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印太和新南向

過去四五十年來， 整個「#亞太」區域的概念，都是圍繞著尚未在具體地緣政經結構抬頭的中國和印度所打造，但在「#印太 (Indo-Pacific) 的概念逐漸成形之際，幾個台灣所孤苦「依附」的政經區域合作命脈（組織），也正在迅速地被拆解和弱化。

具體而言，台灣有三個依附的相關組織：

• 是成員的 ADB
• 是成員的 APEC
• 不是成員，但急欲以「新南向」為名拉攏的 ASEAN

台灣政府和各相關法人所訓練出幾個世代（老中青）的事務官和智庫學究，若摒除了上述三個組織的「時代紅利」和「餘蔭」，則區域政策參與的經驗可說是杯水車薪。在面對新印太時代的捉襟見肘，倉皇不知所以然是可以預見的。可惜引以為豪的龐大人力資源，反而成為理解新區域結構的沈重負擔。

另有完全屏除台灣的新結構，雖不屬於「印太」概念，但印太的快速成型可說是「居功厥偉」。新的結構屬於現在進行式，不是亞洲開發銀行那個年代的塵封舊史，所以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也不會只有高級文官才能在閉門會議得知其梗概脈動：

• 亞投行 AIIB（美日不加入，東協蜂擁加入，深怕被排除在峰會之外）
• 一帶一路（印度敬謝不敏，美日澳保持距離）

在此同時，日、印則是聯手提出自由走廊 (Free Corridor) 的地緣切線，以「作實化」在「亞太」概念大退潮後的各種國家「保險」。自由走廊延續美國在兩洋之間自由巡航的正當性，佐以喧騰一時的海牙常設仲裁法院 (PCA) 南海仲裁案。而全球唯一完整國土橫跨兩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澳大利亞，也能勇敢西向，保持積極態勢，介入兩洋的航行走廊。這三個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度隨著印度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為了「亞太結構」遭致裂解後的「新自由幹線」。

反觀歷史悠久的 ASEAN 和 APEC 等組織，在幾個世代才來襲的區域安全翻轉大戲當中（1950s 亞太 vs 2017 印太），在「國家戰略」層級的存在感卻是日益薄弱，從主角變成配角，每年還要擔心沒被選上舞台。不過矛盾的是，在「地區市場感」確是多有進展，在市場的應然（人口紅利）和實然面都有大幅成長。新加坡身為 ASEAN 要角，APEC 秘書處更是設立在新加坡，堪稱多年來憑藉「亞太」概念股扶搖直上的最佳受惠者。然而在大區域戰略軸線翻轉的同時，以市場輻輳作為「暢流」的第一堡壘，在印太架構下，新加坡退為西進印度的另個轉運站。新加坡在這個時間點不傷點腦筋，失去的可能是未來幾十年的優勢確保。

而台灣的「新南向」政策，綜觀政策專綱的區域觀陳述，通篇可說是源自於1950s演化來冷戰後的亞太分工，不只在「價值提供」面的說法偏向零碎斷裂，甚至還有淪落到狹義「產業化」的「擺攤叫賣」話語。2017年的這個時間點要在亞太架構下權充配角，無論是「國家戰略」或是「地區市場」戲台，早已是後發不至，更遑論在印太的新舞台之上，可說是連配角都不是。

蔡政府群英群德在大時代的翻轉之下，21世紀國際人才的缺乏是全面不堪的。其影響不止深遽，更是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