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國海關總署突然宣布因蟲害問題，暫停進口台灣鳳梨，重擊國內最大宗的水果出口市場，一片譁然下，國民喊出「吃鳳梨，救農民」的口號與行動支持農業，喚起政府與社會對農業外銷策略與經濟的問題意識。在國際貿易社會下，政治情勢往往牽動龐大的經濟體，此一事件讓人不禁想起，作為台灣重要出口貨物的農產品似乎自古以來就難逃背負政治壓力的宿命，因此希望藉由回溯帝國殖民台灣的背景，探討農產品在殖民時期被賦予的政治意義與權力。
十五到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當時殖民主義與重商主義引領國際風潮，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列強開始侵略亞洲、中南美洲與非洲等地區，進行資源與領土的掠奪，大規模的貿易經濟逐漸形成，1624年荷蘭人來台拓展殖民版圖，並引進中國漢人移民開墾土地，以甘蔗、稻米為大宗作物大規模、系統性的種植，技術進步之下，甘蔗（糖）成為台灣的主要外銷品，稻米則能夠提供內需，並也種植許多種經濟作物，從此台灣開始從過去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出口導向的農業貿易經濟，也可以說，從此開始農產不再僅是供給民生所需的食物，它們還帶有些許政治色彩，是帝國可做為掌控殖民地及國際社會的籌碼之一。到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喊出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引入更加先進的技術，改良糖業生產、蓬萊米、樟腦、茶葉、鳳梨、菸草等作物，將工業化、機械化的產業鏈與系統融合到農業中，農產品更講求商品化、企業化的外銷經營，開啟台灣在農業現代化與資本化的重要進程。在這樣殖民背景下的台灣，殖民國無形的在農業上灌輸其政治權力，大致可分為對外（國際上）與對內（殖民地與殖民國）兩個面向來討論。
對外來看，農業貿易的國際化帶有帝國的權威性及優越感，對歐亞列強來說，掠奪的領土越多，能夠握有的國際權力越大，專賣、壟斷等殖民國習慣採取的商業制度支配了全球市場，因此得以作為政治操作手段，而在不斷貿易的市場中，各國得到的好處則是能夠嚐到來自各地的農產品，加以改良成為本土化與在地化的食物，同樣的影響了國際的飲食習慣，例如糖、茶葉流進歐洲市場，成為菁英與皇室權貴象徵的食物，但階級卻也因此助長不人道的奴隸買賣制度等，利用統治階層在經濟與政治上的權力塑造食物與農產品在國際上的地位。
對內來說，當殖民國開始干預農業就形成了一個種植階級，勞資方的存在讓現今看來以不具正當性的方式與理由掠奪土地及權力的殖民者，有所謂的正當性得以控制被殖民者的農耕行動，從大尺度來看，台灣因為殖民權力步入國際並走向現代化，也因此增加經濟能力，然而歷史的悲劇卻隱含於沒有權力的農民與勞方受到的壓榨，從日治時期留傳的諺語「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大概就是農民受壓迫的集體記憶，殖民國藉由農業及其衍生的產業鏈作為政治手段，控制當代社會與人民的行為，選擇栽種何種作物會受到內地飲食習慣的民族與文化認同影響，進一步深化對殖民者的國族意識，且佐以政治宣傳形塑母國對殖民地統治的力量，如1935年日本內地舉辦的「臺灣博覽會」當中對於特產的宣傳，而農產品運銷回內地，除了供給殖民母國需要但無法自行栽種的產品，也是彰顯帝國主義的成功與地位，並在母國內發展工業等其他產業，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型態。
台灣的農產品對殖民國來說是國內經濟產業發展及增強殖民意識的重要加速器，其背後蘊含的政治意涵深遠，並把持著受支配那方的命運。
直至現今，雖然帝國殖民主義的時代已沒落，但無論是國際貿易、政治角力、文化認同與意識、國家宣傳等行為，農產品背負的政治責任與權力仍以不同形式存在於各地，不斷以自身受人類賦於的意義悄悄影響整個國際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