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 《Sample 樣本》21期 遊戲超寫實)
剛從警察大學剛畢業，你就被指派擔任刑事小組的隊長，不用追捕犯人，也沒有激烈的槍戰，主要工作是處理起訴文件。看似簡單的工作，為何能讓你不知不覺踏上成魔之路？是僵化的制度？追求財富和上位？抑或天生邪惡？警察濫權在今天已是日常，若我們把自己丟進警察模擬器裡，或許能理解這種荒謬惡行的成因。
在文書裡「伸張正義」
《Legal Dungeon》被韓國開發者 Somi 稱為「沉悶的文書工作模擬器」，玩家扮演新紥督察 Jane Blue，負責將厚厚的證供及法醫報告等資料整理成調查意見書 (Investigation Verdict)，再運用控罪條件及判例與被告對質，最後向檢察官作出「起訴」或「不起訴」的建議。過程除了推理，也牽涉大量法律知識。
那麼，細閱文件、公正地處理每宗案件，就能邁向「good end」嗎？正好相反。
為了「保障公眾安全」和「提升工作表現」，玩家需要受評分系統監察。評分有兩方面，每當玩家成功建議起訴被告，「表現水平」便會升級，代表警員成功將被告送進下一個司法程序，社會變得更安全了，反之則會降級。當檢察官及法庭同意玩家的建議，「法律水平」便會升級，反之下降。兩方的評分會影響玩家的年終獎金，若任何一邊跌至 F 級，玩家便會被革職。
因此，越能寫出一手好報告、整理罪證、起訴被告的警察就是好警察。因證據不足而不予起訴？先扣分再說。
荒謬的韓國實況
這種制度的真正荒謬之處，是它來自現實中的韓國。
根據《韓民族日報》報道，2010 年 4 名警員被控在韓國陽川警署虐待無辜市民，原因是為了獲取更好的評分。陽川警署由首爾地方警察廳管轄，事發後同屬其轄下的江北警署署長公開發言，認為案件起因是首爾地方警察廳廳長設下不合理制度，要求警察競爭，過度重視逮捕率等「成果」，他要求廳長辭職，改革制度。事實上江北警署在制度下成績包尾，其署長也曾要求下屬加緊逮捕，他表示羞愧，將會辭職，但後來被革職，原因是「不經內部溝通，自行召開記者會要求廳長辭職」。惟有資料指出，在此之前已有 3 名警察在內部報告欄批評評分制度，結果皆被革職。吹哨者被炒，涉事的陽川警署署長僅被停職一個月，而廳長亦安然無事，制度依然。
開發者 Somi 在大學時修讀法律，現時更從事執法相關工作，他設計的《Legal Dungeon》根本就是韓國警界的縮影，其中的評分制度、警階和警徽，甚至玩家整理意見書的界面也與實際的差不多，故事中很多案件也參考了現實案例，例如警員利用醉漢設局捉小偷，引發法律與道德爭議。
在 Gamasutra 的文章中，Somi 表示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有罪疚感，為了探討這份感覺，他設計了一個「警察模擬器」，要玩家進入其中，負起重擔。陽川警署事件固然令人譁然，但 Somi 卻想問，在評分制度、偏見和周遭的壓力下，玩家真心相信自己有「另一個」選擇嗎？
輕浮而可怕的惡
一開始我並不能理解 Somi，僵化的制度固然引導警察濫權，但他們並不會沒有選擇，至少公正執法的代價是仕途，不是性命。在玩過他探討監控與個人責任的前作《Replica》後，我更難相信這是他的價值觀。另一方面，我在《Legal Dungeon》中時常感覺不到罪疚的沉重。但後來我明白了，如果前作談的是「罪之重」，本作談的就是「罪之輕」。
以下劇透注意。
根據 EGM 報道，Somi 於 2019 年中國獨立遊戲聯盟的論壇上談及本作，引用了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的「惡之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指出二戰時大量屠殺猶太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只是一介普通人，並不如一些人所想般特別「變態」或「殘忍」，但他只需服從命令，就能犯下駭人的惡行。換言之，遊戲中或韓國的警察也一樣。
在提出以上論點前，鄂蘭一度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表示無法理解納粹的暴行，它甚至不涉及個人利益為動機，因此稱這種惡為「根本之惡」(radical evil)。但目睹艾希曼受審後，她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提出了另一種解釋，認為駭人之惡其實可以源自非常簡單的成因 — — 不思考。這種惡沒有深層次的理由，行惡者並不特別地邪惡，但惡卻能蔓延開去，因此它雖然殺傷力十足，卻也是如此的「平庸」。
合於制度的舒適感
然而，人真的會毫不思考而犯下這麼可怕的暴行嗎？將這個不易理解的理論，放在《Legal Dungeon》的遊戲架構中，去除雜質，結果出奇地有助我們消化。
一般在多結局遊戲中，玩家需要努力玩、小心抉擇，才能走到 true end，但《Legal Dungeon》反其道而行，玩家越不思考道德問題，越按最表面的證供起訴被告，越屈服於同僚壓力、偏見、每關的新制度及上司的要求，越易走上最長、最「精彩」的故事線，筆直邁向 true end。這種遊戲設計讓玩家體驗到不思考帶來的舒服，像現實中扭曲的制度一樣，鼓勵人合於制度，安於怠惰。怠惰並不代表隨便亂玩，玩家同樣營營役役完成要求，只是逐漸懶於思考是非對錯，「盡力按他人要求工作」的想法更方便玩家催眠自己免於罪責，像個「只係打份工」的警察一樣。
但玩家不是受評分制度監察嗎？抹殺良心難道不是為了升職加薪？好笑的是，玩家的年終花紅在遊戲中從來沒有實感，它從未到手，從沒法購買甚麼，只是一個百分比數字 (不似《Papers, Please》的收入關乎全家性命)。職途也一樣，它只是不同的結局，玩家不會感到升職帶來的好處，甚至會因為到達其他升職結局而到不了 true end。本作中玩家唯一的目標始終是讓遊戲繼續下去，了解更多劇情，達至大結局。若玩家開始思考道德問題，決定公正執法，率先犧牲的是怠惰帶來的舒適感，因為玩家要在數十頁報告和法律條文中翻查微細的證據，找出另一個選擇；接著犧牲的是遊戲進度，因為公正執法而被革職，努力迎來了「bad end」；最後才是摸不著的職途和花紅。Somi 乾脆地剔除了個人利益，讓我們考慮「純粹不思考而行惡」的可能，這明顯是遊戲作為媒體的優勢，這個討論方法若套用在現實例子中，恐怕並不容易。
除了扭曲的制度，玩家罪不沾身的錯覺也來自工作性質和循序漸進的惡。Somi 故意挑選了看似無害的文書工作，讓玩家自覺無辜，但身為香港人的我卻能深切體會，整理證據和提供起訴建議似乎與街頭棍毆市民頭部相去甚遠，但在市民法律知識不足、法律制度偏頗執法者的情況下，一紙濫告何其容易，卻足以讓無數人失去了時間、金錢、關係和前途，而逃避責任的警員卻可以如老屎忽下屬 George 說：「我們又不是檢察官和法官，特赦甚麼的就交給他們決定。」
Jane 的惡由小到大，她從滿足制度的要求開始，盡量建議起訴，然後她會選擇較高分數的嚴重罪名，或者放過有權者的兒子。後來她默默同意下屬給醉漢買酒，好讓小偷對他們下手，再設局逮捕，未料小偷掏出刀，她目睹卻不阻止，因為搶劫比偷竊更高分。小偷意外殺死醉漢，Jane 於是湮滅證據、藏屍、設局栽贜、破案，然後成為警隊英雄。結局看來相當駭人，於 Jane 來說卻是順其自然，她因怠惰而習慣於非人性的制度，漸漸讓自己也變得非人性，直至再令人髮指的罪行都喚不起道德思考。
《Legal Dungeon》透過遊戲設計讓玩家更易消化鄂蘭對惡的理解，那不是唯一一種惡的成因，甚至她對艾希曼的理解也或許有誤，但這種理解卻悲哀地適用於當前的社會。
我們的選擇
在同樣的情景下，我們真的有選擇嗎？
當然有，所謂的沒有選擇，其實是不作選擇，不思考，視不合理的要求為當然，隨波逐流。我們懶於作道德思考，因為它如此費力，甚少得到制度的獎勵。我們甚至害怕選擇，因為選擇伴隨著責任。但不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鄂蘭在〈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中指出，我們不應問服從者「為甚麼服從」，該問「為甚麼支持」。若世道黑暗扭曲是既定事實，我們所謂被動的服從無疑等於主動支持行惡。生活很累，但 Jane 哪怕只要在途中努力思考過一兩次，也可能自舒適的直路出走，不致步向最惡的結局。
遊戲：Legal Dungeon
開發：Somi
發行：Somi
平台：Steam / Switch
推出日期：2019年5月6日
放一些文章中放不下的邊角料的後記:::
- Somi 表示本作惹來右翼份子不滿，將他誣捏成北韓間諜、強姦犯及偏激女權份子。更有知名實況主因此中斷直播。
- 本作的翻譯由 Marimu 公司負責中英日三種版本，但成品太差，最後要重新翻譯。我玩的是英文版本，基本上沒有問題。
- 結局令人心寒，它牽連一大串劇情，卻又刻畫得相當曖昧，應該可以滿足喜歡偵探推理的玩家。此外還有不少謎團：Mini Jane 的幕後是誰？John Bright 不斷出現真的只是巧合嗎？那夜響不停的電話又代表甚麼？歡迎玩過的與我討論你的推理。
- 音樂非常配合沉鬱的氣氛，令人相當不舒服。
- 2017年在台北國際電玩展上碰過 Somi，那時他正展出《Replica》，我有眼不識泰山，無營養的聊了幾句。回港後才玩《Replica》，好玩到拍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