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彭：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人者死！
小天：那強姦犯呢？難道我們要強姦回去嗎？
政府為什麼可以懲罰壞人？在懲罰理論（theories of punishment）的漫長爭論中，主張「做壞事本身就構成處罰理由」的應報主義，總是佔有一席之地，因為它充分反映了人想要報復邪惡行為的強烈情感：做壞事的人必須有壞下場，因為那是他們應得的。
在歷史上，《漢摩拉比法典》和《聖經》為應報主義給了典範案例，但同時也成為批評者的標靶。不同意「以牙還牙」的人會說：報復心會讓人想要打掉「打掉別人牙齒的人」的牙齒、戳瞎「戳瞎別人眼睛的人」的眼睛，但是不管你再怎麼被仇恨沖昏頭，都不可能想要親自以同樣的方式「報復」強暴過你的人。
兩種基本的應報論
這種說法不會為討論帶來太多啟發，因為它攻擊的對象是最素樸的應報主義，這種版本支持：
太簡單的應報方案
若我們要因為「A對B做了壞事」而處罰A，處罰的方法，就是以A為對象，對他做那件壞事。可以的話，必須請當初的受害者B來做。（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條件很遺憾無法達成，例如殺人罪。）
「太簡單的應報方案」實在是太簡單了，無法滿足應報主義者對報復的期望。不管是潑餿水還是挖眼睛，報復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對方痛苦。不幸的是，並不是任何犯罪行為回應到犯罪者本身，都能保證會讓他痛苦。性侵害是其中一例，其餘的，還有性騷擾、作弊、歧視言論等等。了解報復精髓的應報主義者，則會改推薦這個：
等價應報方案
若我們要因為「A對B做了壞事」而處罰A，處罰的方法，就是讓他得到足以彌補受害者B，或者跟受害者B同等的痛苦和損失。
對支持「等價應報方案」的人來說，強姦罪不再是問題，相對地，他們還可以玩腦力激盪，發明各種能造成不同程度痛苦、損失的懲罰，用來報復各種類型的犯罪者。當然，你可能會質疑說，要如何把痛苦和損失量化以保證公平－－這個時候，等價報應方案的支持者也會指著旁邊的效益主義者說：「他們能做到什麼地步，我們就做到什麼地步！」（效益主義最為人知的麻煩之一，就是如何才能把「效益」的計算量化。）
懲罰如何實現正義？
就算已經沒有「那你是要強姦回去嗎？」的困擾，並不代表「等價應報方案」沒有其他問題。反對者依然可以問：為什麼我們需要追求報復？為什麼報復是實現正義的最佳方法？
有一類支持報復的理由，主張我們應該為了補償被害人、被害人的家屬處罰犯人；但是，處罰犯人不會為被害人帶來金錢，也無法撫平傷痕，因此，這裡的補償其實只是「讓人情緒上好過一點」。當然，情緒的安撫對人來說有其價值，我們都可以想像，殘忍的犯罪可能導致被害人對罪犯恨之入骨，寧可剝皮也不要賠錢。只不過，每個人在經歷可怕的事情之後，需要安撫的程度不見得相同，也不見得都寧可用安撫取代賠償。因此，要用「安撫情緒」作為懲罰理由，每個人得到的懲罰程度會相差很大，造成不公平。
然而，如果「積欠正義」的意思就是「必須處罰」，那麼「因為你積欠正義，所以國家必須處罰你」這句話就變成廢話
另一常被用來支持報復的理由，跟正義的重分配有關：我們處罰犯人，是為了讓被犯人傷害的正義「重新分配到案件發生之前的樣子」。阿條在路上砍了大熊一刀，阿條就欠了大熊（或彼此所屬的社群）「一單位」的正義，而這種不平衡的狀態，必須藉由處罰阿條來回復。這種說法最大的問題，在於你實在很難理解這些正義「欠來欠去」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你問：「OK，現在我『欠你一單位的正義』，所以這到底代表什麼？」可能的回答似乎只有「這代表我必須處罰你」。
然而，如果「積欠正義」的意思就是「必須處罰」，那麼「因為你積欠正義，所以國家必須處罰你」這句話就變成廢話，無法解釋「報復與正義、國家有什麼關係」。企圖以正義的重分配來支持應報理論的人，必須提出比「抽象比喻」更好的論證。
嚇阻論有道理嗎？
從另一面來思考：如果我們不該使用公權力報復犯罪者，那還有什麼理由可以支持懲罰？有一種說法主張，恰當的懲罰能帶來划算的後果。藉由發揮嚇阻力、對犯罪者進行再教育、彰顯政府威能，可以讓這個社會更安全。
在純粹後果論的眼光下，「理想懲罰」的本質跟「理想的都市更新」一樣：以少數人的損失換取公眾利益。然而，若划算的後果就可以支持懲罰，這一來，結果將超出你想像的可怕：
署長：現在才三月，累積的強盜罪就已經比去年整年多三倍了。
處長： 而且你們一個也沒抓到，搞屁啊？
部長：這樣下去不行，不關一兩個，犯罪率不會下去的。
院長：不然我們找兩個替死鬼吧，為了維持治安，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總統：好，就醬。
理論上，划算的後果只的是類似殺雞儆猴那樣，藉由懲罰過去犯罪的人來嚇阻可能在未來犯罪的人。但問題是，要達到這樣的嚇阻力，被懲罰的人不見得一定要是真正的罪犯，只要社會大眾都被蒙在鼓裡就沒事了。當然，你會說政府不該欺騙老百姓，但為了社會安全，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們真的可以為了改善治安，懲罰無辜的人嗎？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這種做法。但糟糕的地方就是，若你接受純粹後果論「划算的後果」，這結果似乎是必然下場。若要分辨無辜的人和真正的犯罪者間的差別，堅持我們只能為了治安懲罰罪犯而非無辜者，我們就很難不回頭去討論應報理論：若懲罰無辜的人能帶來更大的好處，幹嘛不做？因為他們沒做壞事，那不是他們應得的。
考慮到這一點，有些哲學家建立了雙步驟的懲罰理論。他們引用應報理論，把做壞事當成受罰的必要資格，再用後果論式的思考決定罰則。這個做法能否行得通還正持續爭論著。這類問題所呈現的，那些難以兩全的理論取捨，就是從事哲學研究的人每天要面對的境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