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像中回溯童年的天真、束缚，与出逃的冲动

在第33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festival Amsterdam）上，雷沁圆导演的纪录片《九楼日记》（The One Who Runs Away Is the Ghost）入围国际竞赛单元。

这部影像作品以私人化的视角，记录了两个女孩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童年生活和她们充满想象力的鬼怪宇宙，其间穿插着导演喃喃低语，讲述了对自己童年的回溯与重新审视。

在我们和导演雷沁圆的谈话中，我们讨论了深圳华强北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样貌，并试图重新命名一种无法摆脱的 “出逃”冲动。从这部作品拍摄经历出发，雷沁圆也分享了作为一个年轻电影人如何在无数限制与持续协调之中进行创作，并葆有难得的玩乐心态。

导演：雷沁圆

制片：Julian Moser, 雷沁圆

上映日期: 2021–11–22(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

片长: 75分钟

5岁的昊昊和8岁的宙宙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的华强北电子市场度过。一年前，姐妹俩的父母移居到这个城市，在市场九楼开了一家商店。在女孩们的眼中，没有灵魂的电子世界仿佛是个充满鬼怪故事的宇宙，为她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奇幻。

导演雷沁圆在画外音中述说着自己的思绪：她的童年也在一家电子产品商店度过。深圳是她的家乡，但她总想去往别处，将一切抛之脑后。

昊昊和宙宙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她俩不知疲倦地摆弄着盒子，穿梭于楼梯井间，躲进空空荡荡的陈列柜。尽管这个空间并无生命，对孩子们来说，它就像是家园，她们拥有绝对居住权与继承权的星球。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雨雾飘摇，似乎充满敌意、遥不可及。

专访雷沁圆：为了一种出逃的冲动

导演简介

雷沁圆是一位学者，纪录片导演，专注于媒体、技术和新技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主题。

目前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意设计学院担任媒体艺术与技术的助理教授。她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德国柏林Art-on-the-run电影学院完成了电影艺术的硕士课程。

mersso：为什么你会选择拍（深圳）华强北？华强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雷沁圆：你有听过吗“华强北“吗？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mersso：大量的机器部件、屏幕、人工光源组成了全球化链条的一个小结。而在你作品里面体现的，这个市场与小朋友的童话与鬼怪世界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荒诞的杂糅感。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很多缠结的主题。

雷沁圆：可能很多像我一样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出生在深圳的人，他们对华强北的印象应该差不多：华强北算是当时深圳的一个中心。我爸爸妈妈是在九二年左右的时候去深圳，留我在老家呆了一年，所以我是九三年来深圳的。那时我见到的深圳跟现在很不一样，连街道都没有，印象中我们住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旁边还是垃圾场，再旁边是我爸的工厂，当时他们一群人在创业。水是从井里面抽出来的，而电是从隔壁工厂偷的。

我记得那时候华强北还有一个地方叫女人世界，所以它不只有电子产品，而是什么东西都有，就是一个很中心的、大家会去购物的地方。那里开了深圳第一家肯德基。我爸爸所在的创业公司经常需要到华强北那边去采购电子元器件，所以他对那边也很熟，我也因此经常会到那边去买一些在当时不太受控管的山寨电子产品。我记得那时候买了一个英文翻中文的翻译器，还有计算器什么的。我初中深圳外国语学校也在旁边，走过去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其实，我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一开始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原本想拍在德国创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深圳创业的德国人。然而，拍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创业者都在讲深圳。之前我讲深圳没有人知道，后来因为“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之后，突然之间深圳在创客圈里变得有名起来。在这个市场（华强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对于像我爸那样的人是开放的，只要你找了一个你信任的人，深圳周边的整个硬件生态系统（hardware ecosystem）对于你来说都是开放的。但对外国人来说它并不开放，因为语言不通。但是最近几年，深圳的创客空间逐渐可以让外国人去接触到像“华强北”一样很在地的批发电子元器件的地方，很多人开始了解它，并且可以准入这个市场。

后来，我跟我的摄影兼制片人Julian Moser说，我要去拍华强北，因为我对那里的想象跟大家在这边所听说的很不一样。2018年，我们去了华强北，开始做调研，拍了一些素材。当时我做了很多采访，几乎把整个产业的东西都拍下来了，本来的想法真的就是做一个很传统的电视纪录片，就跟我之前的那部（即《柏林边界, Berlin Transgression》）那样。拍了一个月后，因为经费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办法继续拍下去。那时候就算是一个节点，我考虑再等一年，看有没有可能继续这个项目，要不然我们就再去一次中国把这件事情做完。当时我想，ok，fuck it，我要自费拍摄。

mersso：你们是怎么遇到这两个小朋友的呢？

雷沁圆：片里的这两个小朋友，是当时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认识的，其实还蛮有缘分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的主题是关于创业者，所以我就认识了华强北一个名叫troublemaker的创客空间。这个家庭跟那个创客空间的主管很熟，他把我们带到那个家庭。

后来我有经常找他们玩，但没有拍任何东西，只是和他们交了朋友。而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下定决心就只拍他们。2019年的4月份我们密集地拍摄了一个月，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都是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月拍的，剪辑的时候，我决定把之前的那些所有关于产业的素材都删了。

mersso：画外音中，有大量的关于你自己过去的一些回溯，包括很多比较私人的、情感上的经验，你认为这些经验是如何和这个故事嫁接在一起的，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什么呢？

雷沁圆：我觉得怎么去诠释画外音和这个故事的关系，可能需要留给观众。

这两者之间当然可以有很多种连接的方式。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在拍摄两个小朋友时候，有一个一直让我感动和揪心的点，就是她们跟家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素材我没有放到影片里，因为我觉得影片还是关于这两个小孩子的。

然而，回来之后，我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两姐妹给她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世界，跟我小时候一样 — — 孩子可以把父母在工作的地方变成自己的游乐场。但是让人很揪心的是，我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大人的、包括我自己长大之后再看回童年的那种眼光，我看到对她们来说的不自由和约束。包括她们长大的这个场景，其实是不大适合小孩子的，再包括一些社会上的约束，比如对女孩子的约束。当时，一方面我好羡慕童年的天真，我很想再进去那个世界；另一方面，我能看到她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的限制。

这个是我拍摄时候的矛盾。也是后面我的自述一个主要出发点。我想要把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她们的那种感觉传达给观众，让观众不只看到她们生活的世界多么有想象力和美好，同时也知道她们也活在一个Bubble里面。

mersso：我理解的角度是，那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和他们生活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孩子们鬼怪世界的诗意与这个冰冷的环境之间有一种冲撞，他们的想象的世界也多多少少被影响着。

雷沁圆：我很好奇作为女生，你看这个影片，你有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那种边界和束缚吗？

mersso：会有。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有这种想要出逃的冲动：去远的地方和更远的地方。这种冲动就好像是一个回旋往复的基调，但你可能也不知道想逃掉的究竟是什么，你可能只是觉得你感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但你在当时没办法把它们给主题化，也没办法把这些经验抽象出来，但我现在回溯时好像就在处理这件事，就是我去观察我要逃脱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去把它们主题化，换句话说，给它们命名。

雷沁圆：我跟你经历蛮像的，我十九岁出国，然后一直在国外，这次回深圳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工作，除了拍电影。所以对我来说也冲击很大。我一直很相信当人在一个处境里面，是没有办法跳出去的。你可能只能渴望“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你渴望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对你的环境有一个批判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

mersso：是的，我觉得这种距离非常的重要。

雷沁圆：记得当时我有被问到我为什么突然来柏林。那是2017年，特朗普当选，我跟导师说我要离开了，我说我在这个地方呆了十年，感觉不到能有更多发展的空间，我想要换一个环境。导师说那你先去德国一年，做你想做的事情。来到柏林之后，我上了个电影学校，拍了一个学生作品，就是《柏林边界》。我当时拿的是一个job seeker签证，大概有两万美金的存款，其余什么都没有，没有男朋友，一个人自己从普林斯顿过来这边。原先我的所有东西都被学校照顾得很好，但在柏林保险啊、税务啊等等所有都要自己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很多人说可能女生在快三十岁的时候会有个坎，你会回想你过去做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合适的。后来，我发现我三十岁前很多事情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去符合我爸妈对我的期待。我当时候快三十了，我没有为自己活过，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很喜欢电影，我很想成为电影制作里面的一员，就算扫地也好。这个“出逃”选择真的挺难的，但是那是我真正的第一次为自己去做选择，没有符合任何人的期待，那感觉特别好。

拍电影让我很迷恋的地方在于，它很像是一群小孩子在玩游戏，我很爱看完电影之后去看电影后记和演职人员表，就是他们拍摄的流程是怎么回事。电影拍摄团队里面的人，所有人都好像在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一个角色，我就觉得那个跟现实很脱轨，但是我很喜欢。

mersso：作为一个年轻的电影人创作有什么困难吗？如何平衡这个过程，即一方面要去考虑繁琐的筹资，另一方面还要创作？

雷沁圆：没错。以前如果我被一个电影节拒绝了，会觉得很伤心，我把这当作是一个很私人化的事情，觉得这意味着我个人还不够好。但是在去了IDFA之后，我发现每个人的片子都很值得，他们大部分人都经历了比我更多的困难。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反而是，没有被选择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参加IDFA的其实很多都是很年轻、二三十岁的创作者，其实某种程度上，资源的匮乏真的不会让一个电影人和电影本身变差，反而它会鼓励你去用很多种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我觉得种种限制对于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反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mersso：新的创作计划是什么？你会一直拍纪录片吗？

雷沁圆：我现在目前规划下一部仍然是纪录片，但是我想要做纪录片和动画的混合形式。当时我去IDFA觉得很被激励，因为看到了好多故事，突然意识到我生活中好多东西可以拍，尤其是在国内。特别是纪录片，如果有一天你感觉被故事呼唤的时候，你一定要拍。但是这些是我无法计划的，可能有个东西突然发生了，我就一定要去拍它。但如果是我自己来做计划，在艺术上我不想要重复一个我已经做过的事情，就这件事情我已经能掌握好，我一定会换到另外一个方向。我带着一种玩的心态来看待创作。所以我想下一步我想玩动画，也会玩新的东西，但是可能玩着玩着我可能就不玩纪录片了，就玩别的。

mersso：那题材呢？

雷沁圆：会关于游戏和网恋。我想拍年轻人，主角我还没有找好，但是那个主角会是一个玩网络游戏的人，然后我希望去展现真实和虚拟之间的平行关系（parallel between physical/real life and virtual life）。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未来。这种关系不是完全可以相互对应的，因为我深信，一个虚幻世界里面的关系有在现实生活不能被替代的部分，我相信人与人在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里也可以很真诚地交流，而且产生跟现实生活中不一样的友谊。

mersso：国际影展的中国电影，一般反映了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问题，它们很大一部分的意义来自于与中国观众之间的对话。但国内社会环境没有给予这些电影一定的自由度，导致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国际和海外制片/放映，这也就会导致海外或者国际观众成为唯一对话的对象。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雷沁圆：我觉得这是一个所有在国内拍电影的人，如果能接触到海外的东西，他们一定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一定会想我的观众到底在哪里，我拍什么片子、什么题材才能被我本地的观众能看得到。但是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这其实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比如我只选择海外观众或只选择国内观众。我一开始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当时我也跟华强北街道办关系一直都很紧密，是他们给我拍摄执照的，以后我也会把它拿回到华强北去，不过能不能放映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会给他们展示，寻求一个机会。

当时我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希望中国人看到这个片子。那我现在的想法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琐碎的、长期的、持续需要去协调的事情。不是说我只给外国观众看，我就要完完全全符合外国观众的看法。我知道有这样子的片子，作为电影人，看到这样的片子，会立即知道这个就是为了给外国观众拍的。但是也有很多片子是关于在与这个社会有了某种批判性的距离之后，再去观察社会产生的一些想法，属于比较直觉的一种表达。

我觉得这也是两个问题。如果是在创作者的角度来考虑，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包括我的叙事和画外音voice-over。我没有想太多关于审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忠于我自己。但是如果是在制片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就是，作品是开放的，我希望能持续地协调，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不会放弃某一边的观众。

同时，这因人而异，比如说有些人拍片会更加激进一些，但是我当时在考虑这个片子要拍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不是那样子的一个人，我不是一个很正式的人。其实我想展示的还是一些很私密的东西，还有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采访：mersso

编辑：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