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O. Hirschman, 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閱讀心得
在這篇論文中，赫胥曼提出了四種評估市場社會／資本主義體制的觀點，並分析這些觀點之間的關係（對立或者整合的可能性）。
先由幸福與不幸作為楔子：赫胥曼指出，社會秩序是十八世紀的現代之後才出現的觀念。在此之前，個人的幸福與不幸僅被歸諸疾病／健康、敵人／主君、命運或神的旨意等來源。一直到社會秩序的觀念出現後，幸福的社會意涵才被發掘，人們開始認為社會工程可以打造幸福。然而，與此同時，人類行動的非預期後果亦受到矚目：意圖打造幸福可能反倒導致不幸。因此，「如何打造一個幸福的／完美的社會」 — — 對於社會和經濟秩序（本文中尤指資本主義）的各種論點正是在這一提問背景下展開爭辯。
第一種論點為「商業文明化論」（the doux-commerce thesis），其盛行於十八世紀，認為商業的發展會為公民及公民社會帶來文明化的正向影響。在此，赫胥曼引述了一些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句子，如孟德斯鳩：「哪裡有商業，哪裡就有高雅的風俗 — — 這幾乎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又如Robertson：「商業和工業精神是暴力和騷亂（其使財富溜走）的敵人。在商業和工業精神的影響下，風俗變得更加高雅。」而Ricard的說法，則更具體地描述了商業和文明化間的連結機制：「商業以相互利用作為原理連結人與他人……商業對人的情感有強大影響，能使傲慢之人瞬間變得柔順、屈從且樂於助人。透過商業，人學會了深思熟慮、誠實、禮節、精明且言行有度。保持明智和誠實之必要使人遠離惡行，或者至少，人舉止合宜以避免遭到負評。」最後，赫胥曼為這一論點做出總結：市場社會不僅創造巨大的新財富，亦生產出一種新型態的、經商業打磨而成的人類，其誠實、可靠、有紀律且友善；而這樣的商業新人類亦促使市場得以順利運作 — — 這便是資本主義自我生產、自我增強的原理機制。
第二種論點為「自我毀滅論」（the self-destruction thesis），其和商業文明化論截然相反，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破壞了社會賴以維持的道德基礎。這一論點包含馬克思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個思想源頭。作為保守主義批判的代表，Hirsh便主張道，社會道德是前資本主義和工業社會所留下的遺產，亦是資本主義的底層結構，如今卻被資本主義價值、被「工業社會的強大匿名性和流動性」所毀壞：「當個人行為逐漸導向個人利益，立基於公共態度和目標的習慣和本能便已消逝。傳統社會價值的弱化反而會使資本主義經濟難以管控。」而即便由不同思想傳統出發，馬克思亦代表了典型的「自我毀滅論」論點，他對資本主義的資本集中化趨勢、利潤率降低、過度生產所導致的週期性危機等特點提出批判，並認為無產階級及其階級意識的日益增加，終將導致社會主義革命。
對「自我毀滅論」而言，資本主義是一種能夠征服一切、難以抵擋的力量，這股力量將重新塑造社會：屆時，契約將取代風俗、“gesellschaft”將取代“gemeinschaft”、現代將取代傳統。「消融」、「腐蝕」、「侵入」、「污染」和「滲透」等詞彙時常被用以形容這一過程。然而，「自我毀滅論」又主張，資本主義盲目而狂野的力量終將反噬自身。赫胥曼認為，熊彼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的論述，提供了較為細緻的論點：「資本主義創造了一套批判的架構，其摧毀了建制的道德權威後，將回過頭來對抗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訝異地發現理性主義（rationalist）態度開始攻擊私有財產制以及整套的資產階級價值。」在此，資本主義彷彿一位不知該如何停下運轉中機械的巫師學徒，直至其摧毀自身。然而，赫胥曼亦提醒這一論點的偏頗：其並未周全考慮到資本主義自我再製和自我保存的能力（具體即是指工廠法、社會保險等措施）。而繼承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法蘭克福學派，是另一種「自我毀滅論」論點。霍克海默便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理性已墮落為工具，其僅僅決定達致特定目的的手段，卻對該目的毫不過問。霍克海默的結論相當悲觀：過去所有珍貴的、作為公民社會基礎的觀念和價值（從自由、人性、美學，到物理力和物質利益），如今它們皆已被（工具）理性侵蝕。
從熊彼得、霍克海默到Hirsch，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曾被遺忘。赫胥曼認為這是因為在50和60年代，西方世界在凱因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成功運行下，經濟成長和政局相對穩定的緣故。一直到70年代，資本主義市場社會才再次（如30和40年代時那般）出現危機。人們開始反省自利邏輯可能導致的惡果，諸如囚徒困境等情境，便揭示了缺乏任何合作的純粹自利行為將導致最糟糕的結果。
上述兩個論點對資本主義和市場制度抱持截然不同的評價。盛行於十八世紀的「市場文明化論」究竟是如何過渡、轉變為二十世紀主流的「自我毀滅論」？要回答這個問題，赫胥曼認為必須考究十九世紀末的思潮，我們可將其理解為一種過渡期的論點，其既承繼了「市場文明化論」的某些前提，亦多少暗示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毀滅的潛在可能。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為歐洲國家帶來了一股混亂旋風：傳統產品不堪競爭壓力而被新的無用小物（“trinkets and baubles”）所取代，大批勞工的技術過時而遭到汰換，所有階級皆為致富的激情所擄獲 — — 正是工業和商業的極盛擴張，導致了傳統社群的衰亡，以及社會和情感連結的鬆弛、瓦解。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涂爾幹提出了勞動分工作為社會連帶基礎的論點，但強調使連帶形成的並非分工和由此而來的交易行為本身，而是在交易行為中衍生的人際連結：「若勞動分工創造了連帶……是因為勞動分工在人與人之間創造了一個廣泛的權責體系，是這體系將人們長久地連結在一塊。」因此，對涂爾幹而言，社會的基礎並非如「市場文明化論」者所以為，是自利市場交易交織成的網絡；他更批評道，基於純粹自利而形成的網絡其實相當短暫：「基於利益的連結只能維持很短一段時間，只能在人與人之間創造外在的連結……利益僅讓良識表面地相連，並沒有相互浸透……所有基於利益的和諧都包含潛在或延遲的衝突……因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持久的事物。」一方面仍承認利益導向行動與社會整合的間接關係，另方面卻又對市場社會提出原子化的批評 — — 整體而言，涂爾幹可說踩在一個較曖昧不定的立場。而他的同期思想家齊美爾，則從另一個角度探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他指出商人間的競爭關係其實有助於建立商人與顧客的社會連結：「每一位競爭方（商人）都嘗試與第三方（顧客）拉近距離……競爭不只對經濟有益，其會帶來強大的社交效應。」甚至：「競爭能做到平常僅有愛才能做到的事：預測他人最深處的願望，甚至在他人意識到這願望之前……簡言之，競爭是一張千萬道社會學之思緒的網，這網由有意識的專注於他人的意志、感受和想法交織而成。」對此，赫胥曼總結道：齊美爾和涂爾幹皆嘗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找尋傳統社會連結的功能替代項。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社會學界亦探討「社會如何／為何凝聚」的問題，但鮮少由市場和社會連結關係的角度來探討。在經濟學方面，即使是讚頌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也並未將社會連結的建立視為資本主義體系所帶來的益處之一。赫胥曼認為，這當中存在許多與經濟學方法論和基本價值等因素相關的理由，但其中尤其重要的理由便是：對於經濟學家而言，他們所想像的、完美運作的市場，是由許多匿名買賣方組成、價格資訊全然透明化的市場，其中不應、也沒有必要存在任何的社交行為（諸如討價還價等） — — 對他們而言，市場的經濟學合法性應大於社會學合法性，即便真實世界中的市場皆依循後者運作。直到近年，經濟學家才開始承認市場的「不完美」，其中存在買賣方的關係網絡及各式各樣具意義的互動模式，這或可視為一種「市場文明化論」的復興形式。
赫胥曼所歸納出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種論點，可稱為「封建阻礙論」（the feudal-shackles thesis）。持此論點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陷入麻煩，乃因爲資本主義的滲透力量不夠全面，未能真正撼動舊社會秩序的根基。換言之，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封建阻礙論」與前兩個論點之間存在微妙的矛盾關係：不論是「商業文明化論」或「自我毀滅論」，都認為市場的運作會直接或間接地（透過引發無產階級革命）帶來文明化的結果；但「封建阻礙論」卻根本不承認資本主義的力量。它和「自我毀滅論」都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但二者對資本主義力量的現實評估截然相反，對另一種可能性世界的想像亦不盡相同。
不過，赫胥曼指出，「自我毀滅論」與「封建阻礙論」皆可追溯至馬克思的思想。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便指出相較於英國，德國腹背受敵：不僅面對資本主義的擴張力量，亦要處理舊社會遺留下、而今已無用的生產模式，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和政治關係。在後者所描繪的情況中，資本主義的問題並不在過於強大逼近自毀，而在過於貧弱，以至於無法扮演帶動進步的歷史角色。
「帝國主義」（imperialism）理論是與「封建阻礙論」相關的重要應用理論之一。在資本主義初萌芽的時期，經濟學者樂觀地認為由此帶動的世界貿易和投資將為國際帶來和平；然而，這一希望在二十世紀初徹底幻滅甚至倒轉，人們認為資本主義反倒引發戰爭。只有熊彼得，即便在一戰期間仍一反常識地主張，資本主義的理性計算精神與戰爭的魯莽投機性質絕不可能相容，因此問題在於資本主義仍不夠強大，仍未徹底轉變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精神（但他在二十年後調整了論點，如前文所述）。
「封建阻礙論」的觀點經常援引位處資本主義體制邊陲的國家作為例證。拉丁美洲的情況便是如此：二戰後西方國家逐漸走入經濟復甦和政局穩定的時期，這時的社會科學家對資本主義的成功深信不疑；因此，他們傾向認為，較晚近採行資本主義體制的拉丁美洲國家之所以遭遇困難，乃是由於其並未完全拔除落後的生產關係。 然而，赫胥曼接著引介了更為基進版本的「封建阻礙論」。Mayer在《舊政體的持存》中便主張，全歐洲（至少直至一次大戰前）的資本主義發展皆缺乏動力和活力，資產階級在貴族階層跟前卑躬屈膝，而舊政體的菁英一手包攬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力。他進一步指出，一次大戰的引爆即歸因於傳統權力持有者的反動，因為他們有史以來首次感到遭受威脅。不僅如此，「封建阻礙論」的解釋範圍甚至被Wiener、Lévy等人延伸到一向被認為是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英法兩國。
最後，赫胥曼用美國的例子來引介第四種論點。倘若「封建阻礙論」確實有其普遍解釋力，那麼美國應該是最沒有舊體制包袱，因而在資本主義發展上最為順遂成功的國家。托克維爾便是如此讚頌美國：「美國最大的優勢便在於其並未經過民主革命便享有民主。美國天生就是、而非後天才變得平等。」這就是被稱為「美國例外論」的論點。然而，持此論點者卻並不必然樂觀。Hartz反倒為美國缺乏封建殘餘而擔憂，其解釋簡單卻有力：正因美國「天生平等」而未曾經歷任何與「父親」（即封建體制）的鬥爭，才少了社會的和意識型態的多元性 — — 而這正是真實自由的構成要素。更具體說，Hartz認為美國缺少真正的保守傳統，正是其社會運動較虛弱的原因，這亦使得美國的自由派政治思想處於長時間的貧瘠。甚至，多元性的缺乏刺激了「多數專制」的趨勢。Hartz的論點受到許多巨觀社會學推論的支持，它們將封建社會（及其複雜制度和內建衝突）視為西方民主和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溫床 — — 這便是赫胥曼所稱的第四種論點「封建恩惠論」（the feudal-blessing thesis）。
在結論小節中，赫胥曼以表格方式相當清晰地呈現了四種論點的相對關係：
赫胥曼坦言道，他對於「選擇任一陣營並宣稱其為正確」其實興致缺缺。他寧站在一個相對客觀、折衷的位置來理解四種論點，認為四種論點不論如何矛盾，皆有其依時間／空間背景而異的解釋力。不僅如此，赫胥曼甚至主張，即便是在同一個時空點，也需要多個論點（不論他們看起來是多麼的相互矛盾）互補並用，才能夠掌握複雜的現實。
這些論點真的是表面上看起來地那麼矛盾而無法整合嗎？赫胥曼並不這麼認為。他嘗試拆解這四個論點之間存在的三個（看似）矛盾關係（即對應到表格中的三個箭頭）。首先是「自我毀滅論」和「封建阻礙論」之間的矛盾：二者對於資本主義力量的評估南轅北轍。然而，姑且不論資本主義的穿透力究竟如何，赫胥曼認為二者所指認的、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困境皆是實際存在的。其次，「封建阻礙論」與「封建恩惠論」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餘結構也存在正負兩極的看法。赫胥曼卻認為，二者的整合其實指向一種更加成熟的論點，亦即承認前資本主義形式和價值的雙面刃性質，並依具體歷史情境來評估、比較其正負面影響。最後，「商業文明化論」和「自我毀滅論」之間的矛盾亦有調和空間：資本主義本就是一方面自我增強，另方面自我毀滅，正如一個企業同時會有收入和支出。由此來看，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也同樣是在消損之同時填充，其固然可能入不敷出，但亦有可能由虧轉盈。
赫胥曼這篇文章的結尾段落相當發人省思。赫胥曼主張，矛盾的社會進程確實是並進地發生，然而人們卻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這不僅是因為其難以察覺，而是由於人們心中對此有所抗拒：倘若同時承認「商業文明化論」和「自我毀滅論」，那麼社會觀察家、評論家和「科學家」們將沒辦法以決絕的口吻，來向大眾宣稱或預測未來的趨勢。然而，赫胥曼卻認為，在看過無數失敗的預言後，社會科學應放棄其對預測的著迷，而將其旨趣和使命轉向接受、擁抱現實的複雜性。
參考資料
Hirschman, Albert. 1986. “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Pp. 105–141 in his Rival Views of the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 New York: Vi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