翔始終懊惱，也牽引他後來在大學時選擇讀電影系，接觸曾讓他挫敗的攝影。
公車上與少時靈感重逢
接觸電影後，錢翔跟著吳念真拍片、當《太平天國》的助理導演。後來吳念真看他整天在身邊鬼混，鼓勵他和其他年輕工作人員嘗試寫劇本。
那時錢翔寫了一個關於「空巢期」婦女面對孩子離家的故事，靈感自此一直擱著。後來他一路擔任攝影師、成為當年筆下的中年人，身邊開始有朋友面對「空巢期」的來臨。某天他在公車上，看見一個跟他年紀差不多的女人雙眼無神地坐著，他好奇，這樣一個女人多久沒有愛情和慾望了？那個曾經青春煥發的女孩到哪去了？她是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少年時期勾勒的「空巢期」女人也因此再次走進他的生命。
最後在監制陳保英的督促下，《迴光奏鳴曲》終於拍就，敘述失業的平凡中年女人玲子（陳湘琪飾）的孩子長大離家、丈夫長年在外地，面對失業和更年期忽然來臨之際，她因長時間在醫院照顧婆婆，偶然照料起隔壁病床重傷昏迷的男子（東明相飾），逐漸開啓壓抑許久的慾望和感官……。
聚焦劇變與孤獨後的縫隙
「你如果活老一點，就會一層一層感受到某些事積壓在身上，生活中有許多不得不做、非得如此、或不知道為何但必須做的事情……」在中年之際回頭重鑄這個少年時的靈感，錢翔直言《迴光奏鳴曲》仍然不是一個多複雜、多了不起的故事，故事和手法仍然簡單，甚至沒有太多對白，比起故事，這部電影更像再現一種感受。
然而和當年揣想的人物相比，《迴光奏鳴曲》除了有更成熟的架構，此時台灣社會的樣貌亦非往昔。片中，玲子因為原本工作的紡織廠外移至大陸而失業、丈夫也赴大陸工作，留她獨自在台生活。錢翔說，這些年，台灣中產階級以下的人，生活型態因為中國市場造成劇烈改變。高雄過去有幾千家紡織業，現在只剩幾十家，這些變化衝擊底層人民的生活：「…它產生一種剝離，人和社會的聯結被剝開了，人會因為孤獨等狀態，讓心裡原本跟著社會隨波逐流的東西出現了縫隙，這個縫隙是我們需要談的。」
高雄的產業變遷恰如其分地提供一個完整的時空背景，高雄市政府甚至提供一筆輔導金給錢翔。讓錢翔感動的是，原本高雄市希望他透過電影進行觀光行銷，然而錢翔的作品沒有這個意圖，高雄市知情後仍然大力支持。錢翔說：「這代表台灣在進步，他尊重你的話語權和創作，不會因為給了你的錢就用政治力量進行內容審查。如果是30年前的台灣，政府早就把你斃了……」
殘忍與創作：沒讓我走過去的才是真正的恐懼
雖然《迴光奏鳴曲》以高雄作為背景，所穿透的情感卻也跨諸四海。前些日子錢翔帶著《迴光奏鳴曲》去盧卡諾影展，電影映後，一位說德語的老太太用坑坑巴巴的英文抓著錢翔的手說：「我瞭解你在說甚麼，我知道你在說的『那件事』」。
手刃多數人共有、但始終不願直視的生命困境看似慘忍，但錢翔說：「在創作裡頭，有些地方你得走過去，那是跨過自己的恐懼，作品中的恐懼跟自己生命的恐懼是相同的 ……」然而對於這個跨度，錢翔形容：「每個創作都在挑戰自己的恐懼……然而當你意識到那個恐懼時，他不是真的恐懼。真正讓我回頭、我沒走過去的才是恐懼…如果我還要繼續努力，是要從那裡再往前走。這是創作最有意思的部份。」
拍電影像「玩碟仙」
追問創作意念時，錢翔習慣先闡明：「這不是我個人的創作。」直說：「導演真的沒那麼偉大……電影是集體創作，個人意志能主宰的事情少之又少。」
錢翔說拍電影就像是「玩碟仙」，三個人用指頭扶著碟子，碟子會往預想不到的地方跑：「用物理觀點來看，這是因為三個力不一樣、形成一個綜合的力。這就像拍電影，導演也只有一個手指頭，所以電影會拍出自己的生命，導演因而需要各種意見和幫助」，而錢翔很享受這個過程：「我相信一部好電影背後會有很棒的團隊；但如果電影砸了，導演得負責任。通常如此，沒有例外。」
「玲子」因此不是錢翔一個人的「玲子」。她在片中的種種表現，都源自製作團隊在每一場戲前的集體討論：「我們會先想，這場戲前後，玲子做了甚麼？這樣的情境，如果是我，我會做甚麼？如果是陳湘琪，她會做甚麼？而這種情況換做是玲子這樣的女人，她又會做甚麼？」監制、美術、服裝等工作人員都常加入想像玲子的行列、大量提供女性觀點，錢翔也非常仰賴他們的建議，甚至戲謔地說：「有時候男人少說些話，世界會更好……。」
談新浪潮的「鄉愁」：至少我們都誠實
許多人在《迴光奏鳴曲》中看見蔡明亮的影子和新浪潮電影的情懷。錢翔說自己確實幸運地受那個時代的滋育，但他沒有能耐繼承他們。
1980年代的錢翔還是大學生，他說自己是台灣第一代可以大方在課堂上討論左派理論的學生。那時「小劇場」初興、「新電影」如日中天，許多有理想的老師返台教書，帶著學生們一起讀書、開讀書會，下了課就帶著他們上街頭看社會運動，緊接著又遇上解嚴和「野百合」，政治和社會的鉅變山雨欲來……。
錢翔說自己是漫天花火中看風景的人：「時代不一樣、人不一樣。我沒有繼承，我只是懷念……剛好在那個時代，這些人開了花，我經過路邊，我看到了花，花的氣味記在我心理……。如果有甚麼東西是連上的，那是我們至少都誠實。這種誠實拍片的方式在台灣沒有斷掉過，從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易智言、陳國富、沈可尚……這是新電影最重要的精神指標…這種誠實，是‘只為自己和時代、社會說些甚麼’，不為商業或國家。」
然而面對電影市場，錢翔並不獨尊他對誠實抒情的信仰。
「我相信電影工業需要各種電影形式，我很高興新浪潮滋育我們，但那個時代商業電影死掉了，那也是個不健康的年代。我最期待的是多元，有《大尾鱸鰻》、有《艋舺》、有《郊遊》，好健康！這是很好的事，當社會多元的時候，豐富性和層次都會清楚。」
錢翔說，80年代的新浪潮是他的「鄉愁」，美雖美矣，但不及當下的台灣電影野心勃勃、充滿生氣。然而彼時獲得的刺激仍滋養他，有些嘗起來甚至仍模糊晦澀。他感慨，比起當時就能早慧站上浪頭的人，他不聰明、而且動作總是慢。對於那個時代，他得用整個人生去消化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