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所謂治經進路的差異，是指「以論帶經」和「論從經出」的差異。
一方是「教條主義釋經」、或稱「認信釋經」。大概是「以論帶經」，即以「教條」帶著《聖經》走，讓經文的意義符合自身「教條」所欲之答案。
「耶穌最想改變的不是政權，而是人的心」、「爸爸不買玩具給孩子。孩子心想，爸爸一定是太窮了」的說法，是建基於對「彌賽亞」是「受苦人子」、「個人化救贖」的前設。有了這個「教條」的「前設」，我們可以挑選合適的經文作為引證，繞過經文原義的約束，更方便地闡述設定的「教導」。
3. 另一種治經進路，是「歷史 — 文法釋經」。大概是「論從經出」。先處理經文「是什麼」，再進一步問「為什麼」。
「歷史 — 文法釋經」不單是強調學術和理性，其信仰基礎同樣紮實。上帝既然是在人類歷史中、以人類的語言作出啟示，人們就有理由以歷史背景、語言、文法的規律，解讀這些上帝的啟示。
經文的孕育，歷經口傳傳統、收集、寫作、抄錄、改寫、編彙。透過瞭解經文所處身的時代的歷史文化背景，考慮語言本身的規律、文體、文法，我們可以盡力接近經文的原義。而經文在抄錄、改寫、編彙、傳承的過程中，又不斷被解釋，我們亦可以進一步分析歷代信徒對同一段經文的理解、和理解的變化。前者是「經學」、後者便是「經學史」。
4.「耶穌最想改變的不是政權，而是人的心」的說法，終究產生一些疑竇。人們把「彌賽亞」理解成「受苦人子」、「個人化救贖」，是什麼時候發生？這樣的解讀，在什麼時候才成為「主流」的理解？
公元30年前後的耶穌門徒、甚至「歷史耶穌」本人（而不是「信仰中的基督」）；或在公元70年前的《馬可福音》作者；或是公元70年後的《馬太》、《路加》作者，是不是都持有這樣的觀念？特別是「歷史耶穌」本人，絲毫沒有過「得勝君王」、「救萬民於水火」（群體救贖）的想法嗎？
透過對「福音書」經文的研習和對讀，我們發現《馬太福音》在《馬可福音》的基礎上，加入「收刀入鞘」的情節(太26:52–53)（《馬可》、《馬太》誰先誰後又成了一個重要課題）；《路加福音》甚至提到耶穌吩咐門徒「賣衣服買刀」(路22:36–38)，我們便有理由探索這些蛛絲馬跡背後的意涵，初代（甚至歷代）基督徒對於耶穌降生的任務的理解，而不是純粹地接納「耶穌最想改變的不是政權，而是人的心」的觀點。
特別是猶太人經歷希臘、羅馬統治之後，「彌賽亞」的盼望總帶著從帝國的政治和宗教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意義。當然，「彌賽亞」意識也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公元前二世紀前後孕育的「人子彌賽亞」(但7:13)，逐漸取代「君王彌賽亞」、「祭司彌賽亞」的形象。但猶太人的「彌賽亞」意識，仍然離不開政治上的期望。
那麼，《路加福音》所展現的「彌賽亞」意識，是不是「耶穌最想改變人心」？「上帝自有心意」？透過「共觀福音」的對讀和比較，《馬可》、《馬太》、《路加》諸卷，本身又有沒有差異？把三者作比較，是否能夠窺見箇中的概念的變化？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共觀福音的問題(Synoptic Problem)」，及其衍生的基督教思想發展史的課題。
延伸閱讀：
耶穌很可能一直期待天使會與他並肩作戰，只是到了最後，天使和天兵並沒有來，上帝沒有介入，耶穌明白到「苦杯」不會撤去，此時此刻，只好讓上帝的旨意成全，便放棄動武，束手就擒。若將《路加福音》的編修痕跡加以疏理，留意作者所掌握的原始素材，我們或可窺見一二。
《路加福音》中耶穌被捕的故事 ~「拔出刀來，砍了一刀」（四之三）
其他篇章：
後記：
其實「聖經學人」亦多有願意腳踏實地，從經文出發，致力考辨，務求更接近經文原義者。可悲的是，無心犯忌，卻陷入文網，無辜被打成「新派」、「自由派」、「不信派」。被推到高溫堆芯，不至於熔毀，也會發燙頭暈。特別是所謂「福音派」的「聖經學人」，釋讀「聖言」，必須表態彰顯「信仰純正」，便成慣例。
對《聖經》經文抱持著絕對客觀、只有唯一穩定不變的原義的「實證主義」思維，固然是一種偏見；但「以論帶經」、「教條主義釋經」（何時給了一些優雅的名詞：「認信釋經」？）的猖獗，致使《聖經》變成「教條」、「神學宣言」的綴合，不是更荒謬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