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輕鬆愉快週五夜晚，巴黎淪為戰場。多個地區發生連環襲擊，超過百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這是戰爭的行為，『達許』（Daesh）的武裝恐怖份子攻擊了法國、我們的價值。」法國總統歐蘭德試圖用鎮定的語氣在電視上說著。不久前，他正在觀賞德、法之爭的足球場也遭到攻擊，並在安全人員的護送下離開。
歐蘭德謹慎地使用了「達許」一字。法國政府認為常見的「伊斯蘭國」（ISIS）有誤導之嫌，因為從蓋達（al Qaeda）演變而來的恐怖組織不是國家，更無法代表伊斯蘭文明，堅持採用阿拉伯語指稱該組織的譯詞：「達許」。
謹言慎行跨越不了的心牆
咬文嚼字反應法國對於族群和宗教的小心翼翼。然而，「唯名論」跨越不了現實中的文化心牆，謹慎的迴避像是掩蓋心裡界線的彆扭舉動。
就在三十歲生日前幾天，穆斯塔法伊（Ismail Mostefai）引爆身上炸彈，要與巴塔克蘭（Bataclan）音樂廳裡隨著美國樂團「死亡金屬之鷹」（Eagles of Death Metal）搖滾樂起舞的聽眾同歸於盡。調查人員根據一截斷指的指紋，確定了他的身分。穆斯塔法伊的父親來自前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母親是改信伊斯蘭教的葡萄牙人。
與先前犯下《查理週刊》襲擊案的穆斯林兄弟居住的貧民區不同，穆斯塔法伊最後留有住所紀錄的夏特雷（Chartres）是距離巴黎約一百公里的小鎮，有著優美的城堡遺跡、街道齊整乾淨。二○○七年遷居至此後，他當起快餐外送員，但被警方發現沒有駕照後，從此失業。一份秘密檔案顯示，○九年他被列入S等級，「不是高度危險，但有基進傾向。」
後來他落腳市政府提供的社會住宅，當地人稱那區塊是「小阿拉伯」。市長葛爾格（Jean Pierre Gorges）記得他，「事實上，是我在幫他繳房租。」接著是個大哉問：「早知道他是個小混混，可是和他一樣的人很多，誰知道何時該介入？」穆斯塔法伊的前科累累，從十三歲就偷竊，但都是不需入獄的罪行。
「但法國不要我們」
他出生的小鎮庫爾庫羅納（Courcouronnes）隸屬於埃福里市（Evry），西班牙裔的法國總理瓦爾司（Manuel Valls）在當地居住多年並擔任過市長。穆斯塔法伊的家在清淨的小運河區，認識他們的鄰人說：「是個融入很好的家庭，從沒出過問題。」
一名在巴黎襲擊案罹難的移民也來自庫爾庫羅納，來自塞內加爾的鄰居說起她：「一個很棒人，夢想著找到祖國，但法國不要我們。一聽到口音，就不給工作；一聽到我們的名字，就說房子已經出租。」天堂就在眼前卻無法進入，相對剝奪感尤其強烈。
在阿爾及利亞的尋根之旅後，穆斯塔法伊在一三年底帶著妻小前往敘利亞幾個月，鄰人回憶，他回來後不再和人打招呼。也許，就在那時候他與「達許」搭上了線，並成為攻擊「祖國」的外國戰士，生他、養他的法國是永遠的異鄉。約有一千五百名法國人成為外國戰士，其中二五○人和穆斯塔法伊一樣，回到法蘭西的土地上。
雖然心知融合困難，塞內加爾移民說：「恐怖份子很笨，我們這些穆斯林的處境會更差，最後就是勒龐（Marine Le Pen）的民族陣線黨獲利。」與歐蘭德會面後，勒龐立刻表示：「必須瓦解貧民窟，掃除基本教義派。」忽略「敵人」已經和一般中產階級比鄰而居，直覺而煽動的言論吸引了號稱擅長哲學思考的法國人，極右派的民族陣線黨在民調中領先。
多名聖戰士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附近的墨連貝克（Molenbeek）落網，這裡過半居民是穆斯林。巴黎襲擊案發生後，當地人就知道，警察將隨之而來。胡笙對著記者忿忿說著：「一切都是徒勞無功，你們只想寫這裡是聖戰士的溫床。你以為，每次被『這人是恐怖份子嗎？』的眼光掃過，很有趣嗎？」
就連之前廣開大門接納敘利亞難民，博得全世界喝采的梅克爾，現在也面臨黨內壓力。前總理科爾（Helmut Kohl）的智囊司徒默（Michael Stuermer）說：「和一月發生的《查理週刊》不同，巴黎最新的襲擊案將促使歐洲收緊移民政策。梅克爾岌岌可危，不可能再度代表基民黨競選總理。我們以共患難的心態協助了難民，但不希望德國在未來成為伊斯蘭的國度。」
一場局部進行的世界大戰？
穆斯林面臨戰亂壓迫時，只要有機會就試圖往人道、民主、福利完善的西方世界逃，但抵達後卻又抱怨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排外的右派早提出警告，恐怖份子將混在洶湧的難民潮，一本由狙擊手遺落在巴黎襲擊現場的敘利亞護照，落實這項說法。歐洲人憂心，倒洗澡水時也倒掉盆裡的嬰孩，在避開恐怖攻擊時，也抹去救援難民的人道價值觀。
毫無懸念的是，面對激烈的挑釁，法國更猛烈轟炸恐怖份子的巢穴，歐蘭德誓言將剿滅「達許」。教宗方濟各說：「巴黎襲擊是第三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沒有明確的宣戰，但伊斯蘭國的侵略、試圖掌控世界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
巴黎襲擊案的手法並不新，印度、巴基斯坦都曾經發生過，只是向來自許安全的歐洲心臟竟也遭到攻擊。普丁積極介入敘利亞後，堅持「逆我者亡」的伊斯蘭國也在埃及擊落俄國班機。因為烏克蘭危機鬧翻的歐美和俄國，終於有一起化解敘利亞衝突的契機。
在亞洲居住多年，專精恐怖主義分析的博克（Jason Burke）指出，伊斯蘭國採取「迅猛治理」的三段論，首先以恐怖攻擊的方式挑起非正規的戰爭；其次是瓦解當地政府的統治權威、讓經濟枯竭、挑起社會對立；最後在人民絕望之際，以維持穩定的姿態掌權。依憑這份教戰手冊，征服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如今邁向歐洲。
世俗國家與政治合一的衝突
固然法國是反恐最力的西方國家，但防恐體系弱於英、美，因此被伊斯蘭國選為報復主體。此外，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世俗化」路線，也讓攻擊有了象徵性的意義，宣揚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批評巴黎是「仇恨與墮落之都」，指稱市民的休閒場所是不道德的。
伊斯蘭國說巴黎攻擊是「風暴的開始」，歐蘭德的軍事反擊同樣掀起海面上的巨浪。轟炸有朝一日可以摧毀敵人的有形的根據地、組織和人員，但不能根絕無形的信仰。博克指出：在「達許」的想像中，歐洲從十字軍東征、殖民主義以來，對伊斯蘭抱著深厚的敵意。
在表面的風浪下，是淵遠流長的文化衝突。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教會是首要攻擊目標，而十八世紀的哲學發展有一部分信條在於挑戰教會，法國人反抗的不只是基督教的教義，更是它代表的政治制度與特權。用托克維爾的話說：「有些人認為對上帝的不敬彌補了對政府小吏的唯命是從。當他們拋棄大革命最自由、高貴、最自豪的一切時，只因為他們仍舊不信仰上帝，便以為忠於大革命的精神。」
當法國跌跌撞撞往世俗化一路走來，擅長後現代戰略的伊斯蘭國嚮往的是前現代政教合一的烏托邦。穆斯林移民對宗教的堅持，讓法國大革命付出的代價顯得枉然。九一一攻擊後，旅居紐約、曾採訪過伊朗何梅尼、巴勒斯坦阿拉法特的義大利記者法拉琪（Oriana Fallaci）寫下：「等待溫和的伊斯蘭是胡說、是寬容的鬧劇、是融合的謊言、是多元文化的笑話。想讓我們相信，敵人只是極少數人。事實上，敵人就在家裡。」此話一出，引來殺身威脅。
巴黎襲擊案，讓人再度意識到，敵人可能在身邊。勇於挑戰權利、摧毀舊制度法國人，或許得再度擔起大革命的責任。
（本文2015年11月，刊登在台灣「新新聞」第14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