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動聽都回來了!不難親近的當代「甜」音樂(1)

Qbo藝文頻道
Nov 4 · 9 min read

文/ 龔詩堯

20世紀音樂經歷了許多潮流變化,可說將音樂的獨立性與內在規則發揮到極致。優點是求新求變,避免自我重複。創作家們不受外部因素干擾,為音樂而音樂,不取巧媚俗,拒絕迎合聽眾。缺點是一力求變,而忽略了形式之外的其他內涵。

有些所謂音樂創作或演出,打著解放音樂的大旗,倒更像一場行為藝術,反而將音樂的特質成份貶抑到最低。作曲家封閉在象牙塔中自我滿足,毫不關心聽眾的承受和理解,甚至無視專業同行的能力。於是出現了許多難以聆聽、理解,甚至無法演奏的樂曲。

1960年,美籍法國號演奏家、指揮家也是作曲家的岡瑟.舒勒(Gunther Schuller)呼籲:「懇求音列作曲家將他所寫的樂器之內涵納入考量範圍。⋯⋯請勿使演奏者陷入絕境,為了符合各位要求,去做超出能力的事」。他並舉了諾諾(Luigi Nono)貝里歐(Luciano Berio)兩位前衛大師根本無法演奏的作品為例。

五年後,作曲家比利.吉姆.雷頓(Billy Jim Layton)反思1950年代的前衛風潮:「不計任何代價,只為求新求變,背離傳統。作曲家不顧人類、社會和精神的要求,而將注意力全然投注於音樂語彙,投注於為自己創造美好的形式」,指責的對象包括新古典主義和崇奉魏本(Anton Webern)的前衛構成派。於是,1960年代後期,反轉潮流逐漸興起

事實上,多位堅持調性手法的作曲家們此時仍在世,例如:法國「六人團」多數成員都存活到1970年代以後;英國的布里頓1976年才謝世;科普蘭(Aaron Copland)和伯恩斯坦師徒在內的美國波士頓「六人團」,還有巴伯(Samuel Barber) 和梅諾蒂(Gian Carlo Menotti)情侶檔等,更遑論蕭斯塔科維棄為首的一大批在官方政策箝制下保持調性的蘇聯作曲家。他們的創作生命在1960–70年代甚至之後仍然旺盛;在前衛派主導的年代,都曾飽受抨擊。

不過,本文要分享的並不是這些早年受過浪漫晚期風格影響的前輩,而是年輕時在前衛風潮中成長,甚至曾執迷於其中的作曲家。他們經歷前衛風潮,曾寫過不少刺耳「難聽」的作品後,始改弦易轍,譜出的悅耳「甜美」的樂曲。

▲特雷迪奇《最後的愛麗斯》是1970 年代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作品,但全曲前衛與浪漫手法折衷,悅耳與刺耳樂段雜揉

不太浪漫的新浪漫主義 「新浪漫主義」

「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是一個在19世紀浪漫中晚期就被使用的詞彙,所以20世紀前中期,事實上也有多位音樂家被貼上這個標籤,例如:法國的普朗克(Francis Poulenc)、美國的維吉爾.湯姆森(Virgil Thomson),喬治.羅奇貝格(George Rochberg)等。自1970年代左右,這個詞再次被用於一些試圖脫離前衛技法的音樂家。

▲特雷迪奇《最後的愛麗斯》

特雷迪奇(David Del Tredici)《最後的愛麗斯》(Final Alice)上演後,《紐約時報》樂評描述,該作中有一段維多利亞時代敍事曲風格的旋律,經歷前衛樂風抽象而難以記憶的數十年,「觀眾首次步出音樂廳時,口中仍不禁哼唱著剛剛聽到的樂曲」。這部作品的最後一首詠嘆調〈離合詩歌〉(Acrostic Song)後來被改編成多種器樂演奏版本,廣受喜愛。

作曲家本人對此感嘆:「我知道許多作曲家都把成功看做是一種威脅⋯⋯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擁有真正的聽眾會被認為太庸俗」,「但為什麼我們創作的音樂無法打動公眾,無法表達情感?為什麼不能讓感動我們的音樂也去感動其他人?」

不過,德爾·特雷迪奇早期的音樂風格曾受序列主義等現代派的影響,《最後的愛麗斯》仍是一部現代風格佔相當大比例的作品,並不盡然「甜美」。之後,他回歸更具調性的風格,並且成為「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今年80大壽的愛倫.泰菲.茲維里希(Ellen Taaffe Zwilich)也被視為「新浪漫主義」作曲家。她是第一位獲得普利茲音樂獎的女性作曲家,早期作品探索無調性,到了80年代後期轉向後現代主義與新浪漫主義風格,被稱為「美國最常被演奏和真正流行的作曲家之一」。

其他被視為「新浪漫主義」的作曲家,還包括:彼得.麥斯韋爾.戴維斯(Peter Maxwell Davies)沃爾夫岡.黎姆(Wolfgang Rihm)等,他們的樂曲中,悅耳與刺耳樂段雜揉、前衛與浪漫手法折衷,聆聽之前要有心理準備。

不簡單的簡約主義

簡約主義(Minimalism)起源於1960年代的紐約,可謂之後最重要的樂風之一,但相關作品有些悅耳,亦有很多實驗之作。被認為是最早發展和採用簡約作曲技法的,是生於1935至1937年間的幾位美國作曲家:泰瑞.萊利(Terry Riley)拉.蒙特.揚(La Monte Young)史提夫.萊許(Steve Reich)菲利普.葛拉斯(Philip Glass)

▲葛拉斯鋼琴代表作《變形》(Metamorphosis) 曾被影視作品採用為配樂,甚至被搖滾樂團用作其演唱會的開場音樂,他自己後來又將其中第2首改寫為電影《時時刻刻》配樂主題

菲利普.葛拉斯被譽為美國20世紀後半至今最「成功」的作曲家。他自稱「古典主義者」,表示自己創作仍遵循和聲與對位法,且巴哈、莫札特、舒伯特等人的音樂皆為取法典範。他亦自稱為「猶太 — 道教 — 印度 — 托爾特克(編按:墨西哥北部古文明) — 佛教徒」,廣受多元文化影響,並發展出個人獨特的簡約主義風格。

著名的歌劇《愛因斯坦在海灘》包含大量刺耳前衛的聲音,然而其中也有像幾段〈膝劇〉(Knee)那樣略帶前衛色彩卻極為動人的樂段。之後葛拉斯的許多樂曲更具調性,部份甚至帶有浪漫主義式的旋律感,例如第一小提琴協奏曲。

鋼琴代表作《變形》(Metamorphosis)標題取自小說家卡夫卡經典作品,曾被《星際大爭霸》(Battlestar Galactica)等影視作品採用為配樂,甚至被搖滾樂團「珍珠果醬」用作其演唱會的開場音樂。作為《楚門的世界》等電影的知名配樂家,葛拉斯自己後來又將《變形》第2首改寫為電影《時時刻刻》(The Hours)配樂的主題。他也曾引用搖滾音樂家大衛·鮑伊的歌曲譜成《英雄交響曲》,跨越領域,廣受歡迎。

返璞歸真的神聖簡約主義

▲葛瑞茲基《第三號交響曲》「悲愁之歌」,大衛.辛曼指揮倫敦小交響樂團演奏的錄音在美國古典暢銷榜獲得連續38 週的冠軍,銷量超過100萬張

簡約主義名下,事實上有著許多風格迥異的音樂家。在歐洲,邁克爾.尼曼(Michael Nyman)斯基普頓(Howard Skempton)等都被視為展現簡約主義特質。

▲葛瑞茲基第三號交響曲《悲愁之歌》

波蘭作曲家葛瑞茲基 (Henryk Górecki)第三號交響曲《悲愁之歌》(Symfonia pie ni a osnych),與前述《最後的愛麗斯》同樣於1976年創作。首演後慘遭前衛樂界嚴厲抨擊,指責此曲偏離無調性樂風,竟回歸調性音樂並有優美的旋律,太過媚俗。

另一方面,《悲愁之歌》逐漸獲得愈來愈多共鳴,並被一些電影和戲劇當作配樂。1991年,由大衛.辛曼指揮倫敦小交響樂團的錄音,在英國銷售70萬張,登上暢銷排行榜第六名;在美國古典暢銷榜獲連續38週的冠軍,銷量100萬張!

憑藉此曲,葛瑞茲基由同行相知轉而成為世界聞名,其他後期作品《垂憐經》等也常有著動人旋律,部份作品被視為展現了簡約特質,並為其他東歐作曲家和新調性音樂創作開闢了道路。

愛沙尼亞作曲家阿福.佩爾特(Arvo Pärt)早期作品屬嚴格的新古典風格,後來曾用十二音技法創作,招致蘇聯政府批判,而佩爾特亦自覺此路不通,於是研習追溯歐洲的早期音樂根源:素樂、葛利果聖詠與文藝復興複調,並皈依東正教會,探索宗教靈性,創作了許多斯拉夫語和拉丁文聖樂,而發展出「鐘鳴作曲法」(Tintinnabuli),其特徵是簡單的和聲結構、無裝飾的單音與基本的三音和弦,節奏簡單而不變,其古老和現代並存的特質,被稱為「神聖簡約主義」。

▲阿福.佩爾特《紀念班傑明.布瑞頓之歌》

這些後期音樂使佩爾特為廣大聽眾所認識。例如:《紀念班傑明.布瑞頓之歌》(Cantus in Memory of Benjamin Britten),被以各種配器演奏的《兄弟》(Fratres),為小提琴與鋼琴《鏡中之鏡》(Der Spiegel Im Spiegel)等。許多藝術表演曾採用其樂曲為配樂,例如雲門舞集的《竹夢》。冰島創作歌手碧玉也很喜歡佩爾特的音樂,認為給予聽者無限寬闊的空間。影視作品與其它流行文化產品中也常能聽到他的樂曲,包括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約翰.塔文納清唱劇《鯨》

英國作曲家約翰.塔文納(John Tavener)22歲創作清唱劇《鯨》(The Whale)就引起極大迴響,更在一次與約翰.藍儂、小野洋子共進晚餐時,使披頭四的蘋果唱片答應發行這首作品,而成為該公司推出的第一張古典錄音。他早期的風格受到史特拉文斯基和梅湘的影響,至1960年代末期熱衷於使用序列手法和拼貼手法,還較為晦澀。之後,塔文納熱衷自然音階和宗教神秘主義,創作風格逐漸傾向神聖簡約主義。

▲約翰.塔文納《保護紗巾》

1977年,塔文納皈依東正教會,並頻頻赴希臘,在音樂創作上也深受影響。1989年的《保護紗巾》(The Protecting Veil, 常被譯為「面紗」,然實為「披肩」)獲留聲機雜誌年度最佳當代作品錄音獎;1992年登上古典排行榜冠軍數個月,之後數年間出現多種不同錄音。

塔文納的宗教無伴奏合唱同樣著名。1994年首演的四聲部無伴奏合唱《雅典娜之歌》於三年後在戴安娜王妃的葬禮上被演唱,令作曲家再次受到全球囑目,還曾經被時代雜誌譽為「當代最具創意的作曲家」。

進入21世紀後,塔文納逐漸脫離東正教會,更廣泛探索世界上多種宗教的傳統,創作常融合非西方音樂的因素。例如:合唱曲《蝶夢》歌詞譯自不同的文化,包括「莊周夢蝶」、北美阿科馬印地安的傳統詩歌,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年輕捷克受害者撰寫的詩。他的音樂展現了神聖簡約主義的共通特色:旋律優美,充滿冥想。

本文節選自《MUZIK 古典樂刊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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