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7日我在一個和往常一樣普通的日子裡出生。
畢業於中文系，目前正努力從新聞所寫完碩論趕緊出關打怪。
我從小特愛文字，在學ㄅㄆㄇ之前，因為跟著媽媽朗誦心經、金剛經、楞嚴經，先學會了認字。那些字是什麼，排列出什麼意義我不懂，「那些意義會被長大的我賦予吧？」小的時候，只會這麼想。
12年國教過去，老師黑板上洋洋灑灑寫下所謂熱門科系，告訴同學擁抱這些科系，將來便會擁抱成功。「原來成功是一條從A點畫到B點的筆直道路啊！」老師的粉筆指向通往成功的路徑，直得沒有任何一點歪斜。
可是我喜歡文字啊，喜歡文字背後的情感，作者的苦悲喜樂，都放在文字上了，「那不算成功嗎？」我心想。最後，我還是沒走上熱門且筆直的成功之路，我在志願卡上填滿了中文和歷史，然後送出。
大學如願進入中文系就讀，我最喜歡的課是詩經和二十世紀現代散文選、二十世界現代小說選，那四年終日泡在書海裡，日子如此祥和。畢業後，我大概懂了那麼一點當初高中老師說的，熱門科系如何帶來成功。文字在商業面前，力量有時候是微弱的，看起來是不起作用的。但木心曾說：「文學即人學。」
當我失戀，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時，我在詩經裡面，體會到什麼叫做：「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當生活中的挫折使我抬不起頭來時，我總會想到王祥夫《半截兒》裡，身體殘缺的主人翁，是如何把頭努力往後背，再往後背的大哭。當苦難接踵而至，我便在余華《活著》裡，感受到活著這件事，去忍受生命所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生活裡不論是平庸、無聊、痛苦或幸福。
我始終堅信，文字可以改變什麼。於是，我帶著我的筆，進入台大新聞研究所就讀。我用著文學的觀察力，寫出客觀的真實。雖然解決問題不是一個文學家或是一個記者能辦到的事，但手上的那枝筆，卻同樣能為不能說話的人發聲。
寫作帶我去到了我生活範圍以外的世界，那裏也許不是總是美好，也許光線微弱、小路曲折，但我始終願意去經歷，願意去寫下什麼，讓在我腳步之後的人有機會能看到。
我想，這便是寫作的意義－ 給那些還願意讀、願意去經歷的人，留下一些文字。
正如同羅智成在《透明鳥》中所寫：
「我們還必須相信
永遠會有些東西
比眼前知道的
更值得了解與追求
我們必須在內心
為這更多的可能
預留一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