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與社會正義
撰文｜施奕丞
死刑存廢與否，不論在是否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都是常見的爭論話題。在台灣，死刑存廢更是容易隨著台灣重大犯罪事件的發生而激起討論，如2014年的北捷隨機殺人案與2016年的內湖隨機殺人案。
但嚴肅的廢死問題，似乎也只是大眾茶餘飯後的熱門選項，隨著案件的發生而起起伏伏，不論民眾或是政府，對這項嚴肅的議題都少有更深入的討論，而意見兩端者，也常難以拋開成見去了解彼此，以扎稻草人的方式相互攻訐。
死刑存廢的辯駁，在大眾生活中似乎已成為單純的言語衝突，特別是支持廢除死刑者，總是會成為多數民眾的攻擊重點：「讓支持廢死的人家人死過，就知道死刑的好了！」、「假清高、假道學！」、「只想保護殺人犯，你們跟犯罪者有什麼兩樣？」。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聽過相似的言論，在這裡也不多做舉例。在死刑存廢上，本文也無意左右讀者的立場，只想提供更完整的資訊，簡單整理學者、報導、調查資料，讓讀者閱讀後，再思考死刑在社會上的價值。
一、 爭論點
死刑在世界上存在已久，而與其有關的正反辯論也已持續百年。死刑存廢兩方，就國家、文化、法律、道德、哲學、犯罪理論等不同面向持續討論，迄今也已累積完整而詳實的論述。
本次將死刑存廢兩方的論述大致分為四個面向，以利接下來的討論：
（一）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
（二）對犯罪的恐懼心理；
（三）冤假錯案的防治以及擔憂；
（四）對被害者的心理補償。
（一）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
在死刑存廢的辯論中，國家與個人間的關係是最常見的爭議點之一。廢死方常認為死刑是國家暴力的方式之一，而生命權是人類的自然權，所有人都自然擁有（包含罪犯──只要你生而為人），且政府有責任與義務保障人民的自然權，此外，沒有人有權力以及自由剝奪人類的生命權。在這樣的前提下，死刑違反人類的意願，以國家的角色將暴力施放在犯人身上，便是一種政府辜負人民期待的表現。
而生命權乃身體存在之權，以實現人性尊嚴之保障，兩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就此而言，人性尊嚴條款就生命權之保障，具有強化之效果。
人性尊嚴之目的在阻止一個人淪為客體、純粹的手段、或是可任意、可替代的物，由於死刑制度將死囚純粹當作是國家權力行使的客體，系爭規範以死刑剝奪人民之生命權作為刑罰之手段，人性尊嚴將因生命權之剝奪而失其附麗。（取自:模擬憲法法庭憲釋字第3號）
而支持死刑方，認為犯罪者已經對社會與人民造成危害，而政府作為人民的集合以及保護者，有必要保障社會，並且維持法律以及秩序。
犯罪者在明知有死刑的前提下，仍執意犯案，對社會以及被害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的傷痛以及不安，以維持秩序的角度去看，死刑是可以被接受的，更遑論許多犯罪者是明知有其後果，以自由意志犯案，並不和人性尊嚴有所衝突，甚至是一種自由意志的展現。
……要讓殺人者在預見「殺人者會被判處死刑」的情況下，仍出於其自由意志，做出殺人的決定，即應負起應該負的責任，縱使干預其生命權，但未侵害其人性尊嚴，蓋此為其處於理性狀態並充分知悉法律效果後，出於自由意志所做的決定，毋寧說是人性尊嚴的展現。（取自:模擬憲法法庭釋字第3號）
在支持廢死的論述中，可以看見濃厚的社會契約論以及個人主義色彩；而反對廢死的論述中，則可以窺見社群主義的端倪，強調集體以及社會的穩定。
我們也發現，在國際上廢除死刑的國家，大多數也是個人主義色彩較強的歐洲國家。
（二）對犯罪的恐懼心理
對犯罪的恐懼心理是民眾決定支持死刑與否的一項重大因素，舉例來說：通常害怕自身遭遇犯罪的民眾，會比較支持死刑。這點直接聯繫到刑罰的主要功能之一：遏阻性。
若刑罰的遏阻性夠高，能夠有效的抑制某項罪行的發生機率，那麼這項刑罰，在客觀上，則有其執行及維護的價值，也能夠平緩民眾對犯罪的恐懼。
支持廢除死刑者，常提出許多統計數據以及實證研究，說明死刑以及犯罪率的高低並沒有直接關係，死刑的對犯罪的遏阻性可說是相當低，由遏阻性的成面來看，死刑沒有維持的必要。
但相對於深奧的數據或是艱澀的學術論文，真正能影響民眾支持死刑與否的，是對犯罪的恐懼心理。「亂世用重典」是長久流傳於台灣的一句話，而研究也顯示，不論國內（侯崇文、許福生）或國外（Laster）研究都發現，被害恐懼情感與支持死形成高度正相關。
民眾心中對犯罪人或假想敵人所持之怨恨與敵意，早已超出犯罪實際造成的危害性。(David Garland)
以鄭捷案為例，台灣媒體在報導時，多用冷血、人魔等恐怖字眼形容，透過媒體的渲染，犯罪者在大眾間的形象越加可怕，甚至讓大眾開始想像下一個可怕的犯罪者出現。
在台灣社會中，「殺人犯」已經跳脫出原本單詞的含意，成為一個不斷加深社會恐懼心理的符號。此外，跳脫死刑存廢，我們也必須擔心，在此種媒體風氣下，台灣民眾看待社會問題的角度，可能會由多元逐漸單一化與簡單化，忽略案件背後的整個社會問題。
（三）冤假錯案的防治以及擔憂
對於司法體系乃至整個社會來說，冤假錯案是極大的遺憾。在中研院與台灣廢除死刑聯盟於2014年合作的調查（《死刑民意與價值初步報告》）中顯示，台灣民眾有高達74%認為法院可能會錯判死刑案件。
我們都能理解，不論法官多英明，司法體系多完善，輔助技術多進步，社會仍可能出現冤假錯案的發生。
不過，該調查也同樣顯示，有高達87%的人民認為法院有可能會縱放死刑犯，無法給予被害者正確的司法判決。
可以明顯發現台灣支持與反對廢除死刑者，都了解法院可能錯判，剝奪無辜者的生命。在此脈絡下，死刑存廢與否，轉為對犯罪者縱放或是忍受冤案兩種價值觀的比較。
死刑因其不可回復性，對冤案被害者及其家屬的補償是窮盡社會資源也難以補償的，這也是支持廢死者的常見論述。
然而，對支持死刑者而言，許多抱持著「寧可錯殺，不許縱放」的心態，畢竟在輔助技術進步下，冤案發生率會降低，而縱放犯罪者，將有極高可能對社會造成更大危害。
（四）對被害者家屬的心理補償
被害者的死去，是其家屬及社會心中永遠的悲痛。
司法的判決，除了將正義帶給社會外，對被害者的補償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在物質的補償上，社會能輕易的給予，但是被害者的心理補償與心靈慰藉，往往是被害者家屬最難獲得，也是家屬們最希望能獲得的補償。
而犯罪者的死去，能否帶給家屬們心理補償，也成為死刑存廢最大的爭議點之一，而能解答的，也只有被害者家屬。
不過，身為被害者家屬，對死刑卻也有不同看法。
邱木森也說，每天回家裡看到太太的遺照，就覺得空虛落寞，對最高法院今天判鄭捷死刑，他想對太太說「妳的不幸，司法已替妳爭取到一個公平的審判」。（邱木森，鄭捷案被害者家屬，2016。取自：鄭捷案被害人家屬：台灣還是有司法正義！）
……過去曾希望加害人被判死刑的他（林作逸），現在轉變心態認為應廢死，他認為許多被害人堅持死刑是因為「國家能做的事情太少，只剩下這件事了！」(取自：相隔20年父母死於同兇手 他支持廢死：死刑是廉價正義)
二、 平行的民意？
台灣身為民主國家之一，民意是影響政府政策的重點之一，也是死刑存廢常見的爭論點。
不過，以民意或公投來做為法律走向，有其爭議性，關乎基本人權的死刑更是如此。
然而，多數決只是民主的方法，而不是民主的結論，一個法律的建構，本來就不應該透過公投而決定，特別是涉及人權議題，人權的目的就是在確保個人的自主性，本身就有抗多數的色彩。（取自：死刑存廢的百年論辯（三）－從人權的觀點出發）
而多數廢除死刑之國家，都是在國內民眾多數仍支持死刑的情況，由政治菁英領導通過，但在台灣的脈絡下，政治人物仍以政治因素（像最重要的選票）做為主要考量。
採用《死刑民意與價值初步報告》的調查資料，該問卷分為兩個版本：在調查開始時詢問受訪者贊不贊成廢除死刑（版本A）；在調查開始時問受訪者贊不贊成廢除死刑，並改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版本B）。
根據該資料，版本A有高達87.68%反對廢除死刑，而版本B則有81.69%反對廢除死刑。對比同樣由中研院所主持，2006年的台灣社會意向調查，其抽樣結果為76%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
兩份調查由中研院所主持，也都經過統計信度與效度的驗證，用來當作觀察台灣民意的資料，再適合不過。
由於樣本的限制，我們不能隨意推論台灣反對廢除死刑的聲浪在近年有高漲的趨勢，但可以肯定的是，廢除死刑，在台灣社會仍不是民意的多數依歸。
而經過近幾年社會在死刑上的討論，一般民眾或多或少都能了解死刑存廢正反兩方的論點，而就簡單的數據來看，兩份調查相隔近十年，正反兩方的辯論仍然像是兩條平行線，誰也無法說服誰。
但，真是如此嗎？
死刑的法律與哲學觀點只是一種價值選擇，難以檢驗對錯。（周愫嫻）
死刑存廢的客觀性，經過百年的發展，幾乎已被廣泛討論，且難以有新見解。不過，正如周愫嫻教授所言，死刑存廢的觀點，究其根本來講，兩邊的爭論與其說是一種客觀的比較，更像是一種主觀價值的選擇。
在主觀價值選擇上，有其複雜性，本就難以用二方法將複雜的主觀因素歸納成兩個極端。
上表為周愫嫻教授(周愫嫻，2017:569)依據《死刑民意與價值初步估計》所製成的表格。
如上文所說，在這份調查中，不論是A版本或是B版本，若只是詢問是否支持廢除死刑，反對比例都高達80%以上。
但若在調查中加入死刑的替代方案，在無期徒刑的幾個選項中，民眾對死刑的存廢出現極大幅度的轉變。特別是當替代方案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且服刑工作並且賠償被害人（LWOP_L_R），有高達七成的民眾支持。
繼續深入數據，有46.8%的民眾，由於替代方案的提供，由反對廢除死刑改為支持。提供替代方案，能有效改變民眾對於廢除死刑的態度，若要推動廢除死刑，替代方案的出現才能真正適合台灣社會。
不過，若將問題繼續延伸，為何會有近五成的民眾，會因為替代方案，而改變本身的立場？死刑存廢是一種主觀價值的選擇，而人的意見是容易浮動且矛盾的。
周愫嫻教授分析《死刑民意與價值初步報告》的調查資料，不論支持死刑與否，雙方都出現或多或少的價值衝突。而根據分析，立場改變者，有極高比例都是對死刑存廢抱有極高價值衝突。
廢死支持者的最明顯的價值衝突在於「個人生命是珍貴的，死刑應該被廢除。」以及「國家需要保障法律與秩序，而非個人權利。」中，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衝突；其次則是「對於你的社區有多大的安全感？」及「是否擔心你與你的家人成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廢死支持民眾高達九成對自己社區的安全有極高信心，卻也有五成以上擔心家人成為暴力犯罪的被害者。
至於反對廢除死刑者，主要的價值衝突同樣是對社區的安全價值以及害怕成為犯罪被害者；再來則是相信「以命償命，以眼還眼。」、「死刑是所有刑罰中，預防犯罪最有效的一種。」卻同時相信「如果犯罪行為人表現出悔意，並獲得被害人家屬的原諒，法官就不應該判死刑。」，相信修復式司法，也同時支持應報想法。
三、 結語
社會心理學者認為，民眾對於特定議題表現出矛盾或三心二意的想法，代表的可能不是個人觀點，而是整個社會價值陷入衝突，或是處於持續改變的狀態。台灣社會也正是如此，身為新興民主國家，在邁入緊湊的21世紀後，有太多轉變持續發生。除了廢除死刑外，其他敏感議題（如安樂死、性工作、核能存廢，甚至是統獨問題）的調查，民眾也都常出現價值衝突的現象。
不論支持死刑存廢與否，雙方該做的不是不停謾罵，批評支持死刑者「泛情」、「情緒化」、「反智」、「民粹」；或是批評支持廢除死刑者「和殺人犯沒什麼不同」、「自命清高」，更該努力的是深入了解雙方的價值觀。對於其他所有議題也是，透過兩方的理解，也許能為未來的政策提供方向提供更多空間。
參考資料邱家宜(2015)。鄭捷案中台灣新聞媒體的輿論操作方向及對廢死議題的社會影響。臺灣人權學刊，3:1，147–156。周愫嫻(2017)。民意支持死刑的態度可改變嗎？。臺大法學論叢，46:2，553–588。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台灣民衆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灣社會學刊，37，133–167。江鎬佑(2015年6月2號)。死刑存廢的百年論辯（一）－從刑罰的目的出發。【法律白話文運動】。取自 https://plainlaw.me/2015/06/02/capital_punishment/。楊貴智(2015年6月3號)。死刑存廢的百年論辯（二）－從法律的目的出發。【法律白話文運動】。取自 https://plainlaw.me/2015/06/03/death_penalty2/蔡孟翰(2015年6月8號)。死刑存廢的百年論辯（三）－從人權的目的出發。【法律白話文運動】。取自 https://plainlaw.me/2015/06/08/death_penalty3/?utm_source=dable楊國文、張文川(2016年4月22日)。鄭捷案被害人家屬：台灣還是有司法正義！。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672597蔡瑜娟(2015年5月1日)。相隔20年父母死於同兇手 他支持廢死：死刑是廉價正義。 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8174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學生、種子論壇學術部成員
本文完成於 2019-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