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邊的小醫生
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每天都夢想著能穿著醫師的白袍在床邊照顧病人，就像英國畫家盧克·菲爾德斯的圖畫一樣。
那幅畫描述一名小男孩生了重病瀕臨死亡，父母親在旁邊無助的啜泣。旁邊的小桌燈還亮著，但是窗邊已經有晨曦照進來了，可見醫生整夜未睡都在床邊照顧小男孩。雖然他沒有任何工具（聽診器、超音波、X光、電腦斷層掃描、抽血、驗尿等），只有一顆愛心和一雙溫暖的手。
後來我當了內科住院醫師，唯一記得的是對我們很嚴格（very strict）、對病人卻很溫柔的主治醫師（vs），以及每天都要準備的應對緊張床邊查房的豐富資料、永遠開不完的晨會、戎長的病例討論、一袋又一袋的生理鹽水，睡眠不足的眼睛和一拖拉庫的汗水、淚水。
有時候我會遇見急性腎傷害（AKI）的病人，病人痛苦的樣子令我下定決心將來一定不要走腎臟科。但是後來有一位主治醫師指導我寫了一位不完全性遠端腎小管性酸中毒病人的病歷報告，卻讓我變成了年輕腎臟科主治醫師。
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醫界正在如火如荼地研究 AKI 的各種新穎治療。有ㄧ次我遇見ㄧ名 AKI 的病人，主治醫生問大家要如何治療。每ㄧ個人都講得口沫橫飛，但是主治醫生的答案卻是「等待與希望」（「基度山恩仇記」），意思是「支持性治療」。
當時的教科書說 AKI 是腎功能在短期內惡化， 分為三期：少尿期、恢復期、多尿期。也分為三型：腎前性（低血量、急性心衰竭）、腎性（急性腎小管壞死）、腎後性（泌尿道阻塞）。
但是這個分類並不適當，因為至少有一半的人沒有少尿，而且有恢復期的病人只佔了少部分。事實上 AKI 病人的預後並不像當初醫界想像的那樣美好，因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就像「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劉長卿）一樣。
由於人口的老化以及多重疾病（敗血症、癌症、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肝臟病）的盛行，目前 AKI 佔住院病人的 5–15%，佔 ICU 病人的 50–60%（經常合併有多器官衰竭），可惜只有少數病人在出院後被轉介去腎臟科。AKI 的短期死亡率高達 20–50%（尤其是第三期或有洗腎者）。而存活者的 25–30% 會復發 AKI，40% 再入院，40% 變成慢性腎臟病或心血管疾病，每年的死亡率則是 10%。甚至 2014 年的研究發現 AKI 的死亡率比急性心肌梗塞更高。
歷經 40 年的醫學進步，AKI 的治療仍然是「支持性治療」：維持血壓、體液、電解質、酸鹼平衡，治療原發疾病、避免傷害腎臟（感染、腎毒性藥物、泌尿道阻塞）、洗腎等。
2021 年的統合分析（11 個隨機分配對照臨床試驗 ，N = 5086）發現與延緩洗腎比較（> 1 天，平均是 1–3 天），早期洗腎（1 天內）不能降低 28 天內的死亡率，而且會增加洗腎的併發症（感染、低血壓）。亦即只有緊急情況（急性肺水腫、代謝性酸中毒、高血鉀、急性意識障礙）的第三期 AKI 病人才需要提早洗腎。
雷諾瓦是以女性人物像著名的法國印象派畫家，他在 51 歲時罹患類風濕關節炎。即使坐在輪椅上、兩隻手都已經變形，他在 78 歲去世前的 27 年間還是請家人把畫筆綁在手上作畫，馬諦斯（以單純的線條、色塊表達自己強烈感受的野獸派的主角）曾問他為何要如此自苦，他說：「痛苦會過去，美麗卻會留下來」。AKI 會過去，醫生的關心（也是一種「支持性治療」）卻會留下來。
每一個人都希望痛苦趕快過去。對我來說，住院醫師的痛苦回憶已經過去了，就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蘇軾）一樣，留下的是「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
但是「如果幸福僅僅意味著沒有痛苦，那麼螞蟻也許比我們更幸福。然而，我們人類卻能體會到螞蟻所不知道的快樂」（芥川龍之介）、「沒有苦的甜味是不會甜的」（電影「香草天空」）。而且「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有眼睛卻發現不了美，有耳朵卻不會欣賞音樂，有心靈卻無法理解什麼是真。不會感動，也不會充滿激懷」（「窗邊的小荳荳」）。
床邊的小醫生就像窗邊的小荳荳一樣：「學著去看、學著去聽、學著去感覺、學著去聞、學著去知道」（創立住院醫師訓練制度的美國醫生威廉.歐斯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