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刊登在《新新聞》2016年第1528期，略有調整)
一六八八年初，天主教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在北京臨終前對康熙說：「臣殆盡一生為皇上效勞。臣歿後，伏乞皇上睿記臣平生所為，莫過於要在世上為最神聖的宗教贏得東方最偉大君主這一庇護人。」
這位在清朝官拜工部侍右郎的歐洲人服膺中國的君臣倫理，但沒忘記傳教的初衷。三百多年後，這段遺言依舊迴盪在中梵關係裡。
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上個月談及中梵關係「前景可期」時，強調面對中國「必須採用神學的觀點」；習近平去年重申中國宗教不受外來影響時，帕洛林回應：「這無礙雙方進展，一名追隨教宗的天主教徒，無損於當一位忠誠的公民。」
梵蒂岡決心「反攻大陸」
教廷十三世紀向元朝派出使節以來，與中國的關係一路磕磕絆絆。
即使順著利瑪竇的策略 — 與士人、達官顯要結交，在朝為官的南懷仁一度被指控「藉著曆法藏身金門，窺視朝廷機密，圖謀不軌」因此入獄，隨之而來的地震與彗星引發清朝官員「天譴」的迷信恐懼，讓他逃過一死，但已反應中國對天主教的猜疑。爾後教會與西方殖民主義牽連，共產主義迫害天主教會，中、梵更是新仇舊恨糾葛，加上兩岸關係和冷戰前後的國際局勢錯綜複雜，但抽絲剝繭仍可看出脈絡。
梵蒂岡一九四二年與中華民國建交後，遇上國共內戰，原本固守神州的教廷公使黎培理因中共驅逐，一九五二年轉駐台灣，但教廷從未放棄重返大陸的企圖心。
缺少信任，是梵蒂岡與中共之間最大的阻礙。
「因為透徹了解共產黨，不少教會人士有條防線，共產黨經常說一套做一套。另一方面，北京一直有被迫害妄想症。」研究中梵關係多年的張保祿指出。
中共開放改革後，與梵蒂岡歷經三十多年的起伏跌宕，教宗方濟各與習近平在二〇一三年前後上任，雙方關係迅速拉近，頻頻釋放風向球之外，二〇一四年至今進行四輪會談，今年的最後兩輪間僅隔三個月，各界紛紛揣測「建交不遠」了。雖然只差最後一哩路，但近在咫尺也可能遠在天涯，張保祿認為，「雙方雖然有些共識，但分歧仍舊存在，關鍵應在於主教任命和天主教愛國會。」
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未提九二共識，傳聞北京可能與教廷建交作為懲罰。張保祿指出：「中梵歧見仍多，即使建交，日後會有很多問題；對中共的退讓，會讓其他地方教會質疑教廷的普世標準。如果建交，未來教廷可能逐一與中共協商解決問題，而北京則是把天主教獨立在整體宗教政策外，以專案處理。」
教宗方濟各和帕洛林把若望廿三世和保祿六世在冷戰時期與東歐國家交手的「和平對話外交」和「東方政策」發揚光大，不過，中國的情勢更棘手。「當初東歐共產國家冰凍、嘗試切斷國內教會與教廷的關係，已經造成主教的困擾與壓力。然而，中國還另創了『自選』、『自聖』，天主教愛國會從一九五八年開始自行任命主教。」陳聰銘指出。
愛國會是最大違章建築
中國自行任命主教危及「教宗首席權」，雖然教廷為了有天能夠尋回「迷途羔羊」，避免使用「裂教」字眼，但這道裂痕至今是雙方最遠的距離。從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教廷和北京在主教任命逐漸有默契，但齟齬難免。
教廷發言人龍巴迪（Federico Lombardi）去年向鳳凰衛視透露，越南是可參考的模式。儘管梵蒂岡尚未與同樣是共產黨統治的越南建交，兩國關係大幅改善。關於主教任命，基本上是教廷代表團在越南與當地官員達成人選共識後，把名單交由教宗任命，然後越南教會安排祝聖，如果沒有共識人選就擱置。
主教任命固然是重中之重，然而張保祿提醒，「教廷在談建交時，還要顧及行使聖事、培育教士、傳教和出版教會刊物等自由。」而習近平仍緊抓宗教自由的空間，拆教堂、壓制穆斯林齋戒月之外，四月底他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重申了宗教中國化的論調。
助理主教馬達欽在二〇一二年的祝聖禮公開辭去愛國會職務並宣稱效忠教宗後，遭到軟禁，中梵關係陷入冰點。去年一篇署名馬達欽的部落格文表示：「期待方濟各與習近平在美國不期而遇的握手。」兩位領導人在美國沒有公開的會面，但在出訪前，河南安陽教區祝聖助理主教張銀林，打破馬達欽以來的僵局。
方濟各訪美時，未獲教廷認可的愛國教會副主席、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馬英林嘗試與教宗修和，經美國神職人員轉交教宗一本聖經，封面上寫著：「我們愛您，我們為您祈禱，我們在中國等待您。」棘手的主教問題，彷彿有了轉圜。
如果非法主教是珠胎暗結的果實，教廷可以用寬容的心懷逐一檢視後試圖接納，吸著共產黨奶水的愛國會則是「毒果之樹」，教廷希望斬除。「問題是，剷除這『違章建築』後，中國怎樣掌控教會？況且，其他宗教也設有愛國會，去掉天主教的，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要如何處理？」張保祿質問。
中共堅守堡壘，方濟各手段靈活
縱使中共不再強調宗教是精神的鴉片，但宗教政策是意識形態的最後堡壘，中共雖披上資本主義的外衣，但骨子裡仍是一黨專政，放鬆宗教控制，猶如自毀長城。
張保祿說：「北京考慮的不只是天主教，而是通盤的考量。藏傳佛教牽扯到西藏，伊斯蘭與新疆有關，當前還要反恐怖主義，這些都不是中國政府可以一手掌控。」中國內部不是鐵板一塊，主政者必須在鴿派、鷹派、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取得平衡。
教廷外交首要目標是謀求地方教會發展，極力想敲開全球最大信徒「市場」的大門，張保祿說：「一個地方教會的教友增加，教廷是求之不得。撇開中古世紀、拿破崙時代不論，教廷在當代從未退讓這麼多、姿態如此低、策略如此彈性；相對的，中國則在觀望、分析優劣，並施展政策鬆緊，以國內教會為談判籌碼。」
方濟各有耶穌會廣闊的眼光與智慧，而且態度積極、手段靈活。他善用媒體效應，四處與國家領袖交好累積「社會資本」與影響力。方濟各的親民形象在中國也有相當人氣，態度友善的教徒越多梵蒂岡談判的籌碼就越多。
張保祿指出：「因為教友多、教會較強大，當年東歐國家希望與教廷達成協議以管理地方教會。相較之下，天主教會力量小、教友約占全國人口一％，中共就不太放在眼裡。」
儘管天主教徒占中國人口比例低，但總數眾多，教廷很看重。雖然與梵蒂岡達成協議像是多了束縛，但有助北京管理教會，解決地上與地下教會問題，邁向正常發展。有管道溝通，也有助於解決神職人員被抓、被關的問題。
與台灣斷交是中共的煙幕彈
至於北京屢屢指責，梵蒂岡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是阻礙，在張保祿看來，只是煙幕彈，因為球完全在中共手上。
而教廷深謀遠慮、手段嫻熟，早為重返神州留下伏筆。張保祿指著書籍上的照片說：「在台北的教廷駐華大使館正式名稱是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也就是代表中國，對岸一旦與教廷建交，只是使館從台北遷移到北京的「搬遷問題」，避開教廷不主動斷交的陷阱。
當前教廷派駐台北的高德龍雖然只是臨時代辦層級，但屬於國務院，因此是正式的邦交。張保祿說：「如果中共與梵蒂岡建交，最可能的作法是：教廷派大使到北京，而改派宗座代表到台北。」
在與中華民國建交前，一九二二年首位教廷駐華使節剛恆毅的身分就是宗座代表，屬於教宗私人的代表，不代表國務院，負責處理教務，沒有外交使節身分。一九八四年與美國建交前，教廷也是派宗教代表駐華盛頓。一般而言，當地政府會以外交使節接待之。
如果台灣在意維繫互派官方的外交官，張保祿認為，「由代辦主持的總領事館」或許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儘管教廷沒有此規格與制度，但台灣在「中華民國」的國號下，也許有外交模糊遊走的空間，可以藉此在兩岸與教廷的默契下談判。「中、梵、台三角關係自一九四九年來，已創下教廷兩千年傳統的外交特例，教廷外交首重牧靈與福傳，因此充滿彈性。基於台灣教會的發展，為現階段國際關係中複雜的兩岸關係多個特例，應該是可以想像的。」陳聰銘解釋。
在中梵角力中，台灣像是等著被斷交的棋子，但仍有創造籌碼的空間。天主教徒增加會提高台灣的重要性，方濟各的第一趟亞洲行就是到首爾，「如果台灣教友像南韓一樣佔人口一〇％，教廷勢必會注意到。」張保祿說。
台灣享有高度宗教自由，有豐富資源成立宗教交流中心，如果平台發展成熟成為國際重要組織，在學術交流外，也可以成為行動中心，介入國際宗教紛爭的調解。張保祿指出：「教廷通常在重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會派駐代表，如此一來台灣還是有教廷代表或使節，只是派駐在組織裡。」
提高台灣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帕洛林把中梵關係放在國際局勢，認為達成協議有助世界和平。方濟各訪美時掀起的旋風，讓習近平見識到全球最小國家的強大軟實力；教宗縱橫捭闔的能力則在撮合美國與古巴時展露無疑，華盛頓應是樂見中梵關係改善。
接受共產黨無神論的勞爾．卡斯楚（Raúl Castro）甚至表示「為了感謝方濟各，願意到教堂禱告。」隨後作東，讓方濟各與俄羅斯東正教牧首祁偉義（Patriarch Kirill）在哈瓦納機場見面。教廷與古巴、俄羅斯的關係，像是對北京的示範動作。
地緣政治正是教廷外交的另一考量重點。「當中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天主教卻無法在當地正常發展，這對普世教會沒有好處。」張保祿說。
一個國家國力大幅擴張時，會影響當地與鄰近國家教會發展，因此梵蒂岡會積極拉攏。廿世紀前半葉，日本在亞洲勢力大張，即使軍國主義引起美、英等國警惕，但教廷仍在一九四二年與之建交。同樣的，「如果台灣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提高，教廷也會注意。例如在六、七〇年代，外交層級逐漸提高。」張保祿表示。
南懷仁的母校魯汶大學校園中，矗立著當年他為康熙打造的渾天儀再製品，除了天文與曆法，他還繪製了《坤輿全圖》讓「中央之國」有了空間感，明白自身定位。在時間長河裡，以史為鑑則是航向未來的指南針，即使蕞爾小島也能在歷史洪流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