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優步和福斯幹過的傻事
「Ruined by Design」讀書筆記 (3) Ayn Rand Was a Dick & From Bauhaus to Courthouse
共乘服務
其實共乘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大家有自己的車，有一點額外的時間，提供給需要服務的乘客，而乘客也付一點錢。讓閒置的資源可以被妥善運用，共乘甚至可以減少汽車在路面行走，是雙贏的事。崔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就是運用這樣的想法，創造了優步（Uber）。
在矽谷有滿坑滿谷的創投公司，也是自由主義者的大本營，他們大概都是俄裔美國哲學家艾茵蘭德（Ayn Rand）的信徒。作者非常厭惡此人，因為她提出客觀主義論（Objectivism），理性利己為行動方針，認為人生的道德意義在於追求個人幸福，透過理性選擇自己的價值觀和行動，個人有絕對權利只為自己的利益而活，無須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強迫他人替自己犧牲，所以她支持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作者基本上把它簡言之「我爽就好，管你去死」（I got mine, fuck you）。
我們談談創投和新創公司的關係，基本上創投公司會投資在新創公司上，例如優步，但他們同時也會投資在優步的競爭對手，有點像下注，看看誰最後會勝出，基本上就是投資一點金額去換取公司百分之幾的所有權，如果公司前景不錯，公司價值可能翻倍，這時候可以等公司公開上市或是賣給更大的公司，讓自己的所有權股份（非流動性資產）轉為現金（流動性資產），就是所謂的變現。
我們回過來看優步。一但公司獲得資金，他們的目標就會從建立一個好的企業轉變成可以快點賺錢，讓投資者可以拿回投資報酬。所以你的投資者就會一直催促你快點成長，達成目標，然後才有機會拿到第二第三輪的資金。
當你拿到資金之後，忽然間你需要一週雇用五千位司機，也要在一週內雇用五百個工程師、一個月內雇用三百個設計師。所以你必須去一些學校找人，可能找一些可能還沒那麼有經驗的員工。然後有些人晉升為管理階層，很多管理階層，可能技術很好，但是沒有很好的管理經驗。因為公司目前重心在於成長，不在於品質。
優步為了達成目標，就開始剝削乘客，提高費用。而在 2015 年在巴黎的恐攻之後，又再向他們的司機再扒一層皮。針對一直批評優步的記者莎拉雷希（Sarah Lacy），也曾經想懸賞記者去挖她的私人醜聞。
不只如此，2017 年優步也研發了一個叫作灰球（Greyball）的工具，可以用來標注政府法規人員，讓他們在使用優步的時候，永遠顯示附近沒有可搭乘的車輛，永遠搭不到車，規避監管。
優步的目標從提供一個車輛共乘的服務，變成了利用共乘服務讓他們自己和投資人發大錢。賺錢並沒有錯，但是如果不給勞工合理的薪資，藉由剝削司機而讓自己獲利，就不道德。
優步在矽谷不是特例，很多人就是想賺更多錢，做了很多短視近利的決策。因為公司能越早變現越好。
無知之幕
1971 年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一個可以判斷是否道德的情境，稱之「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在他「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的書中，進一步闡明，無知之幕就是一種決定你設計的公司、晚餐規劃、政府體制是否符合道德，你在設計時，並不會知道使用他的人會是誰，也可能會是自己。所以如果你設計了一套奴隸系統，當無知之幕打開，身份確認後，你有可能就是那個奴隸。你在設計共乘系統時，最好也想像你可能是那個司機或是乘客。
所以想像如果你是乘客身份，如果你是女人或黑人而被拒載，或是你是司機，怎樣處理醉漢在車內的無理舉動。乘客和司機的身份權利都應該被平等考慮及對待。
系統本身沒有道德或不道德，但是在裡面運行的因子，才有道德與否的問題。任何系統反映出來的樣子，就是設計者和投資者自我道德的反射成果，我們都會帶著自己的偏見投入設計之中。如果這些人的道德規範是「我爽就好，管你去死」，那麼軟體的運行機制可能也會是這樣。
我們設計的不僅是一套軟體或服務，更代表整個生態系統。只要矽谷只把錢放在讓每一小撮人變得更有錢，讓周圍的窮人越窮的服務上，而社會保險的福利制度對弱勢又很嚴苛時，我們就挫屎了。只要我們是在這個系統中工作的設計師，我們就難辭其咎。
在哪裡工作才不會有道德問題？
這本書是在教政治與道德。我們必須決定我們要把我們的勞動力放在哪，我們的勞動力就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必須打開我們的雙眼，瞭解到我們做的事情會造成什麼影響。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如果我有道德地工作，我要怎麼要去付房租或是房貸。而是要先問自己，為什麼自己願意不道德地工作 ？
作為設計師，我們對自己設計的東西，在這個生態中要有倫理道德的責任。我們的工作不是只為了自己而賺錢，雖然賺錢也重要，我們也不是為了雇用我們的人賺錢，雖然我們也不能忽視。我們的工作不只是取悅使用者，雖然那也不能輕忽。我們的真正的工作室，考量上述每一點，確保每件事獲得平衡，同時促進社會的公共利益。
如果我們發現我們工作，會讓這個系統偏向某一方，我們的工作就是去導正它。那我們怎樣在一個大家都偏向利己主義的矽谷文化中工作？
有三個可能的答案。
第一個，我們辦不到，我們直接辭職，轉向去非營利組織工作，因為那邊的人都在做善事。或是我們走向鄉村，養雞養鵝，過著遁世生活，這都沒有錯，單看個人選擇。
另一個答案，則是像 Victor Papanek 所說，我們可以撥出百分十的時間，投身公益設計，作為自己在其餘時間作惡的補償。但是作者其實不同意這種做法，因為你不太可能只付出一點時間，就能彌補你建造了一個逮捕移民者，把孩童送進監牢的系統。或是彌補讓種族主義者在推特上大發厥詞帶來的傷害。因為不可能你花百分之十的時間，能彌補你花百分九十的時間摧毀世界。
最後一個可能的答案，也是最難的一個，就是我們仍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但用自己的能力，在這個險惡的環境中，去做自己認為對社會有益處的事情。你可能覺得不太可能，但其實我們最大的武器，就是我們的勞動力，如果上司要你做不道德的事情，你可以勇於說不。
讓我們來抵禦怪物
永遠記得我們對於有疑義的要求時，要問「為什麼」也要說「不」。你或許也會想，如果我不做，也會有其他人做。但是，別人想變成混蛋，並不代表你也要成為混蛋，它不能是你的藉口。
我們不否認世上就是會有混蛋，但是好人也不少。別忘記當你有勇氣站出來的時候，可能也有其他人有同感，會跟著站出來。
還是記得作者前面提過的例子嗎？ 2018 年 7 月，海關移民局（ICE）在美墨邊境用來拆散難民家庭，把孩童放入牢籠的例子嗎。原本微軟員工被要求要開發人臉辨識的軟體，用於這項計畫，但是微軟員工團結起來，要求管理階層取消和海關移民局的合約，而最終，軟體員工勝利了。
記得，設計師的工作就是要增進社會公眾利益，雖然多數時候，尤其矽谷的目標有背於此，但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待著，並與之奮戰，我們的人民需要我們。
我們其實比我們想的還有能力，請相信這點。
心得
每一個作品都是自我的延伸。其實圍繞你身邊週遭的人事物，都是你自我的延伸，你選擇的飾品、你的畫作、你的言語，都是你潛意識展現自己的一部分。也因此，設計師往往在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中做設計，或是透過設計，無形之中展現了自己的價值觀。
這也是為什麼作者提到了矽谷的文化，是偏向利己的客觀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主張將政府的開支、稅賦最小化，同時也將政府的管制以及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最小化，並反對最低工資、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而這樣的文化，也在優步的公司文化乃至產品中呈現出來，由市場供需決定價格，所以當需求變高時，車資也會急劇增長，但也在恐攻事件中，人們不敢搭大眾交通工具時，車資此時高得嚇人，也導致不道德的批評。（你可以想像一下當病毒襲擊時，口罩需求上升，價格漲了十倍，如果有人這時候一個口罩賣台幣一百，你會不會覺得不道德？）
我個人偏向北歐或是萊茵模式的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Social Liberalism/Morden Liberalism），政府顧及社會公平，會採取局部經濟干預的措施，主張發展福利和社會規劃，但人民的稅收相較高出許多，透過政府再去做財產的重分配，減少過大的貧富差距，減少貧富差距也有助於社會穩定。但是同時，政府到效能及廉能就顯得特別重要，因為政府就把持一定程度的資源。但我覺得政府仍可以有些減稅政策，例如不相信政府能力的人，可以把他賺的錢，投資在公司或是其他新創事業上，鼓勵產業升級和轉型，也是另一種讓社會更好的方式。但剩餘資金投入房市，就不見得是好事，所以我是支持政府開徵囤房稅，但同時也知道營造業對國內經濟的貢獻，但房市過熱仍要控制，才不會最後房地產像日本一樣泡沫化。
當然國內外政府走的路線，一直都有辯論，和政策不斷修正，就像台灣的稅制其實有點偏向新自由主義，出國工作才知道台灣稅負低得嚇人，企業也不停減稅，希望企業賺錢能把錢再回饋給員工（事實上有沒有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同時卻又有一些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和照顧弱勢的政策，這樣的政府財政，不知道怎樣營運得下去…
作者其實也有提到，並不是矽谷每家新創公司，或是創投公司，都是很沒道德的，其實很多人還是想做正確的事。像我聽過有些私人投資，其實也都有自己的願景，它們只會選擇和自己理念相符的公司合作，是為了對社會有貢獻，而金錢是伴隨而來的附加價值。
另外，高舉個人主義，每個人為自己爭取利益，然後各方人馬為自己考量，而到達一個（恐怖）平衡，這樣的邏輯上的概念，好像也沒有錯。或是覺得大家都是大愛，可以為對方著想，為大眾著想，自己犧牲忍讓一點或是大家互相幫忙，秉著人性本善，而整個社會也能達成一個平衡。但在現實內，就是不會完全有人為自己著想，也不會有人完全為他人著想，這樣極端的平衡現象，是不會發生的。
雖然作者提出了無知之幕的道德標準，基本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概念。但作者的感覺比較像是換位思考的同理心，去想想不同人使用產品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在考量過不同面向的問題之後，有效提出解決方案，才是設計師的職責。
對於無知之幕，又讓我想到有些人對於專制政權的歌頌，認為中央政府管這麼大的地方，專制是方便管理，情有可原，甚至覺得言論自由稍微受限也是可以接受的。直到自己的權益受了損害，從既得利益者轉眼間成了受害者之後，才會驚覺不對。而真話被定調為謠言，為這個體制辯護的人，是否要等到巨變降臨在自己頭上，才會清醒？
我的道德標準和你的道德標準會一致嗎？道德有沒有標準？不同國家和文化間的道德標準，又是誰說了算？我可以干涉你的道德感嗎？另外，對弱勢族群的保障，又是誰去定義弱勢，你對某組群定義了弱勢，是否是又是一種歧視的標籤？婦女是弱勢嗎？原住民是弱勢嗎？兒童是弱勢嗎？同性戀者是弱勢嗎？老人是弱勢嗎？
如果作者要以道德去勸說設計師，我覺得沒有規則可循，因為每個人的道德標準不同。而且道德很難入法，但我同意很多的法律，其實是大家看法到達一定共識之後，才會立法，如果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規範，在大家對於看法沒有共識時就立法，是否會成為強迫別人接受自己價值觀的粗暴行為？又或者法律是要保障各方權利，具有帶領社會進步的意義？沈淪、進步又是誰定義？
而道德不是從古至今一成不變，古時候有時候道德規範甚至比當今更開放，納妾道不道德？一夫一妻制一直離婚再娶比較道德？一位 30 好幾的男子看到房東 11 歲女兒就立誓要娶對方，道不道德？對了，那位姓孫。清國「大清通禮」規定男 16 歲而娶，女 14 歲而嫁，以現代角度看是近似童婚。
作者也談到物品的中立性，其實槍枝問題在美國分成兩大陣營，擁槍派和廢槍派，擁槍派認爲這是個人自由，無需干涉，而廢槍派則是舉出很多校園槍擊事件，無辜孩童受槍傷。雖然作者看得出來是廢槍派，前面幾章有提到不要在武器商下面工作。以前看過的書，其實認為物品都是中性的，是持有它的人以及人的意圖，給予了好與壞的屬性，例如槍械你不去擊發它就沒有事，警察用槍枝去保護好人是好事，而壞人持槍威脅就變成壞事。
從包浩斯到法庭
2015 年 9 月，福斯汽車被抓到它對柴油引擎的碳排放造假。
從 2008 年開始，他們就一直在廣告他們的小客車有著極佳的性能、高超的油耗效能、還有低排放。好到他們可以通過世界最嚴苛的環境標準，並獲得綠能車和稅金的補助。
但後來福斯汽車的駕駛人發現，他們排放出來的污染，遠超於福斯汽車所宣稱的。所以福斯汽車想到一個解法，他們設計出一套軟體安裝在 1100 萬的車輛上，這套軟體可以偵測到現在正在做排放測試，然後降低車輛的污染排放，矇騙排放測試。而在道路上排放的氮氧化物排氣量為實驗室的十到四十倍，超過美國法規的規定。
福斯汽車建造了一個工具，去欺騙消費者、測試站、一般大眾，還有他們的股東。還好環境保護局經過好幾年的獨立研究，才發現研究室和道路測試的數據不一致。而美國法院也開始調查福斯汽車是否有意欺瞞消費者。
詹姆士梁（James Liang）是在福斯汽車工作的工程師，就是他設計了這個矇騙燃料排放檢測的軟體。而在審判期間，專家小組進行軟體逆向工程，並得出結論，這軟體是詹姆士梁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被設計出可以作弊。
2017 年 8 月 25 日，詹姆士梁因為這個設計，被宣判 40 個月的有期徒刑。詹姆士梁只是中間人，但他接受了指令，並完成了指令，所以遵循不道德上司的指令去執行任務，這個行為本身也是不道德的。
最終，詹姆士梁付出了 40 個月刑期的代價，而福斯汽車的執行長 Martin Winterkorn 則是丟了他的職位，而福斯要給法院 1470 萬美金的結案費。更重要的是，他們所做的事，已殘害了我們的空氣環境。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man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when his salary depends upon his not understanding it.”
作者最近讀了一本名為「魔鬼的叢林（The Jungle）」的小說，作者為美國現實主義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敘述 20 世紀初，美國肉品加工包裝產業的惡行，他們會把有染病的肉品包裝之後，再販賣給大眾。而讀者其實也證實肉品包裝廠的現況和書中描述的一樣，最後羅斯福總統也指派委員會去調查是否屬實，結果發現是真的。於是後來促使 1906 年通過肉類製品檢驗法案，加強政府對於肉類加工包裝產業的監督，歸農業部管轄。
科技業現在其實就很像「魔鬼的叢林」裡的肉品加工業，在矽谷的新創公司創造出許多充滿蛆蟲、令人作噁又讓人上癮的軟體給我們使用，然後一邊靠腰稅制不公，一邊又抱怨法規有多爛。他們高舉言論自由，卻無視於那些霸凌者如何讓弱勢者緘言。他們拒絕給予勞工福利和私人生活。他們收俄國的錢，讓假新聞和你小孩的照片同時出現在動態牆上，以確保自己的季度營收。
所以下次如果你有機會走進這些公司的食堂，當那些員工侃侃而談他們的破壞式創新，邊享用他們當地自產的肉品時，問問他們食用時是否感到安心？問問他們為什麼不擔心這些肉，其實經過經過夏日艷陽一週曝曬、已經長蛆發爛？最後他們可能還是會認可法規的重要。
法規真的有用！Travis Kalanick 堅持優步是軟體公司而不是汽車運輸公司，就是因為他不想要被汽車運輸業的法規所限制，當他們的員工開發出灰球，以躲避法規監察，其實就和詹姆士梁開發小組做的事一樣。
2018 年 5 月 25 日開始，成千上萬的公司受到歐盟的個人資料保護法（GDPR）的監管，它們必須在法規下，修正他們收集使用者資料的方式以及收集的個資。同時也規定如果資料遭到濫用，多快要回報給主管機關。所有在歐盟的公司一體適用。
而身為設計師，你也應該去了解歐盟個資法如何運行。因為當老板叫你做出一個可以收集使用者電子郵件的設計時，你有責任要問清原因。如果沒有合理的原因，你就要說不，因為你必須更注意使用者個人資料，而不是達成老闆命令。
要記得一點，法規和道德是不同的，追蹤個資在法規通過前，仍是不道德的行為。也要記得，其實還有很多行為，雖然合法，但不道德，但也可能只是還沒非法而已。
談談推特在德國推出的納粹言論篩選功能。德國有嚴格的法律禁止納粹符號、納粹人物煽動性言論、仇恨言論。作者很喜歡推特在德國的這個功能，他覺得這個功能應該要套用到各國的版本，就可以舉報種族主義的推文。
設計教育問題
作者自己有設計工作室，所以有招募設計師的經驗，他把設計師分成設計科班出身和非設計科班出身。其中非科班出身，他尤其對一些心理系畢業的設計師印象深刻，因為他們有廣泛的好奇心，也有很好的敏銳度知道哪邊出了問題，社交能力也是一把罩，他們不僅有很強的寫作和分析思考能力，也樂於學習新的事物。
非科班出身的，有些則是參加速成設計班，例如 General Assembly 轉行到設計業。這些課程都標榜十週就可以教會你使用者經驗的原則，有些甚至標榜一週密集訓練即可。作者對這樣個課程保持懷疑態度，雖然他也能理解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負擔得起大學的學費。
但是對比之下，作者面試過設計科班出身的設計師，雖然很有才華，帶是缺少成為專業設計師的核心能力，他們缺少對商業運作方式的理解、不知道怎麼研究問題、不知道怎樣評估對他們作品的影響力、不知道怎麼有效地發表他們的作品，也不知道怎樣接受設計批判。更不用提，連自己做設計要怎樣收費，或是寫個請款單都不會。
設計學校也常常高舉「創意」，希望培養學生成為有創意的人，提升他們的自信心。但作者指出，知道我們做出的設計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比起想出一個聰明的點子更為重要。學校應該要教學生怎樣用自己的技能賺錢養活自己，而又合乎道德，教怎樣妥善使用自己的技能，以避免坐牢、造成社會崩壞，這才是設計教育是否成功的準則。
有道德地工作是一種技能，學生需要被教導和發展這樣的能力。學校應該要教學生怎麼在公司當個守門員，要教導學生怎麼開啟對話。另外，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藝術展現自我是不同的，設計和藝術是不同的，雖然很多設計課程都開在藝術學校底下。
教導設計師有創意，卻不教導他們設計倫理，就等同於在醫學院教導手術開刀，卻不教導他們內部器官是如何運作一樣。任何一個把設計師當成志業的人，都應該必須能談論公司或是組織的目標、學會分析資料、學會怎樣測量成果、要學會問為什麼和說不，設計應該是要幫助人們避免可怕的事物。
作者又再提出醫師養成的訓練，在上醫學院前，還要先上先期課程，學化學、生物、數學、物理等。然後在申請就讀醫學院前，還要通過 MACT 的考試（相當於醫師的 GRE）。即使有幸進入醫學院，你還有四年的密集課程，然後住院實習，根據自己選擇的專科，會再是三到七年的磨練，然後你通過證照考試之後，才會正式成為醫師。
想像一下，如果設計師也是這樣的培訓過程，又會是怎樣？需要額外兩年的受訓還有證照考試，才能做資料收集的工作。或是剛畢業的學生要做五年的有薪實習，學習怎樣才能把工作好好做好。
設計師雇用問題
作者說現在在職缺版上看到的工作敘述，多半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放入了很多諸如：創造力、追尋你的熱情、極樂、展現你的願景、追尋你的夢想、騎上獨角獸、探索你的內在等等字詞和語彙。
另一類就是放了很多科技熱詞，並強調速度和擴張，諸如：最大化速度、巨星、忍者、速度惡魔、碾壓，或是對區塊鏈有興趣大加分。
但這些其實無法幫助我們找到好的設計師。
而且數位產品開發其實是團隊合作，它需要工程師、策略師、開發者還有設計師共同合作，每個人都在影響者產品最終成果。但是設計師應該還是要負起責任，對於設計從開始到結束的過程要掌握。
現代的設計師必須是一個系統性地思考者、法規專家、善於合作與溝通者，對於公司有問題的地方，也無所畏懼去指正。作者希望讀者這本書的設計師，能因而免去牢獄之災。
心得
看到詹姆士梁的案例，讓我想到紐倫堡大審。審判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戰犯。很多德國士兵聽從上級命令，屠殺猶太平民，因而被控戰爭罪，在審判進行時，多數被告以「不過是服從長官和納粹德國的法律」為自己執行屠殺、或支持屠殺的行為申辯，但都遭到法庭駁回。理由是，服從軍令不足為殺人行為的藉口。雖然不執行上級命令，自身生命安全可能也受到威脅，但法庭認為在執行公務去奪取平民生命前，仍必須具備道德責任感，並有「拒絕」接受違反基本人權命令的勇氣。
所以作者也提出，即使你想要把錯歸因於上司的指令，僅是接受長官指令並執行而已，你仍然是共犯，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而在科技業想規避法規監管，也心有戚戚焉。之前讀過別的書提到，科技公司對自己的定位，像谷歌和臉書其實主要收益來源是廣告，但它不把自己定義成廣告業，它會再去開發其他領域的東西，並把自己歸類在科技業下，就是為了規避被指控為「壟斷」廣告市場的風險。而優步不想被歸類在交通運輸業下，也是想避免受到交通運輸法規的限制。
另一方面，為了減少員工人力成本支出，使用優步的司機究竟是否為優步的員工也是一大爭議。在優步角度，它會不想去支付員工會有的最低薪資和相關福利，而且司機可以選擇兼職，非全天工作，須自負盈虧。但是最近法國法院判決則是認定司機為優步員工，原因在於司機必須依照優步的規定工作，他們也無法自行建立客戶群，也無法自行設定車資價格。此外，司機如果拒絕三次載客需求後，優步就會立刻傳送訊息詢問是否在崗位上，算是有在監督司機們的工作狀況，讓他們無法自行決定是否載客。和自僱者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案、自行決定勞力報酬的價格有所差異。
除了司機之外，優步另有外送服務 Uber Eat，另外提供相似的服務平台公司還有 Deliveroo，外送員是否也為公司員工的討論議題也不斷發生。從法國和西班牙的判例來看，外送員為外送平台的員工，受勞工法保障，享有公司福利及勞工保險。
而在台灣，前幾年關於優步繳稅、納保、納管的議題，也鬧得沸沸揚揚，優步自認為科技公司，不屬交通運輸管轄，但其實它的業務內容，和汽車租賃業有點重疊，算是有灰色地帶。而且司機的勞工保險問題、乘客的人生安全、司機的素質，是否有酒駕或是性犯罪背景、白牌計程車乘客險無效等問題，還是需要有法規來保障司機和乘客的權益。優步最終在去年底，決定配合政府政策轉變營運模式，與計程車產業合作，變成服務多元化計程車隊業者的平台。
其實這也是新創事業的兩難，很多新創事業會抱怨法規老舊、僵化，這或許也是事實，修法往往也曠日費時，有時甚至無疾而終。但是法律終就能為人民帶來基本的保障，解決爭議。法條如何順應快速發展的科技而變更，也是一個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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