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臉書上出現了一篇題為〈社會學系是一個很糟糕的選項〉的貼文。作者鯨尾以勸世語調提出三項理由：（1）若考慮到科系專業與職涯的關聯、學歷對職涯的幫助，社會學既無用處亦出路狹窄；（2）若要享受大學生活，社會學使人徒增負面思考、痛恨世界而無法快樂；（3）若想在大學汲取知識並以之貢獻社會，社會學卻只談空泛的社會正義，相比起其他科系對社會毫無貢獻。因此，鯨尾「建議」升大學的學生們不要選擇社會系。
當時這篇貼文掀起了不少討論，亦引發一些社會學系師生的回應。政大社會系黃厚銘老師從批判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主張社會學之用乃在「點破理所當然」；而畢業於社會系的知識型YouTuber超級歪則針對原文列點逐一回應，廣泛地談論到社會學的世俗功能，並指出原文對社會學的看法是以偏概全，根本與實情不符。（之後，刊登該貼文的粉專「巴斯夏的蠟燭工坊」也有再回應，在此附上連結作為平衡報導）
老實說，我當時並無打算回應這篇貼文。究其原因：一是我認為就社會學系的立場而言，黃老師和超級歪的回應已足夠充分；二是我對介入公共討論、說服大眾這類事情本就較無興趣，大多時候寧願把精力投注於自我精進和沉澱；三是當時我正在趕八月底截稿的期刊論文；四是當時的我覺得這篇貼文寫得很糟，簡直糟到像在故意引戰的程度——無論就深度和廣度而言都完全糟塌了這個其實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我何必浪費寶貴的時間去和一個不是知識不足就是缺乏溝通誠意的路人爭辯？
然而，隨時間過去，我發覺自己仍時常想起這篇貼文 ，或者更精確來說，是這篇貼文所喚起的議題。社會學是什麼？社會學有何用？乃至於，我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些直指向私密個人的疑問顯然不能滿足於他人所提供的答案。而對於一個畢業一年多、即將退役進入職場的社會系人來說，現在似乎正是適合思考這些問題的時機。
因此，我並不將接下來要寫的內容定調為對鯨尾的回應（即便因議題相近，多少會有某種回應的效果）。精確來說，這篇文章是以〈社會學系是一個很糟糕的選項〉一文為引，興發我 ——一個關注自身多於公眾的自我中心之人 ——對於自身與社會學之間關係的一系列反思。
‘ …it is our task not to complain or to condone but only to understand.’ —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G. Simmel
我在五年前、大五時讀到這段話，深感覺比起Marx，Simmel更是我的知音。當時我有感而發寫道：
「既不是去抱怨，亦不需要寬恕」 ——這樣的宣稱看似同時與批判力道強烈的左派理論，和傾向維持現狀的右派觀點劃清界線。儘管該文中不乏與 Marx 異化分析類同的論述，但也因 Simmel 始終與「應然價值」保持距離，而並未走上與 Marx 相同的道路⋯⋯
確實，對我而言，社會學最初的魅力正是在其「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便是最傳統的社會學——指認社會結構如何在歷史演進中逐漸堆砌成形，分析行動者如何受結構力量限制與形塑、又如何可能主動地應對甚至轉變結構——都提供了一種全然不同於常識的、幾可說是令人驚奇的觀點，讓我們對生活周遭的大小事件產生不同的、至少看似是更深刻的理解。而在這一理解之上，社會學的學習者開始練習對這些事件提出價值判斷：因為社會階級的再生產特性，我們開始對「成功全憑自己努力」的勵志論調感到懷疑；因為性別和種族階序是社會和文化的歷史建構結果，我們得以看穿主張該階序是「天生且必然」的歧視文化與不平等體制。以這樣的方式思考、理解世界，可以說是社會學的起點，是C Wright Mills所謂連結個人煩惱與社會結構的「社會學想像」，或者不那麼學究的說法，是「社會學之眼」逐漸開眼的過程。
然而，從理解到判斷，從共感到行動，社會學似乎展現了某種內在的傾向性，驅使其學徒們不僅要批判不公不義、要為弱勢發聲，更要展現實際行動反抗掌握權力者。大眾認為社會系是「搞社運的」，或者鯨尾文中所謂社會學使人變得憤怒、負面，這些印象固然失之偏頗、流於表面，但的確是在與社會系人日常互動的經驗中可能產生的觀察。關於這一點，我認為台大社會系楊永昌在其畢業致詞〈畢業雜想：社會學把我們塑造成什麼樣的人〉中已提出更詳細且精確的分析。他以「致鬱性」來歸納社會學對其學生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具體涉及：受社會學精神薰陶的學生們要求自己必須同情弱勢、必須敏感於週遭現實之不理想、必須時刻理性分析保持反思⋯⋯此般既由學科施加亦如自我規訓、永不能完成的道德律令，造成了學生的情感能量長期耗損、人際關係破裂和負面情緒激化、不再能沉浸於單純快樂等等後果。
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我認為「致鬱性」或許是社會學的內生陰暗面，但卻不是必然之惡。總歸一句話：學習社會學不一定使人致鬱，根本的問題恐怕在於將社會學奉為理解一切人事物並據以行動的唯一圭臬。
這樣的現象或許與社會系人在最初階段所接觸到的社會學有關。大一必修的社會學及其所採用的參考書往往以各大次領域為主軸來教授，從階級、性別、種族/族群的基本三大議題到文化、宗教、教育、政治、醫療、科技等等，這給學生一種社會學分析疆域遼闊、無所不包的印象；而「社會統計」則是一門旨在以盡可能精準的研究設計來描述、推論大趨勢，再由社會學的角度對數據加以解釋的學科，這使學生們傾向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客觀可信的現代科學。大二的社會學理論裡，學生們則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大理論」、「大敘事」，並嘗試理解這些強力宣稱背後的論證脈絡、百年前思想家的複雜心靈——初研讀理論之人，往往是讀得越認真、理解得越深入，便會相信得越深刻。
若從更根本的角度來看，社會學作為一門新興於十九世紀的學科，本就是在與哲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其他既存學科之間的論爭中誕生（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的規則》）。這使得社會學宣稱始終帶有一種固著的排他性：「這不是／不夠社會學」的事實判斷，似乎總是隱含著「因此這是不準確的／錯誤的」的價值判斷（即便這大概是最極端的例子，抑或者是就社會學學生的主觀感受而言）。
可透析所有經驗現象的社會學、應用統計方法因而客觀如科學的社會學、配備果決宣稱和嚴謹體系的「大理論」的社會學，乃至於最根本而言「因排他而正確」、自成體系的社會學——大概沒有一門學科能像社會學這般，全然吞噬一個大學生的素樸常識、全面顛覆他／她看待世界的方式。
然而，當社會學被奉為圭臬，當我們沒辦法在某些情境脈絡下，彈性地接受與社會學相牴觸的、甚至只是有所差異的價值判準，那麼就得承擔因此「致鬱」的風險。若要說這種「致鬱性」是社會學的內生陰暗面，我認為這來自於社會學所固有的某種「極樂觀又極悲觀」的性格。社會學訓示曰：一切現象事物有其社會條件、是被社會建構，社會學的信徒們因而悲觀於個人之力無從施展扭轉。但社會學也激勵道：正因一切現象事物非本質如此、有改變可能，社會學的信徒們又獲得了革命行動的樂觀理據。我認為，謹聽社會學教誨者，正是在此般矛盾律令的兩極擺盪中陷入憂鬱。然而，這一擺盪又代表著某種平衡，倘若平衡因緣際會被打破，在信徒看穿其矛盾性格、感覺到「滅幻歸真」的一剎那，亦要面臨被一直以來所信仰、為其付出的社會學背叛的痛苦。
咦？我的本意不是要釐清社會學是什麼、反駁「社會學無用／有害論」嗎？怎麼沿著「致鬱性」概念而來，反倒像是在肯認有害論的立場？
首先，我確實承認社會學有其「致鬱性」，甚至描述了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彷彿邪教的社會學（呃⋯⋯下筆前經過再三斟酌，確定要將這二者並列時我還是感覺抖抖抖⋯⋯）。然而，我也認為必須承認內在之敵的存在——甚至，承認其內生性，其恐怕「永不能完全被消滅」——並盡可能細緻地勾繪其機制樣態，才有可能與之共存，甚至在心態上加以超越。
作為文章上篇的結尾，我要再次重申立場：我認為即便「致鬱性」是社會學的內生陰暗面，也不表示學習社會學必定會致鬱。更進一步說，這是因為我們能夠在學習社會學的同時，不將其奉為理解一切人事物並據以行動的唯一圭臬——而且正是這樣的做法，才真正符合我所認為的社會學的精神。在下篇，我會談談在求學階段曾接觸到、幾篇觸及此議題且令我印象深刻的著作和文章，並嘗試對社會學的定義與功用提出一個現階段的我尚感滿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