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京與鄧小平談香港前途，並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跌倒。9月26日下午，戴卓爾訪港，一群大專生往機場抗議，反對不平等條約，又質疑英國管治合法性，是當時首個香港本地團體就此表態。學生的主張，後來與其他「民主回歸」聲音成為中方重要籌碼之一。
蔡子強等1980年代學運人編著的《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這樣回顧[1]：
十三名大專同學在八二年九月廿六日到機場，「迎接」英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她肯定侵華條約。示威同學被警方引往「辦手續」，至戴卓爾夫人離開機場時，仍未能舉起抗議橫額…為抗議英相對BBC記者講話中肯定三條不平等條約，和強調香港「在英國的管治下繁榮起來」的單一提法，中大學生會和理工學生會在九月廿七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聯合聲明，之後到戴卓爾夫人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立法局門外示威和遞交抗議信。
理工學生會、浸會學生會時事委員會、中大學生會、嶺南學生會等，都申明香港主權屬中國和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大、港大、理工的學生會會長杯葛為戴卓爾夫人而設的酒會。中大學生會會長認為在理性上，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不意味認同某一政權。中國應該重視港人意見，容忍香港的特殊性。但是有些人因對中國現政府的管理無信心，於是否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從而確認英國的管治，並承認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這種推論是錯誤的。他還表示：「我們認為中國擁有香港主權，並不等於認為中國應該立即收回香港。我們不能接受在對待日本篡史和英國首相肯定不平等條約上探取雙重標準。主權是有關民族尊嚴的大問題。」學界反對侵華條約，客觀上有利於中方收回香港主權，使學界成為中方重要的統戰對象之一。中方和學界共同反對英國延續在港統治，使雙方有合作的基礎，有助於學界日後與中方逐步改善關係。
理工、中大、港大及3間院校學生以公開信反對「三條條約有效論」[2]：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閣下：悉 閣下遠程來華訪問，促進中、英兩國交好，實乃中、英兩國邦交之一大盛事。惟首相閣下於訪華途中，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所發表之談話，述及有關香港之地位問題，實是我們不能接受者。閣下述及香港之統治現況時，指稱英國維持在香港、九龍及新界之統治，及根據1842年與滿清政府簽署之南京條約、1860年之北京條約、1898年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3條條約，並謂此等條約仍具有法律效力云云。深諳國際法律以及沒有忘記歷史的每一個愛好和平和國際正義的人士都知道，以上所述的3條條約，乃當年英國改府所推行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中、英兩國，乃在極不平等、極不正義之情況下簽署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中國政府早已不承認此等強加於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身上之不平等條約。而且，從法律和正義的觀點來考慮，亦不能說一條在暴力及強權威脅下簽署的條約是有效的。英國乃泱泱大國，惟是英國人推行殖民主義，炮艦政策的一段歷史，乃是英國人聲名狼藉的一段歷史。當世政治已經不容此等暴力政治的橫行。惟是閣下竟於找尋繼續統治香港之理據時，援引此等臭名昭著之不平等條約，實令人不得不對英國政府此等眛於國際公義秩序的態度，眛於歷史教訓之情況，表示痛心。解決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坦誠協商，但對於任何援引過時的與不合法的藉口，以增強談判本錢的企圖，我們表示嚴重抗議。香港理工學院學生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生會
香港中文大學國是學會
中文大學學生報
理工學生會中國事務委員會
理工學生會國際事務委員會
理工學生會現代思潮學會
理工學生會建築及土地使用學部會
理工學生會社工學系會 啟
黃洪(1982年聯合學生會外副、1983年中大學生會外副) [3]：
八二年尾戴卓爾夫人訪華，對於中大很多學生組織來說都是一很突然的事件，在此之前學生會被九一八反日塞改侵華史實耗去大部份心力，所以中大同學在機場抗議三條不平等條約行動，反而是以中大國是學會等屬會作出主動。當時學生會介入前途談判，沒有多深奧理論基礎，主要是民族主義起作用。如要勉強說理論基礎，可以說的是受政論家如周魯逸及曾澍基之影響，以中國為大前提思考香港民主回歸對祖國發展的意義，如民主示範作用。另外也有基於香港可為中國生金蛋這種「唯經濟論」的反感，希望多思考香港對祖國其它領域發展如民主化所能起的作用。對香港本土也欠複雜理論分析，只有朦朧概念：民主不等於政治制度般簡單，而是一種發自民間社會的監察意識…
羅永生(1982年9月機場示威學生之一。1982年中大學生報總編、1983年中大學生會會長) [4]：
羅[羅永生]：所以如果從學生運動的角度去回想，是很有問題的，整個「民主回歸」的論述，當時覺得我們很主動的提出，但我認識的現實應該不是這樣的，應該是有點蘊釀，有些學生以外的人，可以有效的帶出這些想法的人(影響了我們) 。那麼他們的想法從哪裡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我覺得這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國粹派當時也有很多統戰在裡面，即是用學生運動的方式去推行一些政策，或者運動的口號，其實是配合共產黨政權的方向。我覺得「民主回歸」也是這樣。問[馬嶽]：你所知道的事實是怎樣呢？羅：其實學生提出「民主回歸」，是最易令社會接受的，因為大家覺得這是學生自己的想法，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例如另外有新香港學會，這些組織，比我們成熟和年長很多，理論亦比我們強的人，如果再追溯這群人的人脈，可能就真的是「國粹派」的人在組織。但為甚麼我說複雜呢？因為像周魯逸[筆名魯凡之]這群人，不會作中共的棋子去做事的。中共系統裡說他是「托派」，這完全是扣帽子，但他很積極組織「民主回歸」的論述，寫了很多文章，經常來學校討論……其他人事後才知道，不公開名字了，那些人現在你發覺他和官方機構有很多連繫，這些人其實當時都在你身邊，起著一定的作用。問：這些人有沒有直接影響你們？羅：我們覺得他們是思想明星，譬如曾澍基、陳文鴻和黎則奮。黎則奮也是和中共不吱弦的人。我找回當時的本書，你看看……(編按書名為《五星旗下的香港》，古星輝著) ，有曾澍基……(問：這我看過。我的年代，學生組織中人主要讀物！)[還有]吳仲賢、方卡謬 — 即是黎則奮 — 和王卓棋，社工來的。艾凡即是劉迺強啦，和魯凡之……這群人都在這本書裡提出「民主回歸」的，現在看是很有趣的，哈哈！
註：
[1] 《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1998)，60–61。
[2] 蔡子強等編(1998)《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7。
[3] 《同途殊歸》，34–38。
[4]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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