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觀影筆記_《What should we have done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Pei-Shan Cheng
PEISSION
Published in
May 11, 2024
圖片來源: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我特別喜歡英文片名《what should we have done》,在have done之間,展現了一種橫渡數十年的時間感在裡頭,自1983年第一次錄下姊姊思覺失調症發作的音檔,導演開始斷斷續續地拿著攝影機,錄下父母與姊姊相處的每個瞬間,我想這是在中文文法上難以傳達的部分。

昨晚看完這部亞洲首映的紀錄片時,當下是真的好想躲到小角落裡釋放情緒,是震撼,是哀傷,是遺憾,是生氣,是心疼,各種情緒交雜成一團,變成一顆顆留在眼眶裡的淚珠,以及卡在咽喉與鼻腔的無形腫塊。只不過剛好參與了導演也來到現場的場次,所以無論如何,也要小心翼翼讓自己情緒不要在滿場的影院裡爆裂,而是收拾好自己的心,去細細聽導演的分享。

主角從來就不是姊姊,而是我們這個「家」

導演說,雖然看似是紀錄姊姊在思覺失調症發作的影片,但其實影片的聚焦主角,不是只有在姊姊身上,而是包括父母與自己。影片並未要探討此病的成因與是什麼觸發了姊姊患上思覺失調症,而是在這幾十年的歲月裡,身為醫學研究者的父母是如何面對自己的女兒,究竟在姊姊正式送入醫院治療前「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觀影過程中,我心中起初有很多批判,批判父母的心態,不願帶姊姊進行專業治療,甚至一直自以為的替女兒傳達想法。但隨著片子越到後面,我明白這是無法用單一片面的視角去責怪父母,而是那背後有太多太多的成因,例如我們所身處的社會,例如人們對精神病的污名化。

好比說,就有現場的觀眾回饋,他說他自己是從事相關精神症患者的社工,就他的觀察,他也很常遇到許多身為知識份子的父母,會拒絕帶小孩就醫,而背後的原因,是社會中對精神疾病的誤解與偏見,可能是害怕就醫就等於承認自己是不合格的父母,讓孩子生病了。回看每每社會發生重大的殺人事件,大眾往往也會重力批判犯罪者的父母,宛如一個人的失控行為,全是父母的失格所造成(這時就讓我再次想到日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其實,一開始並沒有想過要做成一部紀錄片

導演一開始會拿起攝影機紀錄的動機很單純,「因為我的父母一直不願意帶姊姊去就醫,所以我想說至少可以把她這些發病的過程記錄下來,以作為未來有機會給醫生參考的資料。」

結果拍著拍著,就這樣一路拍到姊姊過世,想匯集成一部紀錄片,也是到很後來才這麼想的。

「最終會想以紀錄片的方式呈現給大家看,是因為我想,這世界也有其他人正經歷類似的事情,所以我想透過我家的經歷去告訴大家,你可以比較知道怎麼做與面對。」

印象很深刻一幕是,導演詢問年邁的父親說,你覺得姊姊的一生是不是都虛耗掉了(有點忘了具體的疑問句子怎麼說),父親回答:「我不覺得失敗。」

老實說究竟到底這樣的答案傳達的是什麼,我沒有給予一個定論。而導演自己的想法是,姊姊延遲二十多年後才正式就醫,人生有大被輩子都在思覺失調症中消耗掉,她覺得姊姊的人生被浪費掉了。

我想,在觀影過程中我所感受到深深的遺憾與不解,有一部分就如同導演的感受 — — 如果早點治療,或許姊姊就可以早點恢復能自理的生活,也不用再過著被父母「鎖」在家裡、宛如牢獄般的日子。

但是,最近偶爾也會有另一種想法,當人生或命運已經如此發生了,談論遺憾、後悔與失敗後的下一步是什麼,尤其導演在最後有提到 — — 「其實我姊姊是有很強的生存意志。這個發現是當我姊姊在做癌症治療時,醫生曾問過姊姊如果心臟停止的話,要選擇放棄急救嗎?姊姊的回答是,請在能救回來的情況下急救。我才知道姊姊一直都是很努力的想活下去。」

當我聽到這段分享時,我開始對於「姊姊的一生」是浪費、虛耗的這個看法,又或是是成功還是失敗的,保持著沒有絕對的態度。因為或許對於姊姊來說,無論這過程中有多麼的辛苦,她至始至終都在努力的存活著,比我們這些過著名義上「正常生活」的人們還要更努力,好多好多。

我們還能做什麼

這部片之所以帶來這麼巨大的衝擊,是因為它既私密又真實,毫無掩飾人在面對這樣的情境下,我們的脆弱。即便是在強壯或聰穎的父母,他們也有自己的脆弱性,在這個前提下,至少自己就比較不會落入於「這個父母好糟糕,都是父母的錯」的想法裡,而是去理解 – 為什麼。

不過「從我們到底做什麼」,也看見了在未來的日子裡,或許,可能,我們還能做什麼。

對於我來說,就是這部片最大的意義,也是為什麼我是如此喜歡這部片片名的設定,很真實,好直擊人的內心,與生命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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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Sh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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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上嚴肅、悲傷、痛苦的事情,用溫柔的方式說。 不是因為脆弱或膽小,而是因為溫柔是一種最強大的力量。 /https://peishanc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