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和士傑的見面

如果各位生命裡也有久未聯絡的好朋友,或許可以少點網路,多多約出來喝茶聊天吧

T.H. Schee
TH Schee
5 min readMay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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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ian dooley on Unsplash

士傑走的很快,走得很意外。我們上次見面是2018年底在某智庫的一場關鍵座談,他和我都是主談人,談了很重要的東西。可惜這些事情在那場座談後,並未獲得重視。到了社會輿論開始注意,可說是讓整個社會浪費了大半年時間。幾週前去電和他聊了半小時,本來要再約。結果就他就走了。

印象中,第一次面對面認識士傑應該是2003年之初。我和他並非同校,也小了他幾歲年。生活圈也截然不同,會在聚會中認識,可說是拜網路之賜。早一點讀到他所寫的 blog,是2002年很多人還在摸索的年代。當時我們不太認識,都是透過閱讀彼此的網路著作才得以窺見網站的背後到底是誰。那時我熟識的,多半是1990年代後期在生活中彼此出現的「車友」以及工作的同事,對於「自由軟體」、「網路文化」等社群聚落,了解的相當有限。再加上本來就不太看中文的網站,因此,到底是怎麼晃到 ilyagram.org 這個網址,記憶已然模糊。可能是拜 Rice Bowl Journal 的清單(遺跡)?

唯一的印象就是,Ilya 所參加的聚會,帶筆記型電腦的人很多。不過我對技術的「先進性」的體驗經驗不大相同,但在那網路文化奔放自如,個體性格仍未被龐大的平台壟斷的年代,能認識這些人是非常有趣的。若是提到 weblog,Elixus 算是其中之一。其他另有「憂鬱馬戲團」以及幾個海外以中文著作為主的社群。其實各種「聚落」還不少,現在當然都消失無蹤,偶爾不經意在話題間才會提到。不過這話題就像是「當兵」,幾個人湊在一起,天南地北總是聊不完。後來會買比較神奇的筆電 (Fujitsu T70H, Panasonic W2),開始用手機到處跑(包含海外)上網貼文貼圖 (2002~2004),這部分大概都是被這幾群人「慫恿」的。前前後後… 小時候 (before 2006) 在這些事情上花了幾十萬是有的。

如果要套句現在的話,就是整個生態還沒有 “consolidate”。當時認識的可說分為幾群,1965年到1975年的算一群,1975年到1985之後的算一群。前者進入職場約莫7~12年,後者大概是學生到職場新手3年之譜(男性那年代還要當兵)。Ilya 剛好就位於尷尬的年齡中位數,也因為這樣的背景,讓他在很多事情的「發起」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好的途徑,就是閱讀他的部落格

有時候,懷念一個朋友還真不知道怎麼寫,但他公開寫得多,整體來說完整且容易閱讀。常常我們會笑說人到中年之後,記憶都不怎麼可信任了,常常要回自己的「老窩」,找回失去的生命片段。進入職場的年代,剛好遇到了 .com 崩毀後在台灣裂解到幾乎再也沒有站起來過的低速年代。想說這些事的發生,還真的是時機時機,早個五年晚五年生,很難有機會躬逢其盛。

2002年到2006年發生了很多事,幾群人也一舉把 weblog 推上輿論的高峰,大有「復興」之感。比如說,當時中國的網路發展軌跡,還有那麼點可窺視、可追溯,可模仿和可預期,我們也有機會被邀請到中國聚會(網聚、年會、商務交流等)。整個亞太區域的網路交流,也還未從學研的手上(例如 RIR —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ies 體系)被放開。Weblog 這樣的平台,扮演了快速互通訊息,公開透明的「任務」。大家還沒見到之前,大致也還有途徑了解對方想的是什麼,關心的是什麼。在這個社交媒體被「武器化」的年頭,這好像不是什麼難事。別說知道對方在想什麼,連好友狀況都一清二楚。訊息通透是有高度成本的,這些成本的計算,仍然未落入廣告金錢的投資遊戲場域。

2007年,我在中研院資訊所可說是間接接了他在數位典藏計劃的「任務」,因此成為同事。我在中研院待的不久,現在想來根本是某種「貪圖安逸」的不明智選擇,離開後再度回到業界。兩年的同事,我們能交流的機會非常多。對待事務處理的學習,可說是我和士傑最為密切的一段經驗。現在回想來,滿滿是當時年輕朋友之間的對話和背影。

離開中研院之後,我們的聯繫就僅止於活動之間的互通訊息,我基本上是完全進入「產業」,待在台灣的時間和頻率也不定,但是對「數位文化」的關懷,卻保持者一定的溫度。早在2006年底,我們另外幾位創辦了某以「數位文化」之名的協會,一直到前幾年,還有「數位網絡技術與集體行動的邏輯」論壇的討論。這幾年,以「開放」「數位」和「文化」為名的團體,不在少數。各自的嘗試途徑也相當不同,但這些團體和議題之間的交集,往後就缺少了類似李士傑這樣的角色,這是很多具有實驗性,但不是工具性、應用性的領域最為要命的稀缺。沒了這個環節,就會不自覺落入產業鍊、價值鏈的一環。這年頭的全球分工盤算,要把「你」永遠壓在某一環節,最快的途徑,就是透過高度普及的數位環境發展加上文化論述的窄化。大者如國家的網路政策,小者上網習慣,我們這幾十年瀰漫的 techno-optimism,實在是單純有餘。

我們所熟識的「黃小黛」,也是有這樣精確細膩體驗之人,很可惜的是這兩位所摯愛的朋友,都不在人世了。

我和他的最後一通電話,是今年4月29日的下午。很可惜再也聽不到他的笑聲了。我想對他最高的敬意,就是繼續寫 blog 吧?2002年到現在還在同一個地方持續寫的,整個台灣剩下不到5個人。時代的記憶,數位的文化史,一種源自於這塊土地的主體性,自己長出來的前進的意慾,繼續陳釀。如果各位生命裡也有久未聯絡的好朋友,或許可以少點網路,多多約出來喝茶聊天吧

原刊:https://blog.schee.info/2019/05/25/il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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