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还是粉色？
唐菡，1989 年出生于广州，现生活、工作于柏林。她常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与回应日常中的生产，消费，及性别问题。她相信日常生活是联系所有其他活动的纽带，通过对细节的分析能让潜藏于表面之下的事物得以显现。唐菡善于使用影像、装置和绘画等不同媒介进行创作，并引向对图像的再现问题和意义的探讨。
在第6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生活工作在柏林的艺术家唐菡凭借短片作品《Pink Mao》在获得了短片德国竞赛的最佳荣誉银鸽奖。
我们在艺术家位于柏林北郊的工作室和唐菡见面。冬日晦暗，唐菡涂着淡粉色指甲油，拿出小蛋糕，泡上一壶单丛茶，房间便立即被温暖庇护 — — 一切似乎与即将进行的对话有着某种呼应。
我们坐在唐菡的工作台前，聊了聊她关于创作、色彩、植物与异国生活的见解，从谈话中能感知到她的松弛和自然，她眼中日常生活的肌理和质地，以及她对体验与洞悉“琐碎”的某种平静而不可动摇的信念。
专访唐菡｜洞悉日常的路径
SD=SiDe映像
TH=唐菡
SD：《粉毛》获得银鸽奖的感受如何？参加莱比锡纪录片节有什么新奇的体验吗？
TH：我在莱比锡待了两天，在搭火车回柏林的晚上，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作品被提名，问我可不可以再回去参加颁奖典礼。我心想只是被提名而已，也没想到能得奖。我的作品大部分是在德国制作完成，这次被选入了德国竞赛单元。但我对于这次能拿奖的确很意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自己的作品。在影院，很多技术上的细节都会被暴露出来。我自己能听得出来，一些声音或画质上的缺陷在影院里面会被无限放大。
领奖的仪式很走过场，每个人上去讲一下自己要感谢的人就走了。领完奖，工作人员说，很可惜今晚我们不能一起吃饭和庆祝，但是你应该有你的团队和你一起庆祝。我说，我就一个人。
SD：这部短片是如何筹备和拍摄的？你一个人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TH：这个作品其实是我的硕士毕业作品，我的毕业论文是写的这个主题，所以我是经历了先写作再制作的过程。
最早是在2017年，我去上海的一个购物商场吃饭，想用现金支付，但是被拒绝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的手里抓着100元，他们却不收，然后说他们只接受微信和支付宝付款。我在想，是不是毛的形象已经在慢慢被数字化，而且可能会逐渐消失。每一次的回国经验对我来说，都很容易产生一种脱节感，因为太快了。中国现在不断地在加速的过程之中，有时会让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外来者闯入到这种加速里面，我们的整个感知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当时，我的脑海里便有这样一些图像。一开始只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碎片式的图像刺激到我。之后，我尝试把这些图像与感受写成文字，当然中间也经历了查找资料和研究调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也让我能够重新理解和组织这些我所看到的变化。这部短片拍摄的部分不算多，更多的是对不同素材挪用和拼贴，例如从其它纪录片中摘取的片段，Youtube视频，网页截图，自己平日用手机拍的一些影像等。形式上也有些接近于“桌面电影”。
SD：从作品里可以看出，你并没有运用传统的纪录片语言，而是选择“电影论文”的形式去呈现这样的主题。影像作为媒介，在这里充当了什么角色？
TH：视频论文作为一种介于纪录片和视频艺术（Video Art）之间的类型，在艺术活动、电影节和上往往会被归入既定类型。我其实是在完成写作部分之后，才想着如何把它视觉化，就是如何把这些文字再转成图像，来传达我的感受。当然。每个人面对同一个图像或者同一个文本，所产生的理解会有偏差。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形式，是希望可以创造一种对特定情境更多面的理解。具有纪录片性质的部分可以将评论和图像紧密联系，另一部分则是有更多空间来加入一些带有作者性的想象，这部分可以是诗意的或者抽象的，或是具有开放结局的。
SD：这似乎不是你第一次以“货币”为对象的创作，之前的作品《钱变钱(Money Bocomes Money)》也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讨论货币的图像、面值和价值的问题。“货币”对你来说什么象征意义吗？
TH：那时候刚来德国不久，常常面对人民币换成欧元，欧元又换成人民币的经历。这种货币之间的转换，在我看来与身份上的转换有一些联系。这个项目来源于我和我妈的一个日常对话。她说你学油画这么多年，通过卖画来赚钱多好，为什么现在不再画画了？
我那时候在想，好吧，那我就尝试一下通过画画来换钱。我就把整个画画的过程记录下来，把我的工作时间算进去，我用打卡的方式记录下了我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来生产和制作这样一张图像（绘画），它同时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的。我请来了拍卖行的工作人员来到展览现场将我这些绘画全部拍卖售出。出售的结果也表明，这个表面面值的图像并不等于它实际的价格，也不对等于我所付出的工作时间。
SD：你在导演自述里有提到，“那些在不知不觉中由某人提供的图像，以及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而不被质疑的图像，是我一直以来的巨大兴趣之一。”货币也许是其中之一？
TH：我一直以来对图像的兴趣是因为图像不仅仅是表面的含义。这也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从小到大我是看香港台长大的。九十年代，香港电视台做的很多广告质量都很高。因为他们用了一些很巧妙、很简单的象征性的东西。图像本身也能很准确地去传达这些东西。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是廉政公署的广告，它用幻灯机的形式来播放一只梅花鹿不同身体部位的图像，声音来自于不同的人，都说它是马。其含义就是“指鹿为马”。像这样的广告也激起了我对图像和图像表达的兴趣。
SD：短片最后有一句对福柯的引用，他的理论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TH：之前有读过福柯的一些书，或多或少有受到他理论的影响，包括如何去理解隐藏在事物之下的权力与不对等。作为方法论能帮助重新解读更多的事物。我也受到法罗基的影片的影响，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支撑。因为我对日常生活很感兴趣，所以常常是从身边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将它们作为出发点，慢慢地引申到别的东西。
SD：在这部作品里，粉色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待色彩及其编码规则？
TH：我开始对颜色感兴趣，只是从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开始：我问身边的中国朋友对于一百元纸币的颜色的看法，很多人便不假思索地说是红色的。包括银行官网也说明一百元纸币是红色。这个事情让我开始思考与颜色相关的问题。我当时想，颜色不仅仅是感知的判断那么简单，而是可能受到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都会影响人的判断。
我也做过一些关于色彩编码的调查。例如，在一战之前，粉蓝色和粉红色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表达与现在是刚好相反的。那时候，粉蓝色反而是小女孩的色彩，因为与圣母玛利亚的蓝色联系在一起。而粉红色是作为正红色减弱后的色彩，反而是男性气质的象征。只是后来，因为商业广告的缘故，粉红色被用来描述婴儿或是小女孩。当他们把一些既定的色彩印象放到这种框架里去推广，这种表述获得了成功。
SD：在这部作品中，你从日常现象出发逐渐进入到一个庞大的议题，在私人情感经验和客观历史材料中如何平衡？
TH：在叙述的部分我在试着抛出一些来自日常生活中可以被质疑的问题，有些问题也许有答案，有些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我希望能够以提问的方式去松动一些既定的印象，让观众重新去思考和理解。我也不希望去充当一个说教者的角色，这也许来自我性格中的一部分，我更希望观众能缓慢跟随我的叙述来到片尾，当每一个人再次看到这张纸币时，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SD：确实。就我个人观感而言，你沉静的叙述在作品里有着很大的功能，即把答案遮蔽和悬置。你已经在德国生活多少年？异国生活对你的生活和创作来说意味着什么？
TH：我2012年底来到德国，那之后我一直在柏林和广州工作。但是因为疫情我已经两年半没有回去了。对我来说，中国正在慢慢地变得陌生，它也不再处于我的日常之中。以前我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种感知，沉浸在某种环境和气氛之中。你有时可以离开，可以暂时抽离出来，然后重新想一下在两者之一里面的感受。这种生活经历有一种像缓冲带的感觉，让人可以跳出来再想一想。
SD：很理解你说的缓冲带和边缘感，有时候这也会让人感到更自由，有着对两个环境尽量不受干扰的认识。有时候我感到并不一定要去融入它。
TH：对，但这样的代价也许是失去某种“归属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感觉自己处于一种“在中间”的状态。在德国很多时候会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以及面对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但如果要谈这个又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SD：谈到欧洲中心主义，刚好想和你谈谈你的“辣椒项目（Pepper Project: You’re So Hot! ）”，那太有趣了。你当初是在你的工作室种辣椒吗？
TH：不是，我当时在纽伦堡的美院念过两年书。辣椒也是在纽伦堡种下的，后来搬家时又把它们搬来了柏林。辣椒种下之后，我刚好有机会在德国到处旅行，所以它们就跟着我跑来跑去，那时它们还是幼苗。我在路上问路人：你要不要给它们取个名字？用你们的真名来给这些辣椒幼苗命名。
SD：这些人都是白人男性对吗？是否与你在德国的经历或者体会到的权力关系有关？
TH：对。这个作品还是以一种玩笑的形式来做的，回应的是女性选美比赛中的评判标准及其所对应权力关系。在这里，我掌握了评判辣椒形态的主动权，来定义什么样的形态是好的或是坏的。在欧洲生活时间久了，有时作为亚洲女性你很容易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双重弱者的身份。
SD：那些辣椒的幼苗很好看。我能看出来你很喜欢植物？听说你也经常去森林采蘑菇。
TH：这种对植物的喜爱也是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的童年在广州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大院里度过。小时候，我就看爷爷怎么种花种盆景，包括在院子里面的玉兰花和木瓜树，等果实成熟了，我们会采摘来吃。我现在也很喜欢在柏林附近的森林采蘑菇，但季节也许快过去了。对植物的兴趣也来自于童年时期好奇心的延续。
我从去年开始在城市里找银杏树和捡白果，因为我也一直比较关注食物。现在我在做的一个项目也跟银杏有关。在我们收集白果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和习惯等原因，德国人其实也不了解白果可以用来干嘛，他们只知道这果实很臭（近似于呕吐气味），看到我们在捡也觉得挺恶心的，经常有人经过说“eklig（恶心）”。
但是我后来查资料，发现银杏其实是一种活化石，也是它所属类别中的唯一现存物种。由于银杏在佛教和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在亚洲的寺庙中也被广泛种植。而且银杏树有不同的性别，有些树是雌性，有些是雄性。只有雌性树能产生果实。但在达到性成熟之前，雄性和雌性几乎是无法区分的。我比较关心人对于不同性别的银杏树的需求是如何在不同时空中变化的。
SD：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其他在忙的项目和之后的计划？
TH：最近在做一个和石头相关的作品。2019年受一位策展人朋友邀请，在京都待了两周，拜访了一位石头收藏家。这位老先生是策展人发小的父亲，一位爱好地质学的数学老师。他在八九十年代日本出国旅游热潮时期，从世界各地背回了很多石头，并且持续不断地扩充他的私人收藏。他家里人对此意见很大，抱怨说石头要把屋子都压垮了。老先生今年已经85岁了，策展人希望日后即便他不在了，他的石头收藏也还能够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通过艺术家的创作来记录和延续他石头收藏的生命。
所以我现在做的录像作品就是基于当时的拜访经历，叫作“无限的容器（∞Container）”。这段录像中你会看到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相同的动作 — — 把一个石头形状的物体缓缓放入一个木箱里，同时背景也在不断地转换。我感兴趣于石头在不同领域的储存和运输方式，包括地质学、考古学、采矿、实验室以及私人领域。对我来说，人的收集行为就是不断地把欲望对象及其相关之物放到一个私人的容器或空间里。石头本身也是一个容器，它可以装载和储蓄其它没有固定形态的东西，比如说记忆。
唐菡 Tang Han
她的过往个展包括：
“食欲的形状”，Galerie von Empfangshalle（慕尼黑，2018）；
“辣椒项目：You’re SoHot!”，Octagon（柏林，2016）；
“Money becomes Money”，Vitrine（纽伦堡，2015）。
群展包括：
“聆听石头”，德累斯顿美术馆（德累斯顿，2021）；
“那些……日子”，OCAT 深圳（深圳，2020）；
“被打断的饭局”，昊美术馆，（上海，2020）；
“艺术家隔离日志”，麓湖 •A4 美术馆 ,（成都，2020）；
第七届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2017）。
2022年她将参加在纽伦堡艺术协会以及KW 当代艺术中心的群展。
她的影片入选：
第38届卡塞尔纪录片和录像节（卡塞尔，2021）；
第 64 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和短片电影节，获银鸽奖（莱比锡，2021）；
第 34 届 Image Forum 影像论坛电影节，并获优秀奖（东京，2020）。
本文图片由艺术家唐菡提供
采访、整理：mersso
编辑：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