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排黑條款能排「黑」？或許⋯⋯根本不應「排」黑？！淺談選罷法第26條被選舉權的前科限制
February,10 2023, 趙耕模
一、前言
2022年九合一大選後，排黑條款「又」被拿出來討論，行政院也在第3833次院會火速通過了選罷法修正草案（註１）。這裡的「排黑條款」，係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的第26條（沒錯，都是第26條），規定有特定刑事紀錄（下稱特定前科）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首先要先問，立法者「想要」排的「黑」，到底包含什麼？是所謂的「黑道」（下稱特殊的社會勢力）？是有重罪前科者？還是什麼？再來，是否應該「排黑」？最後，是否應該以「剝奪」其競選公職權（被選舉權）為手段？還是有其他方法？
我國在被選舉權限制的學說與實務，尚未有完整一套的定見，而關於被選舉權消極資格限制的相關研究亦少，對該如何看待以前科來限制被選舉權，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考面向。
二、擴大排黑條款的簡史
2000年初，當時已有「排黑條款」的相關討論（陳朝建，2003）。民國92年4月30日，行政院第2837次院會決議通過草案，民國92年10月，總統選舉罷免法完成大修，成功擴大排黑條款。但隨後政府想於選罷法如法炮製，政府試圖推動擴大排黑條款，於民國94年11月行政院第2963次院會通過草案，最終確定於民國96年11月年未能通過（註２）。
總統選罷法因「總統、副總統為國家之正、副元首，地位崇隆」，又因全國在每四年僅有一組候選人會當選，所以設定選舉資格限制時，產生的爭議稍微較少，阻力也較小。
不論是2000年代其他的委員提案，或是行政院先後於2018（註３）、2022（註４）年再次草擬出的修正案，目前的進度都一樣，均是完成一讀後在委員會待審。
由上述可知，包含2000年代，和2018、2022的兩次大選之後，政府均有提出相關的選罷法修正草案。內容從擴大排黑條款、納入國安三法、甚至到納入「黑金毒槍」，一次比一次的範圍更大。
p.s. 其實無論是總統選罷法還是選罷法（下稱兩法），本來就有前科限制的排黑條款，例如有內亂、外患、貪污、投票行賄、妨害投票自由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總統選罷法的限制則是再多一點，詳見兩法的第26條。所以與其說是提出、或制定排黑條款，不如更精確的說，應該是擴大排黑條款哦！
三、被選舉權的應採嚴格審查
許宗力大法官在釋字 578 號解釋（民國93年5月做成）之「協同意見書」中不僅率先指出三種寬嚴不同的審查基準，並例示基準選擇應考量的因素，堪稱我國釋憲實務建立違憲審查基準體系之先聲！（湯德宗，2009）
本文以為，本案涉及的被選舉權，屬根本的基本權（註５）（a fundamental right）（湯德宗，2015），相較於服公職權帶有一點程序性保障和工作權的內涵，競選公職權的違憲審查標準（審查密度）應該更高。今為永久之限制，對基本權的干預程度甚大。惟係爭規範與我國的國情（政治社會情勢）高度相關，司法權較欠缺政策制定之專業性和評價的適當性。然預先設定特定無法參選的資格，有時又易落於以法律工具來達成政治上的競爭（David Ross，2022，詳見下註６），為避免法律的限制成為對付政敵的工具，固基本上應採嚴格審查。
四、納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 — 「擴張」納入排黑條款時的思考
將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者，從現今的有期徒刑以上，改成有罪判決確定，就剝奪其登記成候選人的機會，實際意義不大，最多是一種「政策宣示」。 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已有「有期徒刑以上確定不得參選」的規定，且政黨若提名候選人，而其於登記為候選人之日5年內，被判處本條例之罪確定者，每有1名，政黨會被處1000～5000萬元的罰鍰，但十年內中選會從未對政黨開罰過，亦即，從未動用過此條款。（潘維庭，2022）。但近期對於所謂「排黑條款」的討論卻有增無減，由此可見，對於「政府想達到目的」，係爭限制效果不彰。政院的修正案預計將現行的「有期徒刑以上確定」改成「有罪判決確定」，但修正的真正目的，不應該是處理那些「被判拘役、罰金」的「小咖」。
組織犯罪條例的「犯罪組織」之定義嚴格（註７），與日本看似成果不錯的《暴力團對策法》的面臨類似的情形，日本雖靠該法算是成功瓦解「名聲遠播的山口組」，但新興起之諸多之非有明顯上下階層關係的「準暴力團」，出現準暴力團灰色地帶的問題，也是日本面對的新興問題（註８）。由此可知，此等「特殊的社會勢力」，是許多國家面對的問題。在有民主憲政秩序的國家，非能如此理想地，靠單一個看似「很有魄力」的法規即能解決，因為沒有那麼好定義什麼人屬於「係爭社會勢力」！相關法規措施仍值得立法者在制定其他法案時的參考，但並非本法。
五、擴張選罷法第26條之其他前科限制時的思考
（一）立法者應考量，係爭人物是否對公權力之取得、行使或存續產生直接（效果的直接）重大（傷及公權力的本質核心內涵）的危害？
本案與釋字584，雖同樣以前科來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但工作權與參政權性質不同，參政權的保護更為基本（屬根本的基本權）。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584的協同意見書有指出：「職業自由屬經濟基本權領域，在美國一般採寬鬆審查，德國中度審查，所採標準雖然有異，但都不認為應該嚴格審查者」。在美國，若考量職業自由限制與個人人格發展密不可分時，可提升至「較」嚴格的審查標準（註９）。
然本案除了預防再犯外，應該證明的是，所謂的黑道、黑金提供者（下稱係爭人物），是否就代表身上即有相關刑事紀錄？有多少有前科的公職人員，於選上後再次犯罪？有多少是利用職務，而再次犯罪？有論者謂，此做法僅是想減少係爭人物從政的機會，並沒有要將其一網打盡。然綜社會情勢觀之，有多少係爭人物，有能力在退出政壇後，成功接棒給無相關前科之親朋好友？甚至因其勢力夠大，可以直接找上當選者，持續對政治發揮影響力。（潘維庭，2022）
此例一開，勢必會有不斷擴大參政權限制條款的倡議，因為無論以什麼罪名來涵蓋，勢必「涵蓋不足（under-inclusive）」又「涵蓋過廣（over-inclusive）」，而每增加一個條款，又有人會覺得仍然「涵蓋不足」。因為本案想要限制的，不單純是一有特定前科之人，而是一種無法用刑事犯罪紀錄來定義的社會勢力。若要限制有「特定前科者」之幾親等內不得參選，對根本之基本權的限制程度與範圍則更大，涵蓋過廣的問題將更加嚴重，固不待言。
為維護對國家之「忠誠義務」（本文定義為「維護公權力得以存續」），或為了貫徹清廉參政（本文定義為「維護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之正當」）而訂立的措施，國外有相關立法，像是有叛國、貪污等相關前科，剝奪其競選公職權，或許較無疑慮。至於洗錢、製造或運毒、擁槍自重者，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可認為屬對「公權力之取得與行使」有直接重大的危害。 立法時，仍應參考上述之思考方式，若確認對對「公權力之取得與行使」有直接重大的危害，可考慮「限制一定期間的登記參選權」為主，永久剝奪為輔，使手段與目的間有直接必要關聯，且對目的之達成，屬侵害最小的手段。若可認已無直接重大危害，則應適時解除限制，使符合憲法保障參政權之本旨。
（二）對公權力的「信賴」 — — 社會觀感問題
對公權力單純之「信賴」和「觀感」，本文認為與前段的程度稍有不同。主要的目的並非認為渠等會於任內再次犯案，而是因其「曾」「侵害法益甚鉅」、「反社會性顯較強烈」（參見歷年的行政院選罷法修正草案總說明）等等原因。
從另一方面言之，若為觀感問題，實則應交由選民選出符合他們觀感期待的公職人員。若係爭人物仍然當選，則應討論其他制度與法規的可能。是否可對地方選舉制度進行討論？若係爭人物以不法手段使自己當選，是不是相關刑事手段與以咎責？
有重罪前科者，不應一律剝奪被選舉權，而是要挑選特定犯罪類型，且也要考量犯罪程度與犯罪至今過了多久。例如曾有竊盜前科者，雖然不被社會通念所接納，但以「曾有此等前科」為理由，「直接剝奪」其「參選」議員或里長的資格，是否為必要？且若針對多種重罪類型剝奪基本權，會比現行法規更廣泛地與褫奪公權重疊的情形，且可能使「褫奪公權終身」一般化，而非原本的個別化。至於褫奪公權的制度意義與其設計，又為另一命題，本文尚不予以細究。
法制改革論最大的難題在於雖然仍可能符合法律保留的原則，但卻未必可以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的基本要求，亦即部分的改革措施對於黑道人權的限制也許真的過當了一些。（陳朝建，2003）
（三）小結
承上，候選人適任與否，與其一概剝奪特定人之參政權，不如交由選民自由決定。若有必要，則應盡量以「限制一定期間」為主要的方向，不得已才永久剝奪。職是，有論者認為政府應該提供候選人相關的前科或特定的前科資料，人民可以更加輕易地查到候選人的相關資料，使人民可有更完整的資訊以對候選人進行選擇。此種作法是否有當，本文將於下方試論。
六、是否應強制揭露前科紀錄？
（一）彌補被選舉人資訊隱私與公民之資訊落差？有無適度篩選可能？
釋字603，個人隱私資訊的蒐集，對與個人人格發展密切相關私密敏感資訊，強制揭露通常不為人知的犯罪前科，已對憲法第22條所保障的資訊自主權造成限制，具有嚴重的標籤化作用。透過「公眾媒體傳播且留下紀錄」，對隱私權的干預甚鉅，已與資訊隱私權的剝奪無異（若是提供前科資料給選委會審查，相較之下侵害較小一點），在學理上，原則上應採嚴格審查，若可考量本案的係爭措施，係為刑事政策的一環，綜合考量其再社會化、預防再犯、維護社會秩序之政策目的，政府部門相較於司法權，更有專業性，可適度降低審查標準，採中度審查。另外，本案的性質上，針對那些「欲參選者」的部分前科個資進行揭露，似帶有對參政權、平等權的附帶干預。
彌補被選舉人的資訊隱私與公民之資訊落差，為助於民主制度健全發展，使人民有更多必要的資訊，以自己的意志選出最適合的人，可認屬（極）重要公共利益。
接下來，應先討論，有多少係爭人物順利當選，是因「選民不知該候選人有相關刑事紀錄」？若多數選民均認知到係爭人物有相關背景，仍然願意投給他，則是否公開刑事紀錄，與普遍的選民選擇較無關聯，而只是流於標籤化的作用而已。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有沒有公布，而是其他面向。就此而論，手段與目的間欠缺實質關聯。
國家帶頭講極具標籤化作用的私密敏感個資，明白地印製於選舉公報上，並有昭告天下的效果。且立法者通常想涵蓋的是較重的犯罪，有犯罪的情事越重，標籤化的作用便越大，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和時間才有可能減弱，有些甚至永遠無法撕去。
（二）有無自主提供之可能？
關於法院的判決書，除了特殊案件，不然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均查得到，資訊已經以最小侵害的方式公諸於眾。就算並無參選意願的人民，其陳年往事也會被依相同之標準處理，雖然有時係爭人物會改名等等，增加資料搜尋的難度，但已屬現行法下，權衡公益與私益的作法。故進行資料的查詢、蒐集、整理、比對各種訊息與犯罪事實，才能確定是否為該候選人，雖然資訊落差排除之成本較高，但屬仍有助於目的達成之侵害較小的替代手段。
綜上，民間可專門致力於相關資料蒐集的組織或團體，並提供選民參考，亦可考慮候選人可「自行提供」（自己主動揭露）給選委會，關於自己有無前科紀錄的資訊（亦即，可表明自己無前科紀錄），並編印於選舉公報和選委會網站。上述兩種方式都是侵害較小（或最小）的替代手段。
有論者謂，這是變向使人人要提供前科資料。但本文以為，這正是民主選舉的理想模式。候選人應盡力說服選民自己適任，徵得選民的認同。雖然選舉公報不可能將所有的個資放上去，但前科資料若為候選人主動提供，一方面降低強制標籤化的效果，一方面使其與成為選民投票的參據之一，應非不可。
弭平資訊落差，使人民有「足夠的正確資訊」來實現「真正的民主」，相當重要，但「政府帶頭強制」候選人揭露前科，或者是篩選一些與公權力行使直接相關的前科來揭露，本文以為，與憲法的原理原則似有未符。
（三）小結
普遍剝奪參選資格與強制揭露前科，目的與手段間並非「嚴密剪裁」、亦非無侵害更小的手段。至於由選委會個別審查其有無取得參政權資格的適當性，似為「最有可能大量組織係爭特殊社會勢力大量掌握公權力的方式」，但，是否可行？
七、個別化處理：以要求政黨自我管控為主
個別是否應該被提名，應交給個別政黨審核，何人較符合其政黨價值。若交由中選會為之，其雖為國家之「獨立機關」，但如此太容易成為對付政敵的手段，因此應為不妥。
另外，或許可以參考印度的作法，要求政黨應自我把關所提名的候選人，且應對「為何提名此候選人」，給出實質充分的理由，且理由須與該公職密切相關。充分與否的認定，可以考慮交給司法權，避免成為政治競爭的手段。
根據台灣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護協會所做的2022年調查發現，全國現任885名議員中，有高達136名具前科紀錄，比例達15.37%，2022年九合一大選時，協會理事長黃國昌表示，也有將候選人的前科紀錄，經過多重資料比對確認，放置於「2022全國議員候選人犯罪前科大追擊網站（註１０）」（李秉芳，2022）。未來的相關的資訊，若欲持續關注，讀者們可參見協會官網（註１１）。看待這些紀錄時，應避免「有前科即非好人」的想法，避免落入「善惡二分」的窠臼（註１２）。
八、最後看看國外怎麼做 — — 以美國與印度為例
（一）美國並未對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參選資格有「排黑」限制，但有部分的州公職，有做出某種程度的排黑。
美國憲法並未限制重罪犯去參選總統（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的適用也有爭議，詳見Dave Ross (2022)，完整條文見下註１３），亦或是取得眾議院或參議員的資格，美國學界基本上也認為，不可用聯邦法律或州法律來對其進行限制，但若有叛國行為（treason）則另當別論。至於部分州縣，有對州以下的公職做出某種的排黑限制（註１４）。
（二）印度一直有政治排黑的討論
印度（註１５）一直從1999至今，一直有「限制有前科之代議士」的討論、發展與拉扯。印度最高法院曾做出數個判決，其中最近期的是2020和2021的這兩次（註１６）。
印度最高法院表示，而提名的政黨須將相關資料置於自己的官網、社群媒體，和兩家的報紙，且所說明的理由，須與該被提名人對該職務的適任資格、其個人的成就、功德相關，不能只是「因為該候選人民調最高，所以本黨提名一位最有可能勝選的同志」。
對此判決，有政黨和國會同時表示支持，認為其有助於處理「政治（此指地方議會）的罪犯化」（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litics）。（“Parties” , 2021）2021年8月10日，印度最高法院因政黨於仍提名涉及刑案的候選人時，未給予能令人信服的理由，於受理案件後，判決8個政黨「藐視法庭（的判決）」（guilty of contempt of court），判處罰金。但由於印度的議會至上思想，造成司法權有時難以抗衡立法權。故印度最高法院的判決，在政府的實踐上，似乎仍然困難重重。（“There’s No Much”, 2022）
九、結語
誠如學者羅承宗曾受訪表示，排黑條款的立法是基於「我覺得這樣的人當選公職不好，所以我事先幫人民把關」的這種保姆心態。（甯其遠，2022）
我國曾經以學歷做為競選公職的門檻，釋字290時雖宣告合憲，但後來立法者自行修法，去除限制，現在只是供選民參考。釋字340、468，登記參選或連署保證金仍形成被選舉權的財產限制。從上述幾個憲法解釋，其實可看出，只要是關於參政權的限制，大法官最後均不免俗地提及：「被選舉權行使之要件，當然應隨社會變遷及政治發展之情形，適時檢討改進，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參政權之本旨。」
若依社會變遷和政治情勢，認為「立法者無任何避免政治持續黑化的積極作為」，和「國民已無法依自我意志避免政治黑化（但此種情況基本在國民教育較不普及才會發生）」，且情形已相當嚴重，則才可能為了維護最根本的憲法價值，而有破例降低審查標準之討論。被選舉權行使之要件，當然應隨社會變遷及政治發展之情形，適時檢討改進，是為實務上，大法官對於此類案件的一貫態度。
本文認為，若確有必要，先考慮對「特定的前科」做一定時間內不得參選之限制，而盡量避免永久禁止和前科揭露，但參選人若要自行提供有無前科紀錄，應非不可。由上述的章節可知，重罪犯不得參選恐與褫奪公權重疊，且本文於此再次強調，要「真的有必要」才可以去限制，切忌避免無限擴張和打擊過廣，防止以立法限制達成政治競爭的目的。
政黨要自行建立控管機制，應給出「為何仍提名此有特定前科的候選人」的理由，並交由民意來檢視其政黨價值與管控成效。若要真正排黑，應從其他法規或修改組織犯罪條例來進行，勿病急亂投醫。 就算禁止某些前科人參選，不僅容易打擊過廣，還時常阻止不了真正有權勢之人繼續擴張勢力範圍。減少係爭人物的從政機會，應從選民之自律做起。
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表示，台灣地方議會是黑金最密集的之處，希望選民為了台灣民主，不要再投票給這些人。（李秉芳，2022）
至於排黑條款的立法，最終是否完成立法？通過的條文為何？亦或在國會中不了了之？均不得而知。且各種犯罪類型，對應到哪種程度的限制，各種細項均須獨立討論，衡酌各種情形以綜合判斷，勢必將會有相當廣泛的討論。可以預見，若想大幅擴張選罷法第26條的前科限制，又想符合憲法精神，那就會是立法工作中，耗時耗力的大工程，無法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果。
本文僅整理部分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提出可能的思考模式。讀者也可以思考，解決黑金政治，是否完善「排黑條款」即足以？還是背後有更龐大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單純立法即可妥善處理的？或從其他方面，例如降低素人參選門檻，檢討地方選舉制度、改變相當花錢的選舉文化等等，實現政黨自律（甚至黨職也要貫徹排黑精神）和選民自律。我國競選費用太高，連最基本的參選都有高額的保證金門檻，2022年7月1日，政黨「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再次提出參選保證金的釋憲聲請（註１７）。各界嘗試，絕不僅止於此，未來相關的討論資訊，值得妳我掌握，選民與政黨自身也要擦亮眼睛。
引註資料
註１：2022年12月5日時，內政部表示「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洗錢防制法」等罪經判刑確定者，是否亦納入限制參選範圍，因相關法條規範之犯罪行為態樣、罪刑不一，尚須在限制參選之公益性及參政權保障作衡平考量。同月15日，政院火速通過修正草案。院版的草案中將曾犯《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反滲透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包括製造、運送、販售毒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槍）或《洗錢防制法》（金，洗錢）、搓圓仔湯行為（若有，推薦的政黨也處以連坐處罰），和現行條文的內亂、外患、貪污、投票行賄、妨害投票自由等，將第26條各款之要件 — — 「經判刑確定」等文字，一律改成「經有罪判決確定」（似乎是為了避免現行條文不包含獲判「免刑確定」者，可詳見最近發生的111年最高行抗字第332號裁定）。另外，曾犯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之罪，並經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等，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註２：96/10/26完成二讀的條文，即將成功擴大排黑條款。但於被提出復議後，同年11/6未能通過。協商後，因應其他條文的修正，僅是將原本條文，不動文字地從第34條，改為第26條。
註３：行政院第3630次院會通過
註４：行政院第3833次院會通過
註５：⋯德國所謂 “Grundrechte”(基本權)指文化上及法律上具有人權保存價值之人權，而為憲法上具有拘束力(拘束國家各權力部門)的規定 ̇美國所謂 “fundamental rights”(根本的基本權)指 「作為一切公民暨政治制度基石的自由與正義基本原則所隱含的權利」，尤其是「界定自我關於存在、意義、宇宙與人類生活奧秘的概念的權利」。就其影響審查基準之選擇而言，美國所謂“fundamental rights” 強調「個人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 ) ， 殆 與 德 國 所 謂 「 人 性 尊 嚴 」 (Menschenwürde)相當 ，故應採高標。（湯德宗，2009）。詳見湯德宗，〈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入憲之研究〉，收錄於湯德宗、廖福特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五輯，頁 261 以下(頁 274–276)(2007 年 3 月)
註６：…..certainly not, says Derek Muller, a law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College of Law and a contributor to the Election Law Blog.”There’s a pretty robust understanding of law that says Congress cannot add qualifications for federal office,” says Muller. “You can imagine, as a practical matter, why that would be a problem. Congress could pass a statute that disqualifies its political enemies or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its disfavored candidates to win.”Dave Roos(2022) .
註７：「⋯⋯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3條，犯此條例而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亦終身失去候選資格，甚至依第14條，政黨若推薦此等犯罪者參選，還可處一千萬到五千萬元的罰緩，此即為目前的排黑條款。 惟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對於犯罪組織的定義，除須有三人以上，還要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目的，來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才足以該當。故一般人印象中的黑幫，恐於大多數的情況，皆難合致於此等嚴格的要件，要觸犯此條例而被判有罪確定的可能性低，也代表因此被終身剝奪參選資格者，實不會太多。」（吳景欽，2022）
「⋯⋯擬於第2條增訂第2項「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之明文，或有比照德國法之規範，而有刪除「集團性」之倡議。⋯⋯又另有擴張處罰範圍至⋯⋯之討論。無論如何，近20年未予實質修正的本條例，實踐上已有不少問題（如再犯與累犯之雙重評價加重）⋯⋯⋯。」林晉佑（2017），在台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有多難成罪？。聯合報鳴人堂法律評論，原載於《法操》。最後瀏覽日期：2023/1/23。檢自：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9668/2228340
註８：地球圖輯隊（2022），不是黑更不是白，是現在比日本黑道還難管的「準暴力團」。地球圖輯隊 裏世界專欄。最後瀏覽日期：2023/1/22。檢自：https://dq.yam.com/post/15114
註９：釋字584林子儀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參照
註１０：2022全國議員候選人犯罪前科大追擊網站。最後瀏覽日期：2023/1/24。檢自：https://www.tawpa.org/candidates/map?fbclid=IwAR3a9quWuXm7Sw0e-RhqqQYFv5SfI3t1D5H7qglDh_rH9VdpAD0VTaukCeY
註１１：台灣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護協會。最後瀏覽日期：2023/1/24。檢自：https://www.tawpa.org
註１２：可參考『揭露候選人犯罪前科的「正義」 當心陷入「善惡二分」窠臼』（2022）。最後瀏覽日期：2023/1/23。檢自：https://tw.nextapple.com/forum/20220927/01837CAD4E286363B05475C06EF1C4F2
註１３：⋯⋯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第3項，確實有規定：「無論何人，凡先前曾以國會議員、或合眾國官員、或任何州議會議員、或任何州行政或司法官員的身份宣誓維護合眾國憲法，以後又對合眾國作亂或反叛，或給予合眾國敵人幫助或鼓勵，都不得擔任國會參議員或眾議員、或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人，或擔任合眾國或任何州屬下的任何文武官員。」（參見蔡孟翰，2022。有前科，還可以出來參選嗎？載於法律白話文運動。最後瀏覽日期：2023/1/20。檢自：https://plainlaw.me/posts/yakuza）
註１４：而各州縣，或許有各自不同的限制，大部分和是道德敗壞（moral turpitude, 一個美國特別的法律概念）、暴力犯罪（violent crimes）、賄賂收賄（bribery）、偽造法律文件或證據（forgeries）有關。像是在阿拉巴馬州，擁有重罪的前科，基本上會被剝奪參選州公職的機會。而在喬治亞州，對於重罪犯的參選，則是有10年的期間限制（ten years after sentence completion，似和我國之「褫奪公權」類似）。德州則大部分不允許刑事重罪犯、偽證罪犯（perjury）、和貪污（corruption）前科者競選公職。而其他一些州，則有「堅持不對有重罪前科者限制競選權」的理念。（Adam，2022）
註１５：印度雖為邦聯國家，但法院採一元體系，不像美國的雙軌制，州與國家有各自的法院體系（美國司法體系概述，2004）。其原是英國的殖民地，故現今的法律體系，有英國的影子烙印在內，也受其他普通法系的國家影響。承襲議會至上的思想，與多數議會制的國家一樣，議會的實質地位會高於最高法院，為防止議會將實質違憲的內容加入憲法，兩權經過一番拉扯後，1973年印度的最高法院推翻了「戈拉克納特案」的判決，明白表示議會有權修改憲法包括基本權利的條款，但不得更動「憲法的基本結構與框架」。（印度違憲審查制度，2015）上述提出的，與我國釋字第499號所揭示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同為「修憲界限」的概念。
註１６：有前科者入主議會的比例有令人擔憂的提升，其比例分別為24%、30%、34%、43%。且上述狀況更令人擔心的是，2020年已來到46%，而有29% Lok Sabha （印度的下議院）的黨團成員涉及重罪（如強姦、謀殺、綁架、對婦女的犯罪等等）的過往，是歷史的新高。（詳見“Insights” , 2020）
註１７：至今有多次釋憲聲請，但大法官也已多次不受理（民國97、105、110年），大致均認為聲請人「並無具體指摘」選罷法規定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近期的詳見97年6月第1324號會議（會台字第8862號）、105年6月5大法官第1443次會議（會台字第10659號）、110年12月不受理的108年度憲二字第359號、108年度憲二字第523號。
參考資料
資料庫
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行政院會議紀錄查詢
行政院內政部草案總覽查詢
立法院法律系統
司法院裁判書系統
憲法法庭進階查詢
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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