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台灣對抗不實資訊的弱掃

以下是一次線上短談的回顧。這篇只是摘要，並不是完整的想法。

[線上短談] 活動訊息

• 時間：9月11日（週六）台北時間 21:00–21:20
• 地點：https://twitter.com/i/spaces/1YpKkzBYLkVxj
• 參考資料：https://www.slideshare.net/schee/assessing-weakness-of-taiwans-response-to-disinfo/
• 誰可以參加：由於 Twitter Spaces 是完全公開的，因此沒有參加的限制

短談摘要

台灣對抗不實資訊的經驗一直為國際所關注，但2018年底後，在行政院和相關政府單位針對選舉的任務編組模式之下，部分作為也在行政規範下成為常駐的結構。不過這些作為並非完美無缺，因此在非選舉年適度的辯證和公開討論，我認為仍屬必要。

在偶然的機會之下，我又回來看這主題，並且做了一份三頁的簡報，試圖討論2022年台灣在2022年「對抗」不實資訊的罩門會是什麼。這是某種「弱點掃描」的嘗試。

簡報的第一頁主要是回顧「災難時刻」的資訊供給和需求曲線，我第一次用這張圖是在莫拉克後的某場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興趣小組的研討會 (2010)。台灣目前不少「認知戰」「假消息」的應處方式，其實比較像是因為政治事件（某種 crisis）才加速搭起來的「不穩定結構」。例如「 222原則 」要求快速反應、政院希望部會幾小時之內要如何如何處理，各家業者要有自律公約等，也是因為要填補 information gap 在 crisis response 時在「供給」和「反應」部分，藉由過去資訊供給的穩定結構無法處理的先天缺陷。

這種要求反應速度的做法是有很多後遺症的，當然造成的最明顯現象就是我在上 一篇所說的某種「長城化」的自我選擇。涉及處理安全業務的 外交系統會在內部高度採取某特定即時通訊服務 ，也是反應出「違章」「緊急」結構成為 “town hall” 形態 meeting 的常駐化、正常化的窘境。

第二頁是談信任，但卻是以個人角度來看 ，嘗試拉回「個人」這個被忽略的層次。這邊不是談政府如何建立和民間的信任，或是民間如何和政府的訊息圈建立信任 — 這些分法都太過樂觀。有些國家的國民就是因為長期「不信任政府」的跨世代集體展現，才能活得好好的（例如緬甸、泰國等）。台灣民眾對於政府在某些面向和應處方式的高度信任不是「常態」，把「台灣模式」放在印太區域的這些國家自身的脈絡來看，其實並非是個很好的例子。

此外，每個世代的人熟悉的是不同的科技載體，所以本來的信任圈是如何依存數位溝通平台而發展的，是我們在採取「總體社會途徑」(whole society approach) 所必須要花時間研究的。白話來說就是要先了解 “trust circles” 的現況是什麼。我拿西方（美國）和香港的世代差異和台灣來做一個比較，是要說明不同的數位世代並不是根據生物年齡來分類的。

第三頁則是提到台灣常態 (Taiwan Norms) 被國際輿論圈「感知」的面向是什麼，以及什麼是缺乏研究的。我想要強調的是，因為網路空間的影響力評估可以套用歷史悠久由 Lawrence Lessig 的框架來看。對台灣來說，這樣可以更清楚看到自己表現強韌、非常貧弱以及完全忘記要注意的弱點。一個容易忽略的現況是，台灣這個市場是幾分天下的態勢，了解美國平台 (Google, Facebook) 不足以了解日本韓國平台 (LINE)，了解日韓平台不足以了解台灣的平台 (UDN, Pixnet)，而了解上述三種勢力，也不足以了解中國網路平台的滲透力和影響程度。很多印太區域的國家在內部網路訊息空間的勢力，並沒有台灣如此多元，這是台灣這個市場的特質。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ttp://blog.schee.info on September 12,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