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利・卡蒂耶－布列松（Henri Catier-Bresson）有一條眾所周知的法則是「絕不裁切格放相片」。但是他的成名作《聖拉札赫車站後》（Behind the Gare Saint-Lazare, 1932）卻並未遵循這條鐵律。
它實際上將畫面左方裁去了約20％，為了維持畫面比例，上下方也有剪裁。有趣的是，影像所佔的區域，很接近APS-C的片幅。現有傳世的幾張印相版本，長寬比例也不一致，這並不妨礙它成為名作經典，放大到44.8╳29.8 cm完全沒有問題。
布列松回憶道：「（聖）拉札赫後站一些維修區有一道木製柵欄，我透過相機觀景器窺視這塊空地。這就是我看到的。木柵欄間的空隙對我的鏡頭來說不夠寬，這就是照片左側被裁掉的原因。」 — — 摘自《決定性的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
我們不能責怪布列松的朝三暮四。在1932年以前，他在馬賽（Marseille）買到的巴納克式徠卡，只可能是LEICA I型（Model A），觀景窗既狹小又難用，只有50mm f/3.5的LEITZ ELMAR「標準」鏡頭，不能拆卸交換，還存在顯著的視差，甚至沒有連動測距器！顯然地，他是用24歲的直覺與運氣按下快門釋放鈕，沒有什麼道德底線需要堅持。
但布列松除了是一位攝影家外，他還是一名新聞攝影記者。儘管他受到超現實主義（Surealism）攝影家同儕影響很深，他的職業生涯有很大一部份是新聞攝影的工作者（按：他為馬格蘭通訊社到中國取材時，甚至還有中文名片，上面寫著職業名稱是：「攝影記者」，漢字名字則是「葛百昇」）。
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布列松的工作道德觀超越了攝影的部分，而直接進入了影像生產流程的後製作階段。簡言之：他不喜歡讓新聞媒體或雜誌的圖片編輯挑選照片。他不希望外人事先看到他的印樣（Contact Sheet），他將檢查印樣的工作比喻成「內心獨白」。他的理由是：這樣的內心獨白，無法大聲且流利地向裁判官申辯，因此，決定說話時，慎重選擇詞彙是很重要的。
他也認為自己撰寫圖片說明（caption）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圖說首先是傳達訊息，如果他人（編輯）不尊重這點的話，布列松肯定會奮起而戰。很多老一輩的報導攝影工作者都有同樣的堅持，帶頭大哥可能就是布列松。
對他而言，攝影首先是一種視覺體驗。一切都發生在拍攝時攝影者與被攝對象之間的關係當中，因此，由第三者來決定如何裁剪格放照片後再發布是無法接受的。
不過二戰時期的報紙與雜誌的圖片編輯往往也很強勢，不吃這一套，因此布列松的照片經常被任意修剪後刊登，有些修改，純粹只是應付編輯的需要。1955年11月法國的《快訊》雜誌（L’ EXPRESS）使用了一張布列松的作品，卻因為內文主題需要而裁剪照片，只採用了原稿中一位女工的肖像，無視於整張照片構圖的完整性。
像這樣的大刀亂砍事件發生了不止一次，抗議無效，布列松的應對方式是在照片背後蓋上一個「禁止裁剪格放」（PLEASE DO NOT CROP THIS PHOTOGRAPH）的大印章；還有「僅限在完全尊重圖片說明文字精神的前提下重製本照片」（This photograph can be reproduced only by full respect of the letter or spirit of its caption.）
於是，「布列松從不裁剪格放相片」的名聲從此不脛而走。雖然並不100％為真。
從廿世紀六〇年代末期起，布列松的照片開始出現一道細細的黑框，如果照片被修剪過的話，很容易被發現。這樣的形式表現，乍看很像是訃聞告別式用的照片。後來成為布列松的註冊商標，也彰顯了攝影者的專業地位。
今天任何一位攝影業餘愛好者都能在傳統暗房中自行製作黑框，用以展現「未經裁剪格放」的無聲宣告，大多僅存審美而無思辨。諷刺的是，更多數位影像處理APP也提供「底片黑框」濾鏡特效，任何人恣意裁切格放照片後再用濾鏡特效組合加上黑框，也能東施效顰了。只能說這是「向布列松致敬」的一種浪漫氣質與無病呻吟吧！
References
- Secrets of a negative
- アンリ・カルティエ＝ブレッソンー、20世紀最大の写真家（Henri Cartier-Bresson: Le tir photographique）、クレマン・シェルー（Clément Chéroux）著、遠藤ゆかり訳、創元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