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wind Cinema Vol.41

You Don’t Know Jack

Not Otaku At All
Rewind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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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噢,徘徊在死亡线上。多好的生意啊。让那些将死之人继续活着。不然医院靠什么挣钱呢?药品公司也一样。如果你很富有也能肤浅,你当然可以花钱寻死。但那些穷人,他们只能坚持着忍受死亡的逼近。” — — 杰克·凯沃基安

我们有朝一日终将死去。

大多数人的生命会在医院的病床上结束,有些人会在家里,当然还有些人会死在去往医院的救护车上。但当想到死亡的时候,正常人大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想要尽一切可能去回避这种可能性,寄希望于医疗与药物来延长自己在人世的有限时日,却甚少想过,有一种生命状态,叫做生不如死。

而我们还有一种权力,就是自行选择死亡,当然,也可以简称:“自杀”。

是的,在绝大多数文明以及宗教中,自杀都绝不会是一种被鼓励的行为。生命是美丽的,而死亡是冰冷的,放弃美丽而自寻死亡,不是亵渎上帝,就是违逆自然。透过这看似无懈可击的陈述,我们妄图否定死亡的意义,从而去消解这种恐惧,却未曾意识到这种否定本身也在同时展示着我们面对复杂生命困境时的有心无力。

在拒绝行使死亡权力的同时,我们也就随之放弃了去好好生活的机会。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有点奇怪,毕竟表层看来,生死本是针锋相对、互不相容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两者其实是唇齿相依的。如果不能意识到死神其实就握着镰刀在每一个拐角处等待着我们,恐怕很难做到不虚度每一份光阴,反过来看,当你因为疾病侵袭而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质量后,原本无比珍贵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变成无期酷刑,折磨着你的肉体与神经。

自行结束生命,终归是远胜生不如死的。

但我们已经被这个社会剥夺了自行选择死亡的权力,即使生命的质量因疾病而一如酷刑,却无人愿意为你开一张通往冥河的船票,只因任何协助自杀的行为,即使摆脱法律与道德的审判,在世人眼中,也与谋杀别无二致。但在完成舆论审判的同时,人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死亡,而能够越过疾病获得所谓“善终”的,又有几人?在剥夺他人死亡权力的同时,我们也在合谋置自己于求死不能的境地而不自知,而最终惩罚我们的,将是曾经的自己。

而挑战这种对死亡的简化、曲解以及拒绝,将死亡的权力交回到每个个体的手中,也就是《死亡医生》这部影片所想要讨论的核心议题。

Dr. Death

“当你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将一颗心脏从一个狒狒身体里移植到婴儿体内,并声称婴儿的身体是神圣的时候,是否那颗渎神的狒狒心脏也因处于这具躯体之中而变得神圣了呢?又或者当你把胆囊取出扔到垃圾堆里的时候,位于垃圾堆里的是不是一颗神圣的胆囊?还是一旦离开身体后,它就不再神圣了?你看懂我们迷信的荒唐之处了吗。问题在于,当孩子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掌掴它们,因为他们没办法保护自己。但你无法掌掴我。我可以问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逻辑严谨的问题。” — — 杰克·凯沃基安

杰克·凯沃基安医生被称为死亡医生的原因很简单,他选择以各种形式来协助那些已经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生不如死的病患以“安乐死”[1]的形式结束生命。影片所讲述的,也就是其与以政府、法律、社会教条、宗教信徒等一干否定协助安乐死行为的各方进行抗争的故事。贯穿整个影片的不仅有他在外界压力下不断改变的医疗工具(或者用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可以被称为凶器),更多的则是对安乐死本身存在价值的探讨(死亡究竟是否是一项基本人权)、对执行安乐死评断标准的探讨(究竟谁有资格判断病患是否已经达到了进行安乐死的条件),以及最为重要的,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对于死亡医生这一“事业”的态度。

死亡医生所提出的“死亡权力”议题之所以重要,正在于他就像“皇帝的新衣”那则童话中敢于说出真相的孩子一样,揭出了一个我们装作视若无睹,却一直在深受其害的问题:行医者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救死扶伤”四个字看似可以囊括医疗体系从业者的基本职责,却忽视了一点,身体层面的损伤恢复只不过是跨出了第一步,健康的身体固然是人类每一个个体得以存活的根基,却绝非生命的全部。而医疗体系也绝对不是“救死扶伤”这四个字所能够囊括的,医院不仅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医治疾病的地方,也终究会是我们死亡的地方。让每一个人类个体有尊严地、随其所愿地离开人世,本就是医院所应当肩负的职责之一。

除去不计代价、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单纯地延长人类的生命长度,医院同样应当去关注人类的生存质量。也许你会认为这已经超出了医院的职责所在,但对于每一个困于病榻之人而言,现实情况却是:医院所提供的护理与医疗、关注与陪伴,在他们剩余不多的时间内,其实是占据了远超家人的比例的。而单纯提升这部分病患的生命长度,纵使以极为糟糕的生存质量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绝非一种人道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死亡医生杰克所说,这是一种合法合规的迫害,而受迫害者甚至连发出自己的声音都很难做到。医院与集中营的区别自不必多说,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但对于病患个体而言,在感受层面却真的有什么差异吗?这同样是他们终将赴死之地,而在死神来临之前,他们也都要经受同样的折磨。以“延长生命”的名义,去强迫这些病患忍受如同迫害一样的折磨,这真的是我们建立医院的初衷吗,又真的是这些病患的家人将他们送入医院的初衷吗?

Sentimentalism

杰克·凯沃基安:这不过是感情作祟罢了。你知道吗,当心脏移植手术刚开始进行的时候……有一种广泛流行的感觉,我指,即使在医生中也是如此……认为这是错的,这有违上帝的意旨,与自然之理背道而驰。将一个人的胸腔切开,取出心脏,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啊?心脏搭桥不也一样?乙醚同样如此。乙醚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了,但直到1846年前,都没人使用它。早在1543年乙醚就已经被发现了……在那之前,外科医生都在患者清醒时就把他们切开了。杰夫,你知道这些吗?

杰夫·菲格[2]:不知道。

杰克·凯沃基安:哦,就是这样。而你知道为什么人们禁止使用它吗?因为宗教教条。因为愚蠢的信念……人们认为万能的上帝希望我们忍受折磨。

人类的肉体与灵魂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恐怕到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定论存在。这本无可厚非,但可怕的是,因为这种缺失而用一些并不可靠的信仰来进行填充。当我们过于在乎外界的眼光,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理感受为代价来维护一些所谓的“信仰”与“规则”的时候,内心其实是为恐惧所占据的。我们害怕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文化现状受到挑战,正如影片中的民众所担忧的一样,他们担心死亡医生的行为一旦得到法律的认可,一切存在生理缺陷或为疾病困扰的个体,都将面临合理化死刑的侵害。在他们的眼中,不论杰克医生如何强调“安乐死”应当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医疗服务,其所代表的,都是与纳粹德国所执行的“种族清洗”别无二致。

这种藏在潜意识之中的被迫害感,促使他们紧紧抱成一团,以牺牲一切深受病痛伤害的少数人利益为代价,去维护现行医疗、法律、政策体制。他们是邪恶的吗?我相信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一旦“安乐死”的实施缺乏足够的规范进行保障,很可能会被不当利用,伤害到那些尚余多年寿命之人,但这绝非一刀切拒绝改变不合理体制的正当理由,毕竟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躺到在病床上,承受现有体制的迫害。

唯一的区别是,此时的我们,那些曾经发出震耳欲聋怒吼的加害者们,将再也无法发出声音。

这就是社会体制的悲哀,制定政策与法律的,永远是大多数能够发出声音、表达自己需求与意见的人,而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群体,则很可能会在他人制定的体制中,成为受到迫害、利益受损的一方。杰克医生仅仅以感情用事来称呼这些发出声音的人,其实他没有说出口的台词是,这些人在理性层面的缺失。反过来看,杰克医生以及身边支持“安乐死”的健康之人与希望得到杰克医生帮助,完成安乐死的人们,或者亲身经历了至亲之人的漫长死亡,或是即将面对这不可避免、无从医治的悲剧命运。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及身而可触的未来,而痛苦而残忍的治疗过程,则是本可以避免的对将死之人的额外折磨。

杰克医生选择了为这些无法发出声音的少数人而奋斗,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不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遭遇与他们相同的命运。他在为他们战斗,也同时是在为自己而战。而挡在他面前的,有两座高不可攀、更难以撼动的大山:信仰与法律。

Invented God

琳·米尔斯:难道你没有信仰吗?难道你不相信神吗?

杰克·凯沃基安:哦,我当然有,女士,我有信仰,他的名字是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起码我的神不是编造出来的。

在绝大多数拥有宗教信仰的人看来,杰克医生都是一个渎神之人,但他本人却绝非一个毫无信仰、随心所欲而滥杀无辜的凶手。面对狂热信徒的围攻,他感受到的除了愤慨之外,我想更深的一层感情,应该是孤独。

我们为何需要信仰?我们为何需要创造一个顶礼膜拜的神?固然有大部分人是希望能够得到庇护,但也许很多人并不真的相信自己所信仰的神,一定能够听到自己的祷告、为自己解决尘世的烦恼。对于这些人来说,神在更为现实的意义上,其实是一个符号。透过这个符号,他们得以与其他人类个体建立一种关联。这种关联绝不同于建立在相同兴趣爱好之上的朋友关系,他们也许在生活中毫无任何共同的兴趣爱好,但只要他们信仰相同的神,就可以放下这种个体差异,找到一个超越自身存在特征的交叉点。

从正面意义看来,这种关联让他们摆脱了孤独、抵抗了死亡的威胁,毕竟除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神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救赎之外,他们还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彼此。但从负面意义看来,这种关联对于个体特征的自然疏远,也直接导致了极端情绪的存在。为了保证这一交叉点的合理存在,就必须对与之相悖的存在相对抗。杰克医生之所以遭到宗教人士的抵制,绝不是因为他支持了安乐死,或是因为他实施了安乐死的病患本存在救治的希望,而是因为“安乐死”与他们的信仰发生了冲突,因为站在宗教的角度,人类不应该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这份权力只能存在于上帝手中。

当杰克医生意图将死亡的权力重新授予人类个体之时,也就同时宣告了宗教信仰对于人类意志掌控的结束,也意味着人们将不再畏惧神。这对于一个建基于基督教的国家而言,不啻于釜底抽薪。一旦他的行为在社会上得到了接纳和同情(哪怕不得到官方认可),随之轰然倒塌的,自然还将有这给予人们一种虚妄安全感、并让我们得以找到同伴、“免除”孤独的宗教。

但孤独是人类永远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孤独而生,也将孤独而去,选择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决定了人类迥然相异的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宗教为人们带来的慰藉,与各种人间感情所带来的温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其背面那对异教徒的持续迫害,也不过是不同家族之间的对抗在更广范围、更深层面上的再现罢了。

杰克医生对这种迫害的反抗,其内核是面对孤独时的坦然处之。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他为了自己的追求,甘愿入狱。面对众叛亲离的窘境、面对相依为命的妹妹的质疑与出走,纵然会勃然大怒,终究选择了原谅。孤独对他而言,似乎只是一场试炼,而非一种惩罚。他就像一个朝圣者般,一步一磕头地向着自己的目的地前行着,只不过这个朝圣者,并不信仰他人的上帝。

Immoral Law

杰夫·菲格:上诉法院的判决刚刚下达,判我们胜诉。他们说法律条文用词过于拙劣,无法维护。

杰克·凯沃基安:哦。不错,很高兴听到权力阶层里还有些聪明人。

杰夫·菲格:刚次说的是好消息。他们同时也判决宪法并不赋予人们自杀的权力……

杰克·凯沃基安:我收回刚才说过的话。

杰夫·菲格:……并且协作自杀将依照过往习惯法的定义,被视为谋杀。

杰克·凯沃基安:习惯法?这见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你的良知告诉你法律是不道德的时候,不要追随它。”杰克医生这样说着,也这样做着。他一次次协助深受折磨的病患实行安乐死,并非为了在其中牟利,只是为了挑战现行法律,让更多人能够正视存在于其中的不合理,并凸显整个社会对这种不合理的漠视。这近乎独行侠的作风,让他一次次站上被告席,而他也一次次利用这一机会,将自己的想法通过媒体传达给更多的人。而他最终的目标,绝非是名声,这种名声固然让他成为了杂志封面的常客,但代价则是众叛亲离、越发孤独,更别提被政客所利用,成为竞选博弈中的棋子。

这一切他不仅知晓,而且选择了参与其中,承受孤独、扮演棋子、直面法官一次又一次的质问。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关于“安乐死”的争辩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让他们去思考围绕这个名词各个方面的问题。“安乐死”到底应该划定怎样的界限?怎样的病患有资格接受这种处置?执行者应当以怎样的形式去完成它?执行过程是否应当尽量保证生理上无痛、心理上不承受压力、不造城亲友的创伤?患者最终的死亡行为,究竟应当交由其自己完成、还是亲友完成、甚至由医生完成?更甚者,医生是否拥有干预患者生命过程的权力?这是否在其权责之内?

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协助“安乐死”,在法律层面究竟是一种医疗服务,还是谋杀罪?

法律在这部影片中,既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也是一个影响情节推进的元素。一方面,杰克医生力图实现的“安乐死”常态化,需要通过立法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他的理念为人所知以及最终身陷囹圄,也恰恰是通过对法律的利用得以实现、和其后对法律程序的不熟悉最终发生的。杰夫·菲格利用法律让杰克医生站上了人生影响力与声望的巅峰,而议员们则利用法律让他最终被判有罪。为杰克医生所信奉而追求的法律,却在现实中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随意扭曲,这样的法律体系之下,即使“安乐死”真的得以立法,又真的能够切实地保护那些协助遭受痛苦的病患解脱的医生们吗?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正如死亡不可避免一样,法律同样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样的陪审团制度,在不同的案件主题之下,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是“安乐死”这看起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医疗服务,也会迸发出无数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在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追求什么、实现什么呢?

Leave My Name

“但那是我的名字。而在我的生命中再也不会有另一个名字了。因为我连那些被绞死的人脚上所落灰尘都不如。若没有名字,我要如何活下去呢?我已经将灵魂献给了你。留下我的名字吧。” — — 杰克·凯沃基安

在与杰夫·菲格夫妇共进晚餐时,杰克医生兀自背诵起这段台词,来自阿瑟·米勒的戏剧《萨勒姆的女巫》[3]。与戏剧主人公一样,杰克医生同样经受着整个社会的审判,用来审判他的绝不仅仅是某一条刑法,亦不是某一个法官、某一个陪审团。站在他对面的,是已经固化、自成一体的社会体系。他就如螳臂当车一般,用自己的信仰试图为那些即将被车轮碾碎的人类个体寻找到一个归宿,甚至由此身败名裂亦不后悔。

但反过来看,这种对于信仰的执念、对于目标的坚守、甚至是对于孤独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最终的结局。正如曾经协助过他、却最终身患癌症去世的助手所说的,杰克医生需要让更多的人站到他的身边去支持他,而他所做的一切,却只是孤军奋战,企图以一个人抵抗整个世界。也许是曾经的成功让他变得自大,但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对这整个社会体系的不信任,以及遭受利用、并在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又为曾经的支持者背叛的经历,让他愈发孤独。

这种孤独最终吞噬了他,决意以自己双手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与其说是对现有社会体系、法律体系、医疗体系发出的最后一声抗议,倒不如说是他在坚定地走向自己的覆灭。在这条越走越孤独的路上,他逐渐走到了自己先前目标的背面,对社会体系的刺激终究有着自身的极限,如果选择正面对抗,不仅不可能成功,还只会让局势向反方向发展。然而他却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埋头走着,一次又一次挑战着社会的底线,直到最终被自己尝试去保护的群体下达了有罪判决。

讽刺吗?有一点。可悲吗?非常可悲。

但至少,他将这个命题留在了你我的心中,让我们意识到,死亡本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法律会永远落后于现实世界,而法庭的判决,也并不一定会代表真理。这种警醒,将为未来我们获得这一基本人权奠定基础,也许我们距离“安乐死”的合法化、规范化,以及被世人正视和接受,仍将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起码,我们已经在思考这个议题。

而只要开始思考,我们就终将走到。

Epilogue

“是那种无聊乏味让你痛不欲生。你会一直读到疲乏不堪。我会一直填字谜直到厌倦。这就像酷刑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对于精神的刑罚。” — — 杰克·凯沃基安[4]

在监狱中的杰克医生以绝食对抗着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和疯狂,但在这一过程中,他自己也逐渐变得疯狂。刺破自己的手指以血作画,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足够恐怖和诡异,再配合上他那时不时脱口而出的戏剧台词,以及那相比十字军东征亦不遑多让的追求“安乐死合法化”的旅程,已经足够我们为这个人贴上一打标签,将他列入那哗众取宠的一列人中去。

但“死亡医生”的噱头背后,是那深入骨髓的怜悯,对病患承受伤痛的怜悯、对人类无比愚蠢而不自知的怜悯,甚至是对那些亲自判处了他有罪的陪审团成员们的怜悯。只不过这种怜悯,是以赋予死亡权力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也因此,这种怜悯在世人的眼中,也随之变成了残酷与冷漠。

真理并不是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因为这个世上本就没有太多真理可言。如果有,那就是凡人皆有一死,而你我,皆凡人。“死亡医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安乐死”却还未到来。在这个看似充满无限可能的中世纪,我们又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呢?

也许只有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才会有答案吧。

[1]: Euthanasia

[2]: Geoffery Fieger

[3]:

[4]: Jack Kevork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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