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各雙手緊握著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臂膀，對這位來訪的巴勒斯坦總統說：「你是和平的天使。」三天前，梵蒂岡於十三日宣布將與巴勒斯坦「國」簽署全面性協議，白紙黑字的「國」字立即引來以色列抨擊：「這無助於讓巴勒斯坦上談判桌，商討和平。」教廷明白回應，支持以「兩國方式」解決糾葛數十年的巴、以問題。
以兩國論解決巴、以問題
隨著天主教的勢力衰微，許多人把梵蒂岡當成老朽的機構，不聞不問。方濟各一三年上任後成為萬人迷，一舉一動全球矚目，巴勒斯坦以國家地位和教廷簽約，馬上被視為是「人民教宗」另一項革命性創舉。事實上，教廷外交是循序漸進的路徑依賴，只是在方濟各手上水到渠成。
教廷外交部次長、負責與巴勒斯坦協商的卡米雷利（Antonie Camilleri）指出：「即將與巴勒斯坦國簽署的協議，反映教廷政策的延續性。」
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七年投票決議，以兩國方式解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問題。經過六十五年的等待，巴勒斯坦終於在一二年於聯合國大會上獲得一三八票贊成、九國反對，成為「非會員觀察國」，當時梵蒂岡即表示支持，間接承認了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
梵蒂岡本著數千年來與歐洲城邦、世界各國打交道的經驗，有著綿密細膩的外交手法。在一九九四年與巴勒斯坦建立外交關係後，於二○○○年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協議，如今則更進一步，首次與巴勒斯坦國締約。兩國關係深化有跡可循，一四年的駐教廷外交人員名錄中，已經以國家稱呼巴勒斯坦代表，去年方濟各的聖地之旅，也直呼巴勒斯坦國。
教廷試圖以間接的方式發揮影響力，在國際社會以兩國方式的解決巴、以問題。卡米雷利說：「和以色列人一樣，巴勒斯坦人也有理由期待，在公平的條件下享有和平與穩定。教廷或許可以幫助巴勒斯坦成為獨立、有主權的民主國家，與以色列等鄰居和平共處。」
巴以領袖同赴梵蒂岡祈禱和平
儘管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壓力，巴勒斯坦於去年獲得瑞典承認並設立大使館，英國和法國國會也敦促政府承認巴勒斯坦。
方濟各以和平之名積極介入國際紛爭調停，戰亂延年的中東是他的工作重點。他在去年五月訪問聖地，跨越宗教藩籬慰問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並在以色列築起的高牆前，出人意表地駐足，頭頂著冰冷磚牆祈禱，這一幕成為敦促巴以和平的強力影像。隨後在他的邀請下，以色列總統裴瑞斯 （Shimon Peres）去年卸任前，到梵蒂岡與阿巴斯一起祈禱和平。
巴、梵協議除了幫助巴勒斯坦建國，也是為了保護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尤其是在穆斯林為主，或基督教徒為少數的國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爭論不休的耶路撒冷不只是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聖城，也是耶穌受難、昇天、復活的地點，教廷多年來嘗試在此擁有一席之地，天主教徒因為受壓迫人數一路下滑。為了展現天主教與巴勒斯坦的連結，呼應跨宗教的對話，教廷有史以來首次將兩名巴勒斯坦的修女封為聖人，並邀請阿巴斯出席封聖彌撒
梵蒂岡的一中各表
方濟各對巴、以的「兩國路徑」，可有助於同樣國際地位困窘的台灣在兩岸僵局中解套？
梵蒂岡身為台灣唯一在歐洲的邦交國，但積極與北京重建關係，出身耶穌會的方濟各更帶來無限想像，可能跟隨首位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腳步，帶領天主教重返神州。
他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想望，一再表示願意前往訪問，甚至邀請習近平共商和平大計。中國把對台關係侷限在兩岸框架下，梵蒂岡則以全球的視野看待北京的角色。外交官出身的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說：「若能重建與北京的關係，這對世界和平大有助益。」
北京開出的條件是「與台灣斷交、不干涉內政。」雖然教廷的慣例是不主動斷絕外交關係，但在梵蒂岡眼中，台灣是代表中國，不僅台澎金馬，還包括了中國大陸，因此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只是更換辦公室或牌子，無關斷交。
前任國務卿索達諾（Angelo Sodano）說得露骨：「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館就是中國大使館，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岡當天就可以把使館遷到北京。」至於台灣在教廷的使館，也只須換個牌子。暴露了在外交領域中，即使是「一中各表」而非北京的「一中原則」，梵蒂岡表述多年的中華民國也會一夕變天，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台灣在逆水中難「維持現狀」
基於天主教會在東歐共產國家變天的影響力，中共對梵蒂岡心存忌憚，不願下放主教任命權，然而，雙方在此也有了進展，可能採取越南模式：教宗在越南提供的主教名單中挑人。相較於台灣的三十萬教徒，中國有上千萬的「地下天主教徒」蒙受威脅，教廷更在意解救水深火熱中的羔羊。
教廷將巴、以推往兩國路徑，兩岸問題卻在一中框架下，上帝出手也難助台灣擺脫困境。面對強國咄咄逼人，最佳情況是「維持現狀」，但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本文2015年曾刊登在《新新聞》14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