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文化】淺介台北同志空間

雖然近日的社會風氣逐漸開放,許多同志仍面臨著來自家人、社會的壓力而不敢出櫃,即使是穩定交往的伴侶也不敢像異性戀伴侶一樣在大街上擁抱、親吻。因而在台北,同志社群們發展出了自己的社群空間,讓同志們在這些空間中能夠自在的舒展,無論是情慾還是身體外部內部的展演,都毫無保留展現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面。以下介紹兩個歷史悠久的台北同志集散地:

新公園(二二八公園)

新公園/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今日樣貌 (Source:https://photo.network.com.tw/scenery/FCE52D57-8A53-46C3-8653-491C46E9F24C_d.jpg)
「我們一個個都豎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滿佈的森林中,一群劫後餘生的麋鹿,異常警覺的聆聽著。風吹草動,每一聲對我們都是一種警告。只要那打著鐵釘的警察皮靴,咯軋咯軋,從那片棕櫚叢中,一旦侵襲到我們的疆域裡,我們便會不約而同,倏地一下,作鳥獸散。」
「我們這個王國,歷史曖昧,不知道是誰創立的,也不知道始於何時,然而在我們這個極隱秘,極不合法的叢爾小國中,這些年,卻也發生過不少可歌可泣,不足與外人道也的滄桑痛史。」 — — 白先勇《孽子》
公視2003年改編《孽子》電視劇 (Source: http://link.photo.pchome.com.tw/s08/md06228/3/123860099240)

四十年前,白先勇《孽子》一書中描寫小青(《孽子》中的主角)因為同性情慾被學校退學,又被父親逐出家門後,只能在台北街頭閒晃,最後走進新公園,並在裡面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的故事。書中不隱晦的寫到從年輕人到老年人,入夜後的新公園總有人在這流連忘返、尋花問柳,諸如歷史博物館後大榕樹的花態柳情,還有公共廁所內的傳說,這些同志之間流傳的耳語都更添加了228公園作為同志私密天地的神秘,因而過去五十年來,新公園被男同志們稱為「公司」、「台北總公司」。

至於男同志是如何與新公園這個空間互涉的,詩人陳克華(也是出櫃男同志)就曾在他的一系列專欄《我的雲端情人》當中寫到台北同志的週末夜晚是這樣度過的:「三五好友相約吃晚餐,飯後同去新公園走走,入園後各自散開,相約關門後在某出口見。如果這期間有人釣到人提前離開也不必知會,同伴皆能體諒。一起用完消夜再往某gaybar續攤,三杯啤酒下肚,狂舞一陣,回到舊台大醫院前「漢諾瓦街」站壁,精神好一點可以熬到天色微亮,晨起運動的人蹤已現,才依依不捨回家補眠。」

而晶晶書庫合夥人賴正哲(阿哲)曾以空間的角度重新審視228公園,在阿哲的研究當中,有一位受訪者Bruce表示公園靠東側的大榕樹、花架區因為常有青少年聚集、被稱為「兒童區」,而花架下的「妹子亭」近年來更成為「妹子」們說長道短的八卦放送中心;TAIPEI字型剪樹區則是「叢林猛獸區」,昏暗的樹影下遊獵情慾在此顯得格外生猛,至於陳納德將軍碑與駿馬雕像附近是「老人區」。(1)賴正哲的研究因而指出,就算是男同志在同一個空間當中還是會有各式各樣的異質性同時在發生。

而228公園作為政治角力之下帶有族群意味的空間文化象徵在此又有性別族群的成分滲入,這些又給228公園帶來更為複雜的歷史以及群眾記憶,也因為男同志族群的參與,讓228公園除了作為一個我們熟知歷史符號之外,有了能被性別意義翻轉的可能性。

雖說時至今日,網路與交友軟體漸趨發達,228公園仍保有它實體相見以及有諸多偶發性可能的刺激感,且作為同志族群(尤其是男同志族群)對於自己身世認同的聖地,228公園在同志心中仍有無可動搖的地位。


西門紅樓

(Source: https://farm9.staticflickr.com/8297/8019302118_5675cb4aac_b.jpg)
「可能,我搭了一程公車到西門町,由於錢不夠,就也擺脫了町內密佈於途的拉客。可能,我到紅樓看了一部叫不出名字的片子,當我緩慢適應了周遭一片漆黑之後,幢幢如置身在夜潮的灌木林裡。我背後一叢叢灌木發出咻咻聲,漫山遍野騷攪著亂影,煽出腥味。我冰冷顫抖像枯木上僅剩的一片黃葉,躲至劇終散場,我見自己臨崖懸坐在陡峭廂樓,腳軟嘴麻。我不敢回頭,但我還是回頭,瞥見了空蕩座椅地階上散棄著擦拭過的衛生紙如一坡地盛開的白牽牛。」 — — 朱天文《荒人手記》
(Source: http://pic.pimg.tw/linusvanpelt/74c7826b4aa00224d0f96d1765abce4e.jpg)

同志文學經典,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中,描寫到主角小韶在奄奄一息而了無生氣的時刻,會用帶著某種自暴自棄的心態走到改建前的西門紅樓。不透光,不清場,時常播放色情電影的西門紅樓二輪電影院彼時是諸多同志在無法見光的情況下,能夠找到同類宣洩的出口。

西門紅樓在日治時代本是日本移民在台灣的主要消費市場,也稱為「新起街市場」,戰後則由國民政府將之改建為「滬圓劇場」,並於劇場內表演京劇,但劇場內表演的京劇並不受當時的中國大陸移民歡迎,又因為電影在台灣逐漸普及,「滬圓劇場」遂又改建為「紅樓電影院」。後因為西門町的大型電影院漸多,紅樓電影院無其競爭優勢,遂開始以放映二輪電影以及色情電影為主。據鄉野傳奇,因為臨近新公園,又因二輪戲院的價格低廉以及不清場的特性,常常會有外省同志伯伯駐足流連,躲在座位後排或是廁所等著與人發生性行為;而在西門紅樓的廁所裡面也常見同志們交換資訊而留在墻壁上的塗鴉與專屬的密碼,讓當時不能見光的他們能夠有互相交流的管道。

爾後,政府開始推廣西門紅樓的文創產業,又有許多同志酒吧進駐西門紅樓,因此無論是喝酒、跳舞、交友,或是購買情趣用品以及內衣褲都可以在這裡得到滿足,此區域也因此成為台北新一代且規模最大的同志集散地。

然上述的同志空間都只能藏身在城市的一個角落,而一個「空間」似乎也要有隱暗、私密的特性才能夠成為「同志空間」(如228公園要入夜之後才會有同志群聚,而西門的酒吧群也都藏身在紅樓的後面),好像暗示著同志空間只要不出現在大家都可見的光天化日之下,才可以被默許。可見,雖然有上述同志空間的存在,同志族群在這個社會中被污名的情況仍十分嚴重,而這樣特別存在的「同志空間」,是否本身就是一種標籤化的行為?或是是同志們在沒有選擇之下的選擇?從228公園、西門紅樓再到「川湯事件」(一名異性戀在一個大部分為同志光顧的三溫暖被性騷擾),「同志空間」是怎麼存在在這個社會的,以及它所代表的意涵,都是我們要不斷去反思的問題。

注 :
(1)此一採訪內容摘自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3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