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的判斷──王泰升教授專訪
February 19, 2024 徐曲安、馮璽庭
導言
寒假，少了「人」氣的法學院，充斥著冷冽的氣息，令人些許不安。然而，抵達目標樓層，敞開的大門、提前備好的茶水，親切的招呼聲，讓原先的忐忑瞬間一掃而空。午後陽光照入研究室， 我們在暖色調中坐下，與泰升老師一同回首那充滿啟示與觸動的法律遠途……
踏上法途
「我們考大學時（1970 年代），法律系在臺大其實算是墊底的。」[1]老師笑著說，「但我高二就決定它是我的第一志願，一路拼，就考進來了。」
談起當初為何選擇法律系，從小自認記憶力突出的老師，表示這與「對法律系的想像」脫不了關係。「那時以為，法律系？就是背法條嘛！」另一方面，商人家庭的背景，也令泰升老師想成為律師的想法，得到父親的支持，認為若其中一個兒子讀法律系，未來能幫忙處理商業糾紛。
「我爸爸那一代，仍是傳統地靠信用做生意，所以不覺得從商有什麼特別高深的學問，也就沒有鼓勵子女念商學。」當時的第一志願臺大商學系，根本不在老師的志願表中，清一色，反倒全都填了法律系，這在當時可不多見。
「但真的進來後，發現完全不一樣。」老師坦言，高中的自己，對法律系究竟在學什麼，其實並不清楚。法律系的學習，非如默背課文般單純，而在於理解規範體系的內在邏輯。「有機會在教授們帶領下，探求條文背後的精神，而不是死背法條，其實很幸運。」
泰升老師雖然記憶力好，但如果其中沒有蘊涵「道理」，也是背不起來的。
「當兵的時候」老師分享道，「要背一堆無聊形容詞堆砌而成的口號，全部十二條，背出來才能夠放假，那我就完蛋啦。同袍都說，王泰升你不是法律系的嗎，怎麼會背不起來？因為它們沒有邏輯可言嘛！」同班同學中，固然有能將毫無關聯的語句倒背如流的強者，老師對他深感敬佩，但其終究是少數「像我就不是這種人」。不可諱言， 準備國家考試， 需要一定的記憶力，但它在法律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不如大眾想像般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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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與當時國考錄取率極低，社會普遍認為法律系出路不佳有關。臺大法律系的入學分數發 展，可參考：王泰升，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史（1928～2000） — 台大法學教育的回顧，初版，頁 95–96（2002 年）。臺大法律學院網站，https://www.law.ntu.edu.tw/images/院史與展望/院史_第四章.pdf，頁 95–96（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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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圖像
小孩就讀高中時，校方曾邀請泰升到班上與同學介紹法律系，一進教室，門上貼著的標語，立即吸引了他的目光。「好國民要遵守法律」老師回憶，在以前，大家常會把法律與法家思想連結，認為它是作為國家統治的一種技術，但這並非現行法規範的底蘊。「法律系到底在學什麼？我跟他們分享，法律系在教『好國家要遵守法律』用今天的話來說，我們是自由主義的國家，所以一個好的國家，它應該要遵守法律。」這是老師看見標語，當時有感而發的即興段落。過往，法律系被戲稱為「叛亂系」，因為在教室外的威權國家，法律規範雖然存在，實效性（efficacy）卻很低。「受過法學教育的人，便要求國家應遵循法律，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很多的政治異議者，都是法律系出身。」老師解釋道。而臺大法律學生，就親朋好友間「要去搞政治吼？」、「未來要選總統嗎？」等戲語，想必一點都不陌生。但為什麼對新世代而言，法律系投入公共事務的印象，不如以前強烈呢？「現在最批判，反思社會現狀的，已經不再是法律系了，可能是社會系的學生。」老師回想，當年林山田教授就曾提出疑惑：「臺灣最『衝』的為什麼是法律系的？在德國，最『衝』的其實是社會系。」
「這或許表示我們今天已經『追上』了德國」泰升開玩笑地說。但對於現況，老師亦提出自己的反思：「法律人不能僅自滿於維護現有秩序。」在民主憲政秩序已然確立且運行的當下，浮現出的，不再只是「國家要遵守法律」，而是在秩序之下，更深層的族群、性別、階級等不公問題。社會系的人，意識到了這些不公平，法律系的人卻可能已經滿足了，「就現在的法學教育，我認為可以加入更多批判的色彩。」
法律規範，實為反映特定社會脈絡及價值觀念的產物，法律人對此應有所認知且勤於省思。這也是課堂上，泰升老師想傳達給學生的核心理念之一。
擇你所愛
其實有部分同學，進入法律系後即便發現志趣不合，卻迫於自身及他者壓力，不敢輕易轉換跑道「特別是臺大的學生，因為很會考試，更能夠違背自己的意思，而繼續當法律人。」老師提到，曾有一位學生，在期末分享中表示，王泰升教授的課，是在法律系中，上過最快樂的課。「他很想當導演、創作劇本，但拗不過父母，只好來法律系，每天都學得很痛苦。雖然我的課，法律部分，他還是聽得想打瞌睡；但一講到非法律的部分，精神整個就來了。」
對於這些不太適應的學生，老師的建議是「給法律一個機會」，如果起初就抱持著排斥的態度，恐怕也無法真正地理解它。「盡可能地了解教授在說什麼，畢竟批判的前提是理解。」「如果在真正認識前就拒絕，便太可惜了。但若給了法律一個機會，它還是拒絕你，那你也該拒絕它，勇敢的轉行！」
而關於如何與家人溝通，育有兩位子女的老師認為，作為父母，其實願望只有小孩快樂、幸福。「家人的干涉，出發點往往是好意，害怕孩子做了不成熟的決定。」因此，謹慎評估完利弊得失，下定決心，成熟地做選擇，父母通常都會支持的。「在確認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前，照著社會的期待走，『推定』為真正。不用故意走不一樣的路，沒有關係」泰升強調「一旦找到自己的時候，那就是你要走的路，『視為』真正！不用再跟著大家了。」
那高中就立定律師志向的泰升老師，又為何在順利成為「多金」的商務律師後，反倒走上法學者之路呢？關於這個「最浪漫的決定」，還得從老師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學習開始說起。
追尋法社會
於大型律所從事商務談判，又在證券交易法權威賴英照教授指導下，完成獲獎碩論，三十不滿的年紀，王泰升教授當年已是深受器重的菁英律師。於 1989 年，老師決定赴美進修，初衷亦是為了增進自己作為國際商務律師的技能。沒想到，在華大修習「華人法律傳統」課程的啟發，讓老師的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進路。
出自好奇，在美留學的老師，除了商法課程外，更積極探索在臺灣時的陌生領域。「讀 LL.M.學程時，我還修了蘇聯法」老師笑說。而在華人法律傳統的課堂報告撰寫中，一個疑問開始縈繞在老師的心頭：為什麼中華民國法典，特別是民商法，在戰後台灣施行得不錯？而在民國時代中國，卻運作的不好？
「我在臺大法律受教育時，中華民國法典過往在中國大陸的施行狀況，是課堂上不曾提及的。」
泰升老師指出，若過於強調「law in book」（書本中的法律），有時便忽略了「law in action」（實踐中的法律），對法規範的實際運作情形，反而不甚了解。而在美國法學院的學風下，修習課程，接觸相關議題的契機，令老師思考如何才能解答內心困惑。「正是重視『law in action』的學風，帶領我在華大，發現臺灣法律史這個領域。也正是臺灣法律史的知識，才能解釋臺灣法社會。」若對於日治時期，臺灣與現代法的交會經驗沒有認知，自然無法理解民國中國與臺灣法社會間的差異。
赴美深造的法律人，其實不在少數，老師認為，或許是自身已有執業數年的律師經歷，在與當事人的互動中，對臺灣法社會，臺灣法律在臺灣社會的實際運作，有第一手的直接接觸，因而比其他畢業直接出國的留學生，特別「有感」。老師分享，如臺灣公司，解決紛爭的普遍習慣，可能是私下約吃飯，協商「喬」一下；但外商的文化就不是這樣，第一動作便是拿出原先的契約條款。
「法律文化的衝突」老師說，這些經驗日後都成為從事研究的重要資產。
「我都半開玩笑地說，律師執業那三年，是念博士前就已經做的田野調 查。」談起自己的律師經驗，老師充滿感謝。若不曾當過律師，或許報告就無法做得深刻，也不會曉得臺灣法律史對臺灣社會的重要性，更無法體會那份觸及內心深處的感動。「這是緣分」老師說道。
找到自己
「智性的享受，是最高境界的自我實現。」當商務律師，或許能賺取高昂的報酬，甚至過上奢華的生活，但對老師而言，人生的價值並不只僅於此。「臺灣不會差一個商務律師，但缺我一個研究臺灣法律史的人。」加上身處擁有全美最大日本法研究聚落的華大，對於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法律，可謂是得天獨厚。
除興趣之外，亦應確認自己的「能力」。老師在過往的訪談曾提到，當年發現自己對臺灣法律史研究有點「天賦」。談及此點，老師表示，他所指的天賦，其實是對能力的肯定，雖然將選擇學術生涯形容為「最浪漫的決定」，但「浪 漫」的同時，亦蘊涵著對自我條件的確認。這也是為何他鼓勵學生，一旦確認了能力與興趣，就該勇於追尋自我，不必再隨波逐流。
有部分人可能是為了寫博士論文，才開始尋找題目，老師則是為了研究臺灣法律史，而寫博士論文。「所以我的學習動機很強烈，我想要搞清楚那些問題。」內心信念的堅定與外在環境的允許，讓老師義無反顧地投入研究之路，留在美國繼續攻讀博士。
「其實這個決定，也意味者選擇割捨律師職涯，我心底已經很明白了。」那又該如何面對期望兒子當律師的父親呢？「我也時常跟學生分享怎麼與父母溝通」老師笑著說，自己當年也不敢表明要當學者：「要說他們聽得懂的話。我告訴爸爸，讀博士，在律師市場的價值會更高，我要繼續投資。讓他不要擔心。」不過，專研商事法，長期與商人打交道的泰升老師，自然明白商業人士有多麼聰明。「像我爸爸，他當然知道我在想什麼，怎麼會看不出來我不想當律師呢？」即便如此，父親仍然決定支持老師的博士學業，信任兒子做出的成熟選擇。
那個時代，從事以臺灣為主體的研究，仍有政治風險。獨台會案，調查局進入大學校園，逮捕閱讀《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學生，那正是 1991 年，隔年（1992），王泰升老師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學位（Ph.D.）。
「我們一直在談各種『判斷』，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會付出什麼代價，這很重要。」最後能回到母校臺大法律任教，可說完全超乎預期。學成歸國當時，設想最好的機會，或許是中研院民族所。「當時還沒有中研院法律所，至於臺大法律系教職？那是想都不敢想的。」老師也思考過退路，倘若無法在研究機構任職，只好回去當律師，「特別是，如果我被政治打壓，很可能最後選擇以律師身份，參與政治。」
原先設定的期望，遠遠小於一路走來獲得的回報。研究室裡陳列的獎項，個個表彰著對老師學術成就及教學生涯的肯定，「當我決定為臺灣社會多做一點事情的時候，我從來沒想到，自己獲得的是那麼多。得到背後這些獎項，全都是當年做決定時，意料之外的。」
泰升老師沈默了一會，緩慢而堅定地告訴我們：「臺灣社會給我的，遠遠超出我的付出。」
法途上的風景
曾為臺大田徑隊一員，鎖定目標、勇往直前的「百米精神」，是無論場上場下，老師一以貫之的人生態度。成為博士候選人（Ph.C.）的口試，是老師的英文口試初體驗。「當然很緊張。但我告訴自己，在臺灣當律師的時候，什麼場面沒看過？怕他喔！我就進去了，結果答得很好。」
老師坦言「其實我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自信的人」在大學時代，也曾懷疑自己。回顧生命經驗，老師認為，除了累積小的勝利，能建立起信心外，正是國家考試的準備期間，改變了他。在律師高考錄取率極低的年代，退伍當年以些微差距落榜，但「每天十一個小時，持續十三個月的苦讀」讓臺灣的法規範體系，清晰地印刻在腦海深處，進而融會貫通。隔年的律師高考，老師順利成為 24 名及格者之一。
「以棒球來比喻，就是做到零打擊死角」老師生動的形容，一旦滴水不漏地理解整部法典的立法意旨，即便遭遇冷僻的題目，仍然能得到一定的分數。
「那年民訴考了訴訟救助，是考試上冷門的議題」然而已將法律系四年所學，完成地毯式複習的老師，依舊能從容應對。「以我個人經驗，國考是仍很有意義的」正是那十三個月的苦讀，穩固了自信。「基礎穩固，我進入業界的時候，實務見解比資深律師們還熟捻，自然獲得器重」老師跟我們分享。
「早一點考上不見得是好事，晚一點考上也不見得是壞事。」老師笑說：「我屬於晚一點才考上的。」如果沒有這個契機，或許當年踏入律師職場，就無法具備那麼高的競爭力。「尤其在實力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因此，老師認為，通過國考其實是時間問題。「不要被準備國考困住了，更開闊的生命體驗、知識領域，如果在最珍貴的大學時期，都沒有接觸，真的太可惜。」老師有感而發，鼓勵學生把握青春，在這個無限可能的年紀，參與社團、課外活動，多做嘗試。「如果可以，也談個戀愛吧！」他微笑著說。
徐州路 21 號，臺大舊法學院圖書館二樓的閱覽室裡，當年無論寒暑，放眼望去，總能看見一本本六法全書，一個個專注的法律系學生。「但我下午四點就跑去校總區的田徑場了」。參加田徑隊，與其他不同領域的同學來往，「其實對我後來在學術研究上的科際整合，很有幫助。」因為早已習慣在不同的思維方式間，來回切換、溝通與創新。「如果一直只有法律，其他科系的人會覺得，跟你談話，沒有『味道』，當然不想理你。」
自我追尋，是老師在訪談中，反覆強調的重點。「我也是到了 30 歲，才真正找到自己的畢生志業。」倘若年輕時，沒有把觸角伸出去，把路走窄了，無疑是畫地自限，孤注一擲。「我們的學生，應該要有更多的自信，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法學教育也應該讓同學們，對各個選項本身，有更多深入的認識。」
「選項越多，有選擇的機會，其實是種甜蜜的負擔。」但只要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無論結局為何，生命都是圓滿的。
致遠行者
談及高中學子們，該如何判斷自己是否適合法律系，「好發議論，能說能寫，而且至少要不排斥與人相處，能從中感到樂趣更好」老師建議道。法學是研究法律，而法律的本質，則是在處理人際間的互動來往，一旦沒有了人，法律也將「索然無味」。
泰升老師亦點出：「我覺得，歷史學得好的人，或許法律也能讀得好。」歷史學科，注重的非反覆背誦，而在於因果關係的探討。「法律的學習，正也需要這種推理能力。」因此老師認為，或許可從歷史的學習表現，觀察出一些推理能力的端倪。不過，在高中階段，要準確地確認自身是否具備推理能力，其實並不容易。「在口語或是書面，都能夠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在高中這個階 段，應該還是較具體的判準。」
老師回憶起一位學長，言詞並不流利，也不太擅長與人相處。但很會考試的他，畢業後仍通過國家考試，開始律師執業生涯。「磨練了十年下來，坦白 講，似乎也還可以。」但老師認為，律師這條路，對學長而言，很可能並不是最好的。「他需要十幾年的時間，磨出及格的口才，假如選擇別的進路，說不定更適合自己，成就能比現在更大。」
願每一個躊躇於人生十字路口的生命，無論選擇走上法途與否，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風景。
尾聲：法律「人」
法律，是「人」的法律，而非「籠罩在一片陰沈天空下[2]」的「神諭」。民主轉型後的資訊時代，判斷法律規範的妥當與否，已非菁英與當權者獨掌的專利，乃係全體公民得以公開討論的議題。而在社會激烈的思想碰撞之下，法律人又該如何自處？
「既然我們相信民主，就必須容忍，大家的想法，很多時候可能會不一樣。」即使積極著書立說，宣揚自身學術主張，泰升老師仍持價值相對的態度：「盡自己所能，去溝通、去說服。但別人不採納、不相信，那是他人的決定，他人的自由。」「我們並沒有權力，要求他人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判斷。」
跳脫「恐龍」對決「法盲」的相互指責氛圍，直視在地法社會，直視部分法學理論乃不同歷史、文化及社會脈絡下的產物，清楚地揭露自身主張及構成理由，才能連同全體公民社會，經由民主程序，做出屬於當代的自主價值選 擇。
本次專訪，圍繞著法途路上，不同階段、歷程、身份、抉擇的「判斷」而展開，冀望王泰升老師的生命經驗與體悟，能為生硬的法律文字背後，每一位漫漫長路上的行者，每一個鮮活的靈魂深處，激起形塑自我確信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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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法學者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語。有關法律（按：普通法）在美國曾被視為「彷彿獨立於人類的行為之外而存在」，以及西方文化下，對法律的傳統「民間敘事」（folklore），可參考：王泰升，建構臺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初版，頁 488–490（2022）。同作者，英美法系的法解釋適用論 — 作為法學緒論之補述，台灣法律人，19 期，頁 11–12（2023），https://homepage.ntu.edu.tw/~tswang/pdf/03-PDF/01-華文/英美法系的法解釋適用論（19 期）.pdf（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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