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讀後感
包括台灣在內，所有主流國家內的貧富差距正急遽地擴大當中。
這幾年來，路上昂貴的進口車好像越來越多了。在等紅燈的時候，每當有新穎的跑車開到我的老爺車旁邊，我的心臟就會不自覺地“頓”一下，不僅害怕不小心撞到它所需付出的高額賠償，更有一種被霸凌的感覺。
這幾年來，房價是越來越高了。那些在雙北打拚的年輕人面對不吃不喝十幾年才能買得起的房子，不僅不敢結婚、生子，還要被滿手房產、生活富足的長輩們指指點點，被抹黑成爛草莓、享樂派。
這幾年來，青壯年的職涯發展似乎越來越受限了。面對不斷飛漲的物價，無依無靠的普通老百姓即使再怎麼努力工作，薪水還是會在中年就達到天花板。反觀某些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幸運兒，即使混到連大學夜間部都畢不了業，卻還是能平步青雲、出任要職。兩相對比之下，令人不勝唏噓。
相信所有人對於貧富差距的存在都心裡有數，但是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具體影響大家卻是眾說紛紜。有一派人認為，隨著物質水準的不斷向上提升，主流國家中的窮人也早已過上有水有電、衣食無虞的生活，因此整體社會並不會因為有錢人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動盪不安。甚至還有人認為，貧富差距可以促進國家經濟的成長，因為它所帶來的嫉妒、羨慕與貪婪會驅使人們努力奮鬥、不斷向上。
然而，本書的兩位作者 - 理查．威金森和凱特．皮凱特卻認為，所謂貧富差距對社會無害、甚至有益的說法不僅毫無根據，也與事實完全不符。在《收入不平等》這本著作當中，他們根據大量的資料與縝密的邏輯告訴我們，即使現今的窮人在“絕對的財富水平”上與過去相比已有長足的進步，但“相對財富水平的落差”依然會為社會中所有階級的人們帶來焦慮與脆弱感，並使經濟不景氣與族群分裂的發生愈趨於頻繁。
人類感知社會不平等的兩種心理機制
到底為什麼“相對的財富水平”會對人類的心智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呢？本書的兩位作者認為，這與我們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心理機制有關：
- 支配行為系統(Dominance Behavioural System, 以下簡稱DBS)
- 社會腦系統(Social Brain)
支配行為系統
無論是人類、猿猴或是其他動物，只要群體當中存在涇渭分明的階級體制，我們就能觀察到“支配行為系統”的出現。
在人類的老祖宗 - 史前人猿的社會裡頭，由於猿與猿之間的體型差異懸殊、強弱分明，因此個體便慢慢發展出這種心理機制，讓每一頭人猿都能根據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階級學習到最佳的社交策略。
舉例來說，一頭強大的人猿可以對其他同類進行威懾，來優先獲得進食及交配的權利。另一方面，較為弱勢的人猿則必須懂得向強大的同類表示退讓與臣服，以避免毫無勝算的衝突、確保自身的安危。
在 DBS理論當中，心理學家根據“支配/臣服”以及“敵意/親切”這兩種行為向度，把複雜的人類行為劃分成四個象限：
第一象限：具有敵意的支配策略。個體會以恫嚇、展現控制欲以及肢體侵略來進行社交行為。
第二象限：具有敵意的臣服策略。個體會對自己在社會中的劣勢地位感到焦慮，並同樣展現出控制慾。
第三象限：不帶敵意的臣服策略。個體具有內向的人格，對威脅相當敏銳，且害怕被排擠、拒絕。
第四象限：有利社會的支配策略。個體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的提升，主動發起組織結盟、合作、資源交換或是領導。
即使是在現代，人類的行為依然會受到 DBS的影響，在這四個象限當中來回擺盪，讓我們在擁有權力的時候感到正面、自信，而在失去權力的時候感到恥辱、甚至是憤怒。
社會腦系統
我們的祖先之所以能夠從眾多猿類中脫穎而出並逐漸演化成智人，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牠們選擇以群居的方式過活。為了應付群居生活中複雜的社會環境與人際關係，牠們的大腦隨著聚落規模的增加而不斷擴展，最終使得人類的腦容量與同屬靈長類的猿猴相比大了不少。
隨著聚落中的個體越來越多，社會之間的互動也變得更加頻繁而緊密，這導致了強大的個體再也不能任意欺壓弱小，而是變得誰也不能得罪，否則就無法維持聚落的穩定。
於此同時，道德意識也開始在人類社會當中慢慢成型。現在大多數社會所認同的諸多美德（例如：分享、關懷弱勢、對他人表達感謝…）其實早在數百萬年前的狩獵採集時期便已普及於整個人類部族當中。
為了維持社會的和諧，當時的人們也會採取“反支配策略”來淘汰具有反社會人格的個體。在那個時期，大家比較偏好個性溫和且樂意助人的個體作為伴侶，而力量強大、具備控制慾望的個體不僅無法獲得異性的親睞，甚至還會被整個部族放逐、處死。
這種平等的狩獵採集模式事實上持續了整個人類歷史中九成以上的時間，也因此“密切的社會互動”、“道德意識”與“反支配的心理偏好”在人類的演化進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並讓我們漸漸發展出除了“支配與臣服”之外的第二種心理機制 - 社會腦系統。
在支配行為系統當中，個體最在乎的要不是如何支配他人，就是如何避免與支配者發生衝突；然而在社會腦系統當中，“不被群體排除”才是所有個體的共同目標。受到這種更具社會傾向的人格特質所影響，人類的思維模式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 我們變得容易受到社交焦慮所影響
- 我們需要被他人喜愛或賞識
- 我們渴望獲得尊重而害怕被他人嘲弄，因此我們會試著去過“他人能夠接受”的生活（如：找個穩定的工作，穿著得體等）
貧富差距對社會所造成的四種影響
在瞭解了主掌縱向社會聯繫的“支配行為系統”以及維持橫向社會聯繫的“社會腦系統”之後，我們不妨以這兩個心理機制來構建一個人類在面對不平等時的心理行為模型，並試著找出貧富差距與諸多社會現象背後的連結。
一、貧富差距會讓受“社會梯度”所影響的問題愈趨嚴重
社經地位越低者，通常身心狀況越不佳，遇到問題時也較為缺乏用來應對的資源，這就是所謂的“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本書的作者引用了非常多的文獻向我們闡明，一個區域的貧富差距越大，當地與社會梯度相關的問題（如：暴力事件、監禁、低教育水準、高未成年生育率等）就越嚴重。
研究人員推測，之所以貧富差距會與這些社會問題掛鉤，是因為在一個階級嚴明的社會當中，社經地位的重要性會經由 DBS的影響而被過份地強調，且成功的定義會逐漸單一化。在這種社會氛圍底下，人們開始對象徵身份的事物非常敏感，且會拚命地捍衛自己的名譽與地位。久而久之，貧富差距會讓整個社會陷入競爭與不安，而安全感的缺乏正是滋生社會問題的最大溫床。
除此之外，一個地區的憂鬱症盛行率也會受當地社會梯度所影響。近幾年來，研究人員逐漸將非自願的臣服與順從視為憂鬱症的導火索。在貧富差距巨大、社會階級嚴明的社會當中，臣服不僅是挫敗的象徵、也是脆弱感的來源，然而人們為了抹除這種脆弱感所付出的努力卻都會因為高聳的階級壁壘而變得徒勞。
一旦人們無法擺脫臣服的地位，大腦就會鈍化我們的感官，抹除一切的情緒（無論正面或負面），透過自我孤立的方式來幫助我們暫時逃離來自於社會階級的壓迫感。然而，長時間的自我孤立會讓臣服者一直反芻這種挫敗感，而不斷自我增強的負面情緒最終就會導致憂鬱症。
下圖顯示了在美國45州當中，貧富差距越大的地區通常憂鬱症的盛行率也越高，可說是上述推論最有利的佐證。
二、貧富差距有礙社會流動
許多研究報告指出，貧富差距的擴大不僅會導致社會流動趨於停滯，也會使跨階級的嫁娶變得越來越少見。貧富差距之所以會降低社會的流動性，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階級之間教育水準的差異。
我們常常下意識地把社經地位當成一個人天生智商差異的指標，但本書的兩位作者卻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如果某種關乎智力的遺傳特徵如此有利於生存的話，那怎麼可能只出現在少數人身上？
事實上，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展，智商再也不是評斷個體能力的唯一標準，反倒是一個人的“思考習慣”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這讓我想起在韓國當交換學生時，第一次接觸到扁筷子的場景：當我們這些外國人用力到手快抽筋，卻還是夾不起一片泡菜的時候，同桌的韓國朋友卻能輕鬆地用它來夾起作為下酒菜的小蠶蛹。
這難道是代表韓國人的手天生比其他種族靈巧嗎？不見得吧。會有這樣的結果，更多是因為當地人長久累積而來的知識與習慣，讓他們能以更高效、更正確的方式來使用這種特殊的餐具。同樣的道理，由於富裕家庭的家長普遍具有較高的教育水準，他們的小孩通常能在學齡前接受到遠多於其他孩子的“文化刺激”，幫助孩子們以更清晰、更有效的觀點去理解這個世界，就好像天生帶了一副“科學濾鏡”一樣。
這副科學濾鏡會讓有錢人家的孩子在學習生涯早期取得極大的優勢，而勝利與支配所帶來的喜悅又會促使他們花更多時間來學習，進一步地擴大他們的領先地位。然而，對那些無緣取得科學濾鏡的孩子來說，他們的學習能力一開始就比不上別人，而隨之而來的挫敗與臣服會增加焦慮感，使他們更難專注於學業之上。
由此可見，個人能力的差異並非貧富差距的成因，反而是受貧富差距所影響。我們從下圖可以看到，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社會的流動性也就越差，顯示了惡劣的生活環境與卑微的地位的確會妨礙窮困兒童的發展，剝奪他們的人生機會。
（註：論文[2]對社會流動性的定義為：孩子出生時父母的所得與其三十歲時的所得之相關程度。相關程度越高，代表該社會的階級流動性越差）
三、貧富差距會破壞社會凝聚力
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當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在社交場合中感受到程度不一的拘束與自卑，似乎我們一定得具備一套令人稱羨的“外觀武裝”，才有辦法在當今社會中存活下來。本書的作者們認為，這種隔閡感與我們對他人情緒的敏感度不斷被觸發有關。
在解釋“社會腦系統”的時候，我有提到過“不被群體排除”是所有個體的共同目標。由此可見，適當地對周遭人群保持敏感是正常且有益的事情，因為這能幫助我們適時地根據別人的想法來微調自己的生活型態，進而更好地融入整個社會。
然而在現代社會當中，外表與地位成為了評判個人價值的重要指標，而不同階級的物質條件與文化水準卻又差異甚巨，使得這份天生的敏感度一再地被觸發，而我們卻因為階級之間的鴻溝而無力扭轉頹勢。
當在社交場合中感到不自在時，我們會自動將這類負面的情緒全都歸因於自己的心理弱點與缺陷，並因此感到自卑。奧地利精神分析學者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人們一旦產生自卑的情緒，其對外的行為模式就會朝向兩種方向發展：
方向一：害羞、沒自信且害怕社交
方向二：以自我膨脹、擺高姿態與自戀來掩飾不安全感
無論我們的選擇如何，兩種行為都會降低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流的意願，並直接或間接地破壞整體社會的凝聚力，就像是一道高聳的圍牆，阻隔了人們心靈的交融。
社會凝聚力被破壞的實際影響之一，就是社會成員比較不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從下圖中我們不難發現，若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越大，該國的國民就對政治越冷感，清晰地反映出當今社會“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心理狀態。
（註：MDMI即“Mean Distance to the Median Income”，指的是一個地區的家庭收入與家庭收入中位數的平均距離。MDMI越高代表貧富差距越大）
四、貧富差距會令人深陷藥物、酒精及購物成癮
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地區，酒精與藥物成癮的比例也普遍較高；除此之外，人們也傾向用錢來顯示自我價值，並陷入一種“消費 - 無法滿足 - 繼續消費”的惡性循環。心理學家們認為，當今各類成癮的廣泛流行與人們“精神世界的貧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種對於成癮的闡釋其實是立基於心理學界長年來對健康個體的認知。根據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 Hierarchy of needs），人類的健康構建於五種基本需求的同時滿足之上，而其中與社會氛圍較為相關的是個人對於自治與成就的需求，以及對社會連結和歸屬感的需求。
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當中，所有人都想在社經地位的競爭當中贏過別人，這導致了自治與成就需求的重要性被刻意地強調，而歸屬感需求的重要性被忽視。一旦人們無法在這兩個基本心理需求之間取得平衡，我們便會感到格格不入及被排擠，也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
伴隨心理不平衡而出現的壓力總有一天會超過我們所能忍耐的極限，促使我們去追求令人愉快、輕鬆的事物（如酒精、藥物）。然而，這類高頻、低效的舒壓手段只能短暫地讓我們獲得快樂，卻根本沒有辦法徹底清除潛藏於內心深處的痛苦，因此我們只好更加依賴成癮事物，形成惡性循環。
發現社會中欠缺連結與歸屬感的除了心理學家之外，還有商人。大家應該都有意識到，近幾年來有不少企業改採用溫馨的微電影來呈現自家產品，其目的之一就是讓我們以為只要把錢交給他們，就能讓空洞的心靈變得富足。
就像酒精與藥物一樣，購物所帶來的充實感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而緊隨而來的空虛及債務反而會讓人更加煩惱。由此可見，物質主義最終只會讓人鬱鬱寡歡，但是心情的沮喪又會讓我們變得更加看重物質。
從下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增加，美國家庭的債務問題也愈趨嚴重，足以顯見物質主義對整個社會的危害。
現在正是改變的時刻
本書的作者們認為，嚴明的階級體制只有在資源真的無法滿足全體需求的情況下，才有存在的理由。然而有不少證據顯示，全體社會的幸福感其實早在上個世紀七零年代左右就與經濟成長脫了鉤，顯示了物質的缺乏對人類而言已不構成威脅。現在驅動經濟不斷增長的，並不是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與嚮往，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地位競爭，以及上位者對權力與財富的無盡渴望。
（註：GPI即“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旨在評估具有正面效益的經濟活動，排除對福利有害的項目，如：空氣汙染、環境傷害和高工時）
因此，為了讓全人類的生活品質得以進一步提升，我們有必要對這個社會進行一次徹頭徹尾的大改造。幸運地是，由於以下兩點原因，現今社會其實已具備重新回歸平等狀態的條件：
- 隨著人類科技與經濟的飛速發展，人類手上的資源只要經由妥善的分配，就能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
- 身處於一個高度專業化的時代，我們在物質生活上非常依賴其他人的幫助。
物質的富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其實正是我們的祖先能夠從階級嚴明的人猿社會邁進人人平等的狩獵社會的關鍵要素。因此本書的作者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妥善利用政策與科技，一步步地將我們的社會導回正軌。
在本書的最後，作者列出了數個具體的建議，讓我們能在不藉助經濟成長的情況下提升全體人類的幸福感：
- 採用累進稅制與擴大社會福利政策，使社會中的財富能被妥善地分配。
- 鼓勵大家加入工會，或是由國家成立薪資理事會，來維護勞工權益與工作條件。
- 鼓勵公司讓員工持股，並允許員工代表進入董事會，讓公司能夠從少數人手中的資產，轉變成一座溫馨而平等的社群。
- 確保因電腦與自動化設備而減少的工作量能確實地轉換成所有人的閒暇時間，而不是讓弱勢族群失去工作。
- 積極推動早期啟蒙教育，讓出身窮困家庭的孩子也能與其他人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全文完）
參考資料
[1]Messias, Erick, William W. Eaton, and Amy N. Grooms. “Economic grand rounds: income inequality and depression prevalen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logical study.” Psychiatric services 62.7 (2011): 710–712.
[2]Corak, Miles.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2013): 79–102.
[3]Lancee, Bram, and Herman G. Van de Werfhorst. “Income ine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of 24 European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5 (2012): 1166–1178.
[4] Iacoviello, Matteo. “Household debt and income inequality, 1963–2003.”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0.5 (2008): 929–965.
[5] Kubiszewski, Ida, et al. “Beyond GDP: Measuring and achieving global genuine progress.” Ecological economics 93 (2013): 5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