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現場 023 ：少年警訊成立，中方曾甚有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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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9, 2019

1970年代，為改善警民關係，警隊延續六七時宣傳策略，設立公共關係科、少年警訊和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向青少年灌輸警隊正面形象。有情報顯示，中方曾對少年警訊甚有顧慮，認為是港英政治洗腦滲透，不但令地下黨員處於險境，更影響日後收回香港。

電視風雲半世紀：從少年警訊開始(上)(2014年9月28日)//林嘉華：「其實我真係乜嘢都唔識，就係一個機會喺一個電視嘅框框少年警訊開始做，一路做一路學。我曾經參與《新大丈夫》演出，TVB立即籌拍《龍潭群英》，由發哥周潤發加上鄭裕玲，那時興對撼，八點鐘大家一齊播第一集…」//

何家騏、朱耀光(2011)《香港警察 — 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201–204：

有見於動亂期間的反宣傳工作成效昭著，事件結束後不久，警隊便創立了公共關係科，強化警民溝通。公共關係科除了回答普羅市民對警隊的查詢外，也會定時拍攝一些宣傳片及錄音，在電視台及電台播放，解釋警隊的工作及政策。當中最繪炙人口的，當然是香港警隊的長壽節目《警訊》。另一方面，警方亦積極強化與社區的聯繫，在1974年創立了供青少年參與的「少年警訊」吸引青少年參與警方籌辦的活動，潛移默化地向他們灌輸正確的概念，以免他們誤入歧途，並改善警隊在年輕人心目中的形象。

警訊：少年警訊特輯(2013年7月13日)：

少年警訊，簡稱少訊，於1974年成立，經過年不斷改進，目前為止已成為香港其中一個最有規模的青少年團體，會員人數超過20萬，其中包括近1700年非華裔人士。歷來累計會員人數更超過100萬。1974年少年警訊成立時，已經製作電視節目，翌年，「警訊少年之聲」在香港電台第一台啟播，經過不斷改革，至2007年，演變為現時的Gimme 5 JPC節目。
主持：「Jacqueline，可否跟我們談談當初為何成立少年警訊？」
蔡雅詠高級督察(少年警訊及青少年聯絡組)：「我們希望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和訓練，向青少年傳遞正確價值觀，目的希望他們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最重要是和警隊聯手，成為滅罪夥伴。」

網上流傳1974年少年警訊片段：

林嘉華：「有兩位少年警訊會會員值得我們嘉獎，他們是3383號和4837號兩位。他們在家門前玩耍時，突然聽到一架汽車緊急煞掣，他們即走去看發生甚麼事，原來有兩個男人夾硬將個女仔拖落車，然後拉她進一條巷裡。雖然他們很驚謊，但仍能保持鎮定，立即拿出少年警訊節目裡提供的失車號碼核對，原來匪徒所坐的真是失車。他們二人立即走到樓上告訴媽媽，然後根據少年警訊會員咭上印的號碼，打電話通知警方。終於那兩名匪徒被警方拘捕了，而那個女仔亦獲救。警訊少年係醒目嘅！」

羅亞(1997)《政治部回憶錄》，116–118：

政治部曾接獲一份共產黨員特工的交接報告，內容詳列對港英在港人社群活動方面控取和導向的策略與措施感受威脅，其中一項就是皇家警隊的少年警訊組織。
少年警訊(Junior Police Call)成立於一九七四年，創辦人凌基理(Andrew Rennie)為前警隊公共關係科總警司，於一九七三年由英國專程抵港履新，接掌警民關係科工作。他的策略構思是利用警務人員來執行改善警民關係，這個策略的行動包括設立一組織架構，爭取青少年對警隊工作的興趣和嚮往，具體安排課餘活動，吸引流蕩街頭的青少年對警察產生好感，從而引發其公民意識和正義感，協助警方防止罪案。而過去二十多年來，少年警訊招募青少年會員接近七十萬人，現在加入者己屬第三、四代會員，在實際警務工作上，足可以成為警隊耳目，協助防止和破獲罪案的例子無數。這個成功的模式，現在已為歐美一些國家借鏡採用，設立同類型的組織。
該份中共黨員特工交接報告內有分析謂，「這類青年警訊計劃在一些國家受到政客阻撓，他們有些更顧慮警方利用青少年，作為警方的間謀」。
中共所引以為慮的，就是這批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深深受到港英潛移默化，接受洗腦，日後成為維護殖民地統治根深抵固的一股力量，少年警訊的「禍害」，是在於這輩青少年日後為人父母時，會把這種思想灌輸給他們的下一代，如斯薪火相傳，影響力極為深遠。中共所憂慮的，是倘若港英有能耐把全港青壯華人包羅入這類組織，便會對日後中國接管香港構成不利因素。
少年警訊會員入會年齡由九歲開始，年滿十七歲便須退會，之後可以選擇參與少年警訊領袖會的活動，協助管理少訊會員。少訊領袖會在一九七六年成立，成員人數現在已有超過三萬人。少年警訊及領袖會的會務發展和會員每年增長數目至為迅速。中共對少年警訊活動有所疑慮，其實可以溯源於他們在九七回歸問題未發生之前的價值觀，此因在七十年代，共黨人士在港進行地下工作，其行動或有見不得光者，惟恐一旦遭受揭發，可能受港英政府制裁，而少年警訊會員無所不在，他們的熱誠和忠心，在地下活動人物看來，當然是順利完成地下工作的一大障礙。
對於以上所得情報，港英並無任何積極反應，而罕為人所知的，就是隨著中英談判結束及九七問題明朗化後，警隊內的警察公共關係科己於八十年代中葉作出適當的策略調整，就是把睦鄰計劃中調配予派出所的人力收回警區，集中行動，少年警訊在警區內的活動也漸趨減少。而社會福利署和康體[署]充發展，已漸次取代其在提供社區文娛康樂活動方的功用。此種安排是否與上述所得情報有關，則是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