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描绘中国人群像的纪录片，在法国上映
最近，入围戛纳电影节和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华语影片《第六人民医院》（H6）在法国院线上映。这部影片一上映即受到法国当地观众与媒体的很大关注，排片时间被延长。
《H6》是导演李晔（Yè Yè）的首部纪录长片作品，描绘了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里患者、家属与医生的群像。其真实、亲切、充满人文关怀的镜头与自然流露出的幽默，把生死离别如此沉重的题材拍出了一丝轻盈与豁达感。
李晔（Yè Yè）是一名艺术家、陶艺家、电影导演、电影特效总监、平面设计师、工业设计师。她居住在法国巴黎。 在创作上，她更倾向于根据主题选择使用的媒介，力求创新与不拘一格的艺术表达。
《第六人民医院》H6
导演：李晔 Yè Yè
制片国家：法国
入围电影节：戛纳、IDFA
影片简介：第六人民医院是上海最大的医院之一。在这里，医务人员、病人和生活受到阻碍的家庭交相接触。通过相互交织的故事，在资本主义和传统文化之间展现了一幅当代中国画卷。面对变化无常的生活和不平等的医疗服务，中国人的温柔和幽默感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H6》是你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先入围了戛纳特别展映单元，又在IDFA的Best of Fests单元展映，感受如何？当初拍这部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走那么远？
在项目筹备期间还真有想过，但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导演梦的人，这部作品得以拍摄也是源于一场意外，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从创作的角度上我更趋向于给每一个题材找到与它最契合的表达方式，不一定是一部影片，也可能是一个装置、一件事物、一幅画等，哪怕我最初对这种形式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我也会去从技术从材料等各个方面深入研究以期攻破它，我特别执着且相信于创作的纯粹性，这部纪录片也是在这种心态和状态下萌生并实现的。
我从事电影行业多年，电影是我生存的基础，我了解行业标准，也明了对自己的要求，这个项目从最初开始筹备的时候我就是以比较重要的电影节的标准出发，以参选比较重要的电影节的结果为目的。这并不是说我期待电影节给我个人带来的某种荣誉，而是给自己的作品设立的一个标准以及给自己既定的一个目标。无论选择了哪一种创作形式，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完善技术上的可能性，满足专业性上的要求，这是对行业的尊重。并且，如果作品能做到尽量完整和相对极致的表达，便更能获得机会让观众在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直接地感受作品本身的含义，表达作品背后的信息。怎样实现更有效更广泛的分享，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所以这部作品我选择以电影的形式来表达，因为电影节能帮我很好的实现这部影片遇见观者的机会，因为我一直在法国生活，所以创作初期，参与戛纳电影节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我的目标。虽然前期对荣誉没有太多期待，但还是努力坚持下来了，能入围戛纳，是在专业性上的被认可，也给影片提供了更多的传播渠道。
是什么契机开始做这部作品？动因是什么？
这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最初我来法国的目标很明确 — — 学习艺术。因为成为艺术家是从儿时起就扎根于我内心的梦想，但是我的父母认为，想依靠艺术专业在社会立足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他们坚决不同意我把艺术专业作为职业方向，于是最初我选择学习的是理工科。
经过两年的工作和独立生活后，2001年，我仍然决定来法国学艺术，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读预科，考美院，毕业之后以艺术家的身份留在法国搞创作。再然后我翻出了被我扔在角落里父母的忠告，默默地给予了认同。因为，我虽然准备好了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创作，但仍没有准备好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生存，创作的状态和工作的状态非常不同，我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2014年，我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多迷茫和困惑，生活的压力，心理的失衡击垮了我，我被紧急送医。因为住院时间比较长，慢慢地，我不再纠结于内心的迷失，放开了自己。我每天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医院，观察医生，观察病友，观察自己，观察共同和不同，观察喜乐和生死，住院期间我心里诞生的一颗种子在出院回国后慢慢的发芽长大。回国后听说有一家叫恒顿传媒的摄制组在第六人民医院准备筹拍系列纪录片《急诊室的故事》，我便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中，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成为了我这个作品的开端。
进组之后，我主要负责固定摄像头以外的执机拍摄，包括对受拍者的跟拍和采访工作，这个工作给了我很多近距离观察和调研的机会，拍摄结束后，之前在住院期间产生的很多疑问同时也找到了答案。体会到了东西方人在家庭观念上的差异，对生死认知态度的不同，所有这些感悟让我非常想拍一部关于人，关于情，关于国情差异的中国人群像纪录片，也想让法国大屏幕上呈现出来的的东方形象更真实，更生动，更多元。
《急诊室的故事》播出后，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让我明白了引起共鸣，触动人心的也许是我们一直以来忽略掉的朴素与真实。而只有纪录片才是任何真实情感最朴素的背景。一年之后，在制作方的帮助下，筹拍第二季急诊室的故事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了H6的拍摄。
一共拍了多久呢？
《急诊室的故事》第一季是四个月，也就是说它给了我四个月的调研机会。第二季也是四个月，所以整个片子是在四个月内拍摄完成的。
在拍摄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架构了吗？
对，第一季拍摄结束，就开始写创作大纲。六院是上海的大型医院之一，病人的流量特别大。有了第一季工作中深入了解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近距离接触的经验后，就对拍摄计划和选角做了前期预判和规划。
因为要做群像“写生”，需要较全面地表现，而不是单一角度片面讲述当代中国人的形象。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故事，但每一个生活状态或者生活环境的人，性格特点有共同性，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于是我写了剧本框架，需要什么样的人，大概年龄区间，什么生活状态，要表达什么……
同时我确认了影片风格：做一部像故事片一样的纪录片。并不是说要有编排，因为纪录片最起码的要保证真实，而是在事件讲述上带有故事性。这样观众更能抛开对纪录片的预判，与受拍者共同经历，从内心去体会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有一个自发的思考，对事物、对生活的理解也好，态度的抒发也好，更沉浸、更直接地作出反应。
在前期写剧本的过程中，我对器材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决定做大银幕放映影片，避免录像卡带的感觉，想要做到故事性的代入感，高质量的画面匹配很重要。
到了拍摄的时候，都遇到了预想中的人物吗？
是的，拍摄初期已经特别确定能遇到。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不同，但是相似的生活态度和理念之下，即使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仍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果不能达到这点，我可能会有疑问，这能不能代表当今中国的一个群像。拍摄中会遇到不同的人，但是他们表现的态度、反应，或者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找到心理上的平衡，我是特别确定的。
所以在选角上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开机两周内几乎全部确定，开始持续跟拍，之后没有再继续选角，直到四个月拍摄结束。这也是纪录片创作吸引我的原因，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拍摄者必须在短期内做快速判断，所有事件只有一次拍摄机会。因为知道我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所以很快就确认所有决定的受拍者就是最好的选择，专心跟拍把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讲完整。因为真实的故事一定是很感人、很有说服力的。所以我没有什么犹豫。
在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处理跟患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拍《急诊室的故事》第一季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我在一线跟他们沟通，对话、采访。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真的远远大于我们在影片上的展现，在现实中，都是更严肃、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我在情绪上很难摆脱出来，会跟他们在同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下。
这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你的所有情绪，都会在拍摄画面上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一点是我要避免的，这部纪录片，我希望观众沉浸地体会，而不是把我预判的情绪全部都展现在画面上，这样会影响观众的观感或者对事件的理解和体会。摆脱这个困难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因为情绪这种东西是很难控制的。
我的解决方法是，在拍摄期间有两个助手。一位是学人类学背景，她知道怎样客观地去理解、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很喜欢与人交流，能够比较纯粹地去做调研，或者做我和患者中间的连接者。结果证明，她能让我对事件有百分之百的了解，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切入，不加任何外在的参与、预判，能让我在拍摄时客观准确地抓住现场发生的故事。
另外的一个助手是我多年的好友，对我特别了解，我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她会立刻明白。她做过不同的工作，对于怎样去跟人打交道，遇到紧急情况该怎样处理，都非常有经验。即使没有拍摄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她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们在整个过程中一方面帮助我去协调，另外一方面保护我的情绪，让我能够在冷静的状态不干扰救治的环境下进行拍摄。
这是我的解决方法。但仍然难以避免在面对一些患者的难以抉择，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崩溃。而且在后期仍然需要持续理性的推敲表达是否准确，反复求证，所以情绪的控制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大的挑战。需要冷静而准确客观地去讲述一件事，很难。
你觉得摄像机的介入，对于被拍摄者，特别是患者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前期其实不是特别确定。《急诊室的故事》第一季拍摄用的是小型摄像机，跟患者走得比较近，相互信任，整个过程不受干扰。但是当我决定专业器材，好的影像画质去表达的时候，大型器材会不会影响患者的反应，我不是特别确定。所以前期筹备，我有准备长焦镜头，但是没用多久就退回去了，因为没有必要。
患者在进入医院的这一刻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境况，由于中国人快速适应的能力特别强，在医院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怎样让身心快速平衡恢复。由于我是在患者入院第一时间介入的，并且医院同时急诊室故事大团队同时在拍摄，患者及家属很快适应，在接受医生和医院的同时，也接受拍摄者，而且逐渐习惯并且建立了相互的信任。
片中的几段配乐对于医院题材的片子来说挺不同寻常的，有一种奇怪的欢快感，你是怎么考虑的？
这是一个日本的乐队，叫Pascals，很多的演奏家一起，用的乐器也很特别，是一些小的、塑料质感的玩具乐器。我特别喜欢它的原因是，它会给你一个欢快的感觉，但尾部会拖着一丝伤感，混乱的同时又很有序，跟影片中的生活状态也相似，音乐风格也很有亚洲风格。
我收藏了很多这个乐队的碟片，在剪辑后期我突然想到，这个音乐在意义表达和形式上很有契合感，又有纯粹性，于是就把碟片翻出来，挑了几段试了一下，觉得很合适，剪辑师也觉得很好，于是尝试和乐队成员联系，看过影片后，他们很支持，把所有可以用的曲目提供给我自由选择。
这个音乐特别魔幻，风格性很强，但是很能打动听众。我曾经担心和影片会跳脱，但是尝试后觉得很切合。
你以前有拍过别的片子吗？可以谈谈之前的创作经历吗？
上学的时候拍过短片。我在法国留学时经历过不同艺术形式的学习，学电影的原因很明确，就是想以此谋生。虽然我喜欢艺术表达的形式，但是一直质疑以艺术创作作为谋生手段。于是有朋友建议我从事影视制作，因为法国在电影制作和电影人员有特别的行业组织形式，及保护机制，即电影从业者在满足工作时间后，在不同项目之间允许短期“失业”或者筹备休息的时间，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个人创作。于是我有了从事电影工作的想法，出于尊重行业的专业性考虑，我去电影学院读了纪录片制作。因为我喜欢看纪录片，通过真实的记录，学习和了解未知事件和领域。同时学纪录片也可以在短期内比较全面地对电影行业有一个了解。
学习之后，我明白纪录片创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视觉表达可以有前后交叉，用很多手段去改变它的含义，这样的操纵可以很有用，也可以变得很危险。特别是纪录片，表达什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都非常微妙，需要谨慎面对，需要对表达的手段和内容负责任。这也是我一直没有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原因，觉得可能在比较成熟的状态下才会去用它。毕业多年，这次生病恢复与在医院中近距离观察生活的经历，让我有了用纪录片记录和表达中国人对生命、对生活的理解的冲动。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也许一直以来忽略的朴素与真实，而只有纪录片才是任何真实情感最朴素的背景。
我出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后虽长年旅居法国，但在国内度过的韶华年代却是植根于我血液中最深重的情怀。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之后从事电影工作期间，我发现无论国内国外都很难在大荧幕上看到真实有情感的中国人及有细节的中国文化。所以我也想拍一部我眼中的反映中国人性的片子，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了解中国人的机会。我感觉法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韧性，不了解这种没有任何条件的家人之间的互相爱护。我在第六人民医院里真的是很震惊，面对那么大的困难，大家依旧乐观的态度，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情绪，并不是剧烈的悲伤或痛苦，而是特别有力量的感觉，这是最令我感动的。
之后有没有别的拍摄打算？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并没有导演梦，但是我有表达欲望，所以什么表达形式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只要是最准确的就最好。我现在在创作上肯定是要继续的。这两年我都在研究通过时尚史进行审美和价值观的的教育方面，利用游戏的方式表达，在娱乐的过程中学习，目前写好了整个游戏框架和游戏剧本。所以近期更多的时间在专心做这些事情上。
采访、编辑：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