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所以說，「轉型正義」到底在吵什麼？談轉型正義的三大目標及矛盾（上）》，我們談到了轉型正義的三大目標（過去的正義、現下的和平、未來的預防），也聊到了其中的兩大矛盾 — — 正義與和平的衝突。
相信看完了上篇文章的朋友，對於轉型正義的基本概念及矛盾已經有了初步的認知了。
那麼今天，志祺七七就要更進一步透過實際案例，讓我們來看看：「＃正義優先」與「＃和平優先」兩種不同的轉型成功案例的故事。在最後，也會簡單談談我們對「台灣轉型正義」的觀察和看法。
不過，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上篇文章的話，非常建議你先看過下方文章 👇，了解故事來龍去脈，再回來閱讀本篇文章會更有收穫 : ) （記得回來呦）
那麼進入正題，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子，也就是以正義為優先的德國納粹轉型正義。
第一個例子：正義優先的「德國納粹轉型正義。」
說到納粹大家應該都知道，他們在二戰中針對猶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造成了六百萬人因此喪失生命，是一段十分殘忍的歷史；
然而二戰結束後，德國在納粹罪犯的審判上有將近 15 年的時間，都並不積極處理，而不積極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是戰後最初只審理了高層發號施令的納粹軍官，以至於包含中下階層軍官的其餘德國人民，都認為猶太人被屠殺不是自己的責任，只想趕快重新開始生活，不願意回顧歷史。
第二，是機構體制內的人士革職不完全，納粹時期包含法官在內的公務員，大部份在戰後第五年就復職，繼續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權力。
民間的逃避風氣與司法間的人事組成，使得有心要追求正義的檢察官難以獲得支持，法律條文的制定對受害者也不怎麼公平（註1）。而這樣的情況，終於在 1963 年的奧斯威辛大審判後有了轉折。
奧斯威辛大審判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納粹德國時期建立最主要的集中營，據資料顯示，有超過一百萬人在此遇害。
而「奧斯威辛大審判」這個大審判起訴的對象，正是上一段提到的中下階層軍官，即使他們都認為自己只是集中營裡聽命行事的「清白」角色，法庭卻以嚴格的標準表達「服從即是有罪」的觀念，將他們定罪為謀殺共犯。
這個審判過程持續了將近兩年，在多次的聽證與判決中，社會大眾終於逐漸認知到，當年每個人幾乎都處在大屠殺的共犯結構裡面，進而開始改變態度，積極面對轉型正義（註2）。
一直到最近幾年，德國都還有審理納粹罪犯的案例，例如 2016 年時，一個已經 94 歲的集中營警衛才剛被判下五年的刑期。
德國法庭不因為這些人已經非常高齡、當初的工作也並非核心軍官而放棄審判，讓許多倖存者或受害者家屬表示十分安慰。另外也有報導認為，審判中能細分出「大規模謀殺中的分工」，讓自認清白的共犯正視自己罪行，是朝著正義、公平邁出巨大的一步。
小結－德國轉型正義
「服從，即是有罪」
總結德國的經驗，著重在「正義」的轉型正義，審判是受害者獲得公平的主要方式；而只有當司法機構願意主持正義，並透過法律的強制力，對犯罪事實作出公正裁決，同時也對轉型正義表達清楚立場時，社會才能真正往新的階段邁進。
剛看完了「＃正義優先」的德國轉型正義，那麼接下來，我們改來看看以「＃和平為優先」的南非轉型正義。
第二個例子：和平優先的「南非轉型正義」
南非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曾經以國家政策等級的法律，來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國家。白人政府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與排擠壓迫，在 20 世紀後半達到巔峰，曼德拉總統上台後，成立了「南非真相及調查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任務就是要揭露那時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
南非政府與法官認為，只有完整的真相揭露才能真正避免歷史重演；所以為了得到當時受害者遭遇的真實資訊，他們以特赦、不清算、不報復作為交換，讓犯罪者願意在法庭上據實以告，而不會因爲害怕刑責而有所保留。
對於這樣的做法，有些受害者認為特赦條文限制了他們的訴訟權，也有外界質疑這是犧牲正義公道的方法。
但大法官在釋憲時解釋，特赦申請有一定的條件，並且促進國家團結與和解是轉型正義最上層的原則，並總結了「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這句話，作為轉型正義的主要精神，說服了社會上大多數的人。
小結－南非轉型正義
「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
從釋憲之後，南非法庭在 1996 到 1998 年中審理了兩萬多個案件，當中真實的陳述與告白，讓人民有機會能相互理解，也讓事實逐漸明朗，塑造出一個能夠公開訴說傷痛的社會環境，全體社會也真的因此漸漸走向了和解共生的道路。
這個不以審判為優先的例子，顯現出司法機構需要有足夠的智慧與清楚堅定的思維，去看待整體社會要達成的終極目標，並且持續的與人民溝通；同時，也不能完全撇除對正義的追求，才能以真相帶來和平。
如同上一集結尾所提到的，每個社會就像每個人有不同的個性，秉持的信念和解決問題的適用方式都不一樣，德國與南非就是兩個十分不同但都很經典的轉型正義案例。
那現在，就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台灣社會又是如何吧！
台灣的轉型正義⋯⋯？
每當聽到新聞提及「轉型正義」，包含我在內，大多數人腦中會直覺出現的似乎都不是問題本身的內容，而是抗議、爭執的畫面，還有政治鬥爭、撕裂社會之類的關鍵字。轉型正義，似乎成為了干擾社會和諧的原因。
但這和我們前面所說的目標，不是正好相反嗎？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我們的觀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缺乏合適的溝通。
當「和平vs正義」遇上「政黨對立」
就像其他例子一樣，台灣一定有些人對轉型正義的態度比較傾向「正義」，有些人比較傾向「和平」，而這中間還可能分成很多不同的強度等級，比如說認為和平很重要，但是比起去挖掘過往，更傾向不去提起；或者認為正義比較重要，而且也非常堅持要讓曾經的加害人得到懲罰等等⋯⋯。
然而，也許是因為台灣的政黨對立關係，當一方提出轉型正義要審判對方的要求的時候，很容易就會直接被當作是政治鬥爭，而不是看做對正義立場的選擇；相對來說，當一些政治人物呼籲放下過去，也容易被當作粉飾太平或逃避真相，而不是對和平立場的訴求。
同時間，對社會大眾來說，轉型正義是個理解門檻比較高的議題，但卻不是大多數人共同的痛點，談論本來就有難度，如果又再加上對彼此想法或立場的不理解，就會更難有好的溝通成效。
我們覺得，台灣社會目前對於如何落實轉型正義，還比較沒有共識，加上我們其實很難去界定到底做到怎樣的程度，可以算是完成轉型正義，於是這中間的認知落差，就會變成爭論轉型正義是不是在破壞社會和諧的來源。
這次，我們撰寫這兩篇文章，除了是解答自己對轉型正義長久的疑問以外，也想要把它分享給大家，希望我們都能夠用更理性的態度去看待每一次的爭執，或者在下次看到相關議題的時候，能慢慢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看法。
最後，這兩篇的文章真的非常耗時、也修改了超級多版本，如果你覺得文章有幫助到你更了解轉型正義，拜託拍拍手、或者留言告訴我們吧！
如果是看完之後還有覺得不太了解的地方也歡迎到 YouTube 留言、參與討論，看看不同人的觀點吧 : )
【 註解 】
註 1：「法律條文的制定對受害者也不怎麼公平」
Ex.1｜納粹法官對枉法裁判罪判決嚴格，1950 後再沒有法官為了自己在大屠殺期間判下的不當死刑負責
Ex.2｜1968 年間接影響法律制定，對絕大多數非直接加害人的審判從輕量，許多「罪行不夠嚴重」的人在新法律通過的當下就過了被法律追訴的期限。
註 2：「積極面對轉型正義」1963 後德國法律修正：
Ex.1｜撤銷納粹時期不當判決法（撤銷部分納粹時期被視為犯法的行為）
Ex.2｜新增否認大屠殺罪（否認或主張大屠殺不存在等言論會犯下煽動族群仇恨罪）
Ex.3｜多次放寬納粹謀殺罪的法律追訴期直到完全刪除期限
【 📌 轉型正義專題 】
【 📝 台灣近期的轉型正義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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