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陽光刺眼，照得宏偉的米蘭中央車站有些蒼白。偌大的站前廣場，衣著光鮮的上班族行色匆匆，夏日旅客拉著行李箱來回穿梭。現代的歐洲城市，忙碌中夾雜著悠閒。
樹蔭下的身影像是鬧中取靜的乘涼者，深褐膚色透露了他們的「不速之客」身分。飄洋過海在義大利南端上陸後，來到米蘭，準備前進北方國家。因為候車廳席地而睡的移民「有礙觀瞻」，市政府設置了臨時收容中心，但仍有不少人露宿車站前的廣場。
求生不及，沒有恐懼的餘裕
幾名戴著頭巾的年輕女孩在聊天，腳邊堆著瓦楞紙板、提袋和衣物，還有摺疊整齊的被褥，在居無定所的日子裡，仍維持基本秩序。
厄利垂亞（Eritrea）女孩狄莎（以下皆為化名）一開口便說：「沒錢。」家裡湊足四千美元讓她上路，如今盤纏用盡，無法繼續旅途。
事實上，狄莎不知道要去哪，但聽聞幸福在北方。在天真的眼神和無辜的笑容下，我難以想像，她如何穿越沙漠，經過戰亂的蘇丹與利比亞，然後登上簡陋船隻橫渡地中海。
「害怕嗎？」她聽不懂。
也許，貧窮專制國家的人民字典裡，沒有害怕這詞，求生不及，沒有恐懼的餘裕；抑或歐洲夢在前，一切不足懼。約夫加入我們，指指周邊移民，剛好瞥見一名媽媽讓孩子在草皮上便溺，他說：「我們都是兄弟姊妹。」表達同舟共濟的精神。
二十七歲的約夫，在厄利垂亞已經當了十多年的兵，受不了全民皆兵的獨裁統治，決定出走。厄利垂亞這個紅海邊的東非國家，一九九三年脫離衣索比亞獨立後，成為專制國家，全民皆兵。
約夫在利比亞落入民兵手中，「二百到五百人一間房，沒有廁所，一天一餐。」他張大嘴，指著牙床，說是牙齒被打落。旅途艱辛沒讓他絕望，一再重複：「我在等機會。」儘管邊境檢查趨嚴，他堅持去德國，相信依靠木匠手藝，能謀得工作。
苦難中相扶持，未失惻隱心
告別時握手，突然想起，他提及自身有皮膚病，霎時燃起被傳染的疑慮。我急促的鬆手，是否讓約夫意識到一般人對偷渡客的偏見或戒心？
義大利西北方小鎮威堤米亞（Ventimiglia）的車站裡，法語不絕於耳，遊客像南飛候鳥，來到地中海濱度假。
因為法國關閉邊境，數百名偷渡客像是落入牢籠的飛鳥，棲身在巨大時刻顯示板下的廂房。燠熱雜亂的空間裡，難民打著地鋪休息，散落的衣物外，角落有打開的罐頭，衛生棉和洗髮精。
躺在行軍床上的女孩說：「發燒。」一旁的厄利垂亞男子亞費解釋：「生病，等醫生。」
獨裁統治、人蛇剝削和民兵威脅，都沒抹滅這些逃離家園者的惻隱之心。他一邊與義工交涉，就醫不會留下個人資料。應許之地在北方，移民不願在此留下指紋等身分辨識，否則就得在義大利申請庇護。
紅十字義工保證，如同警察不強迫壓指紋，醫生也不會為了治療而威脅非法移民留下紀錄。亞費鬆懈了些，跟我說來到威堤米亞已經十五天，但闖不過法國邊界，無法邁向目的地英國。三十七歲的亞費，在厄利垂亞同樣是軍人，「我是，我哥哥、我爸爸都是。」
類似的故事成千上萬，光是今年就有一萬五千名厄利垂亞人逃離暴政與貧窮抵達義大利。
二十歲出頭的白波和他的朋友來自蘇丹達佛，坐臥在車站的另一個角落。因旅費不足，他們在利比亞照顧羊群、擠奶七個月才搭上難民船。抵達二十多天，同樣等著進入法國。交談、筆談加上比手畫腳間，他們的笑容燦爛靦腆，不見苦難的痕跡。
剿滅格達費後，利比亞成煉獄
慕沙坐在米蘭車站前的欄杆上，戴著太陽眼鏡，「利比亞的情況比恐怖還要嚴重。」他揮著手勢，像是在地化的移民。他原本在甘比亞當警察，無故被解聘後，找不到工作於是冒險前來歐洲，但一年來始終無法抵達德國，讓他對義大利、歐盟心生不滿。
義大利人並非沒心沒肺，小學老師露意莎一早採買食物和衛生紙等日用品後，發給廣場上的女難民和小孩。「其實，我不知道能做什麼。靠義大利也不夠，歐盟和聯合國都要有動作。」像是當老師的習慣，她問我是否跟上她的論調，然後說，「我班上有日本人、厄利垂亞人，大家都一樣的，都是我的學生。」
人並非生而平等。一旁的畢許來自眾人視為煉獄的利比亞，問起臉上的傷痕，說是軍人打的，他撩起褲管，指著腿脛，「這是槍傷。」
畢許身形瘦弱講話條理分明，不埋怨西方世界，即使他明白，當年法國為首的盟軍剿滅格達費後，利比亞大亂，部分領土落入伊斯蘭國手中。他掏出舊型手機，「掰斷它很快，但修補很難。大家只想作戰，沒人要坐下來談。」
拼湊出世界各角落的衝突和苦難
講起收容措施，畢許學著義大利人的腔調，「吃，一直給東西吃。」但他想學釣魚，不要一直接受別人給的魚，想過上一般人的尋常生活，當老師或社工，有天也可以幫助人、教導人。
「利比亞需要民主，但人民不懂，像是打赤腳久了，穿上鞋反而不習慣，必須教導他們。」他的消息靈通，上進而且有想法，但沒有制度的支持，有志難伸。
薩米從衣索比亞來到義大利七年，拿到難民證，也不再流落街頭，可是工作不穩定，無法接妻小前來團聚，「我八年沒見過兒子，都十歲了。」因為批評政府，薩米在被逮捕前出逃，原有的蔬果舖子、住家都被政府沒收，再也回不了家。「換了政府，或許再回去看看。」他苦笑一下，談何容易，去年大學生抗議，就遭到鎮壓。
光在米蘭幾乎就可以拼湊出世界各角落的衝突和苦難，旁人用「難民」一詞概括，但他們依照語言、宗教和地域區隔成小團體。幾名膚色較淺的移民席地而坐，三人來自巴基斯坦，一人來自阿富汗。
英文最溜的阿富汗人當起翻譯，連珠砲語調彷彿看多了好萊塢片，挑釁的論調也符合劇情：「難民潮是西方人的詭計，賺足了人蛇費卻讓我們進退維谷；記者都是國家豢養的，只來拍照凸顯我們難堪的一面、為政府幫腔，沒人坐下聽聽我們為何在這裡。」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阿富汗人琉璃般的眼珠子像是急湍漩渦，留不住任何佐證的穩當線索。
他和一旁的巴基斯坦人講起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紛爭，巴基斯坦人說衝突迫使他離鄉，拉起白襯衫，心臟下方是碗口大的傷痕，「塔利班射的。」悲傷的眼神望著我；阿富汗人忿忿幫腔，「就連這樣，義大利也不願意給他庇護。」
出逃之路只能繼續往前走
敘利亞和厄利垂亞是目前歐洲提供庇護的首要群體。經過四年戰亂，有七百多萬敘利亞人出逃，多數進入土耳其，條件較優渥的人來到歐洲。
與其他隻身闖天涯的偷渡客不同，敘利亞人總是一家人行動。三十多歲的父親穿著紅色格子衫，抱著孩子，一旁戴頭巾的太太細心餵食；三個較大的孩子衣衫整潔，在草坪上奔跑嬉笑。若非一絲焦慮的眼神，幾乎是闔家出遊的歡樂景象。
他們花了一五○○○美元，經土耳其到義大利，買好車票，等著前往瑞士。「我是機械工程師，在那有朋友接應。」家園殘破不堪，有天回去探望雙親？
「不，永遠不回敘利亞。」他堅定說著，妻子也搖搖頭。
馬奎斯在《百年孤寂》寫著：「他們無法回頭走，因為一路上走的是自己開的路，走過後，似乎原地又長出新植物，把路封住。」非法移民不回頭，只能往前走。
（本文2015年7月刊登於新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