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論爭史前史:毛派滲透,播種「回歸」

羅永生早前有研究「回歸」講法未正式成為前途談判的政治說詞(或騙詞)之前,如何在1960年代末香港播種生根。

研究透過中共對海外統戰背景看毛派學人包錯石在《盤古》雜誌幾篇文章,帶出這講法何以對戰後一代有市場。簡單講,包氏主要借社會科學包裝媚共政治民族主義,成功從「右派」文化國族主義陣地奪取學界青年注意,令有更多人擁抱強大群眾動員力量,先認同後認識,又自覺有理想有承擔有身份有根。當初熱烈回應的劉廼強、馮可強、陳婉瑩等人,後來都成了政權啦啦隊。

文章有旁及《盤古》雜誌從反共變媚共,卻未嘗清楚指出,其實了解人脈比單看思想文化更易掌握中共海外統戰來路。這方面的故事,有時間再詳談。

《盤古》第8期(1967年10月)

羅永生:〈1960–70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立場新聞》(2015年6月30日):

1960年代末,中共對海外的統戰不因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稍息,相反地,文化大革命對西方世界迅速興起的左派運動,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雖然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全貌無法公諸於世,而中共又很成功的利用了文革中所創造出的各種新形象,使海外華人中間,激起了很大的波動。香港發行的《盤古》雜誌和後來由李怡主編 的《七十年代》雜誌,都在當時爭奪海外華人的意識型態戰爭中,變成起關鍵作用的平台。
首先帶起回歸問題爭論的是《盤古》雜誌。《盤古》雜誌原來是1967年由一班散居在港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所創辦的…它和不少其他華文刊物,例如《南北極》等一樣,成為海外華人社群的輿論和意見交流空間。《盤古》雜誌的初期,表現出濃烈的反共立場,在創刊的年頭,適逢發生「六七暴動」,《盤古》強烈地發出了譴責的社論…但在不足十期之後,發生了一場關於「回歸」問題的爭論,標誌著《盤古》雜誌由右向左的急轉,使這份刊物在短期之內急劇地轉變為一份毛派的親共刊物,在1970年代之初更成為香港毛派(即「國粹派」)青年學生運動的喉舌。
第10期《盤古》刊登了由包錯石執筆的,代表了十多人共同討論結果的一篇〈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的文章…呼籲推動海外中國人的「回歸運動」…這項回歸運動的呼籲,並非指香港的主權回歸…「回歸」首先哲學性定義為一個關於一個人如何運用自己的「人的條件」,找尋生存憑藉的問題。作者寫道:「漫天動地的,人生只是一個回歸的運動,在這運動裡,每個人挾著他的鄉愁、他的貢獻、他的需要,回歸到他應該歸屬的人間世。人生的悲歡離合,都只是這派回歸之流中的浪花……諸如失落、無援、分裂、獨立也都只是我們不能回歸的反動。」
文章又接著寫道:「誰是中國人?這個問題也就是人類中甚麼人最適合把他們個人的寄托和進展 — 情感上的、知識上的、技能上的、物質生活上的 — 契合而且歸屬到一個有著特殊存在條件的 — 文化傳統的、物質和技術的、地理與歷史上的、社會價值的、社會發展方向上的 — 中國社會。只有當這個歸屬運動受到致命的阻礙時,這些命定的中國人才開尋找代替品,才開始陷進一個個人生的虛位中,去矇蔽自己的歸屬的挫折。」
《盤古》第8期(1967年10月)
在這裡,作者儼然重複著唐君毅的同一調子,認為人和其歷史、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等不可分割…可是,作者並沒有…像唐君毅一樣停留在失去歸屬的悲鳴…他進而把「回歸」定義為找尋一個我們「應該主動參與的社群」。作者寫道:「凡是能連貫我們的過去(傳統、歷史、習慣和回憶)與未來(理想、方向、要和發展潛能)而又為我們的現在(目前的問題、處境和能力)找到一個位置、提供一個角色,安排一個發展的社群才是我們應該主動參與的社群。」作者所指的這個「我們應該主動參與的」社群是「當代中國社會」。
作者…從60年代美國主流的現代化社會學學說中,抄來了關於三大種社會動員方式的見解,列舉了「民族主義」、「工業化」和「國民教育」…作者努力論證了「現代化的中國人民」,才應是海外中國人回歸的主體,因為「在中共治下,大陸民眾達到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動員。」而在約莫同一時候,包錯石也以他的真名包奕明,在《明報月刊》 發表〈民主社會動員下的道德多數、少數和知識分子〉…論說政府是現代社會的中樞組織、是社會最主要的動員者…區分出兩類社會,一為動員之中,一為解體之中。前者令「人」參與到社會之中,建立歸屬與認同(歸同),後者失去「人」的認同,引致人的原子化、疏離和道德冷感…中國大陸是一個政權(中樞組織)能夠成功透過動員而令多數人運動起來,成為他稱為「民權多數」的社會…
在這篇引起相當大回響的文章發表之先,包錯石早在《盤古》的第8及第9期,針對海外中國留學生和港台準留學生,另外發表了一篇名為〈研究全中國 — 從匪情到國情〉的文章…作者一方面大力批判留學生,認為他們…在文化領域上為西方勢力「招魂放蠱」,以西方的眼光賤視中國大陸,以負面的態度看待中國大陸的變化,為西方進行「匪情」的研究。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以揶揄挾帶認真的語調,認為海外中國留學生應該追上西方學術潮流,以中國作為研究對象,以符合世界知識市場的行情…
包錯石以左派的立場批判右派的留洋知識分子對國情漠然,淪為抱西化心態…其關懷本與唐君毅在〈花果飄零〉…異曲同工。然而,吊詭的是,包錯石顯然…反其道而行的舉出要至少在智性上回歸中國大陸,發起「回歸運動」,了解那裡的「土情況」,從而置換這些文化民族主義者的認同對象…
《盤古》發表了包錯石的這篇文章後,引來了不少的回應。例如,《盤古》第17期發表了署名李金曄的文章,題目為〈為發『回歸』熱的人醫病〉,指責他為中共宣傳張目,利用了「盤古精神」向海外的「少數人」招降。第19期又發表了鄭振球的〈再看回歸及其他〉,質疑包錯石氣盛而理不足,對中共政權認識不足。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回應文章,散見其他刊物。可是,這些回應…卻未見針對他所運用的社會學理論和他以「社會動員」為中心的認同理論,提出有力的反駁…
《盤古》第13期(1968年5月)
第13期《盤古》刊出了一篇由雜誌編輯撰寫的文章…編輯不去談包文的其他細節,而只集中焦點,首肯了包錯石的方法,也即「把民運,把社會運動當做一門學問(「科學」)來看!」。顯然,《盤古》的編輯們正好看出,包錯石文章具有的最大優勢,正是它比老派的反共文章,具有了一種前者缺乏的優勢,亦即一套有「科學」姿態的論說,以「科學」取代老反共的「人文╱哲學」論述…
雖然回應包文的反共作者在這場 討論中仍占多數,但包文已經為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從右到左的轉向,建立了一種既為科學主義亦為實用主義的雙重優勢。單以香港為例,1970年代在大 專校園急劇發展的親中共「國粹派」學生,當中以理科及工程科的學生占極大的比例…以科學主義的面貌包裝起來的新國族認同論,以社會工程、社會動員來合理化的國家主義,正好填補了老反共人文╱哲學論說當中空洞無力的悲情。今日歷史敘述往往將1960–70年代尚處文革時期的中國描述為身陷非理性的狂熱,但從香港與海外「新中國」贏取統戰的歷程看,起作用的卻是以科學主義及實利精神所重新整合、重新定義的國族認同…
《盤古》第13期同時刊登了由陳婉瑩、馮可強、莫壽平及劉廼強所合寫的〈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就很能代表了包錯石「回歸運動」的提議,對改變新一代香港學生國家認同對象的果效。
陳婉瑩等四人都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在文首就指出,自己並沒有包錯石筆下「對過去的相同的回憶」…對中國的認識又是非常隔閡。可是,他們對她的苦難還是感覺淒苦…他們說十年前早聽過秋貞理先生…所說的「黑暗之極、光明之始」,但害怕這份沒有現實上精神上的根的感情,會隨歲月沖洗乾淨,所以深信…應該重建一種「中國性」,一種海外華人精神的維繫和新的民族自信心。他們…一方面肯定了包錯石提出了「回歸的主體是當代中國走向現代的巨大民眾和土地」,最終要「在個人心理和符號層次上回歸到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在內的全中華民族」…只是嫌他的具體答案只觸及推翻台灣的蔣政府…未及考慮聚居香港的四百萬中國人在回歸運動中的功能和意義。雖然作者不滿足於很多這些提出回歸運動的人,大都未能解答究竟要怎樣的回歸、我們的「根」是甚麼、民族智慧是甚麼、怎樣找回「我們自己的心靈」等等的問題,但很快,作者們就直接去談如何把「回歸運動」化為行動…
這幾位作者後來分別參加了香港學生運動的領導工作,對香港大專學界在1970年代初急速向左傾斜,將運動焦點放在「認識祖國」活動之上不遺餘力。這篇文章則見證了他們如何從右的民族主義轉移到左的民族主義,中間的轉折是透過包錯石的論述中,鬆動了文化民族主義核心命題,再嫁接到一種借取自冷戰社會學作為基礎的政治民族主義…與1970年代初香港的激進躁動氛圍,產生了共震。這便是香港的「回歸」論述首次形成的面貌…
在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爆發之後,《新亞學生報》9月號發表了學生劉美美一篇〈給新亞書院校長及各位師長的公開信〉,沉痛地指責新亞的教授們對保釣運動寂然不動,明哲保身,並聲稱新亞精神已死…左派學生亦乘時對這些大儒窮追猛打,瓦解右派的文化民族主義。可是,1970年代激進社會運動的抬頭,亦使得以爭取青年學生認同祖國的運動,陷入另一種空有感情,充滿對「祖國」的革命浪漫想像之中,以「紅色中國」的 宣傳作為認識中國的替代。當1976年四人幫倒台之後…「國粹派」學運受此打擊而引致的消沉…

原載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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