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選後台灣資訊戰和假新聞研究的出路
這兩個領域本來差異極大，因為「資訊戰」和「假新聞」要定義起來可就沒完沒了。可是沒定義的東西就很難框定範圍，不能框定範圍就很難做「量測」。無法量測的東西是無法獲得改善的。這對於任何做網路產品的人而言都屬常識範圍。可是為了方便討論和紀錄，我們將這兩個領域姑且先用通俗輿論的說法來探索。
首先是2018年11月24日「奇怪的戰敗」，接下來是2020年1月的「大勝」。中間的歷程不是我們要回顧的，但有幾個一般讀者可能比較沒有關注的因素，成為2020年大選之後的變數：第一個是美國智庫體系的介入，第二個是其他國家智庫體系的介入。第三個是，本地研究者開始和美國為主的利益相關者接觸。而這幾條關係之間，有不等的公開資助和號稱委託研究的關係。
美國的智庫為什麼要研究台灣的資訊戰和假新聞？這裡有些具體的說明，我不再贅述。而在大選前兩週，很多人都被分配到要接待的團體，有不少來是自於其他國家的智庫體系的研究人員（更龐大的記者群不是本篇要討論的）。話說本來台灣在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動能，論資源、論研究經驗、論團隊、論跨界的協調，在2018年底之前，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蓬勃」。喊的人很多，論壇投稿說應該如何如何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數，但「多虧」2018年底到2020年1月大選的這兩個時間點所爆發的不少事件，促成「資訊戰」成為2019年研究主題的耀眼新興，也真實的成就了幾個領域研究的新星。
但這其實不到一年 (2019/04~2020/02) 的大鍋熱炒，讓接下來關心此事的研究者有什麼出路？研究者不必然是來自學界，有不少的技術愛好者，關心地緣政治的評論人，或是更多在經歷這些現象而發生失語然後感到必須奮起的人士，都算在內。
以美國智庫的角色和台灣接觸的研究人員，身份背景不盡然相同，有些其實是顧問公司，有些是科技公司，有些是受過情報訓練，而目前智庫擔任學人的好手。顧問公司是美方和不熟悉的第三國（台灣在這兩領域的發展，他們很不熟悉）接觸時，必定會出現的中介機構，在新興領域尤然。例如最近不巧遇到武漢肺炎的「美台科技賽」，就是顧問公司穿針引線，美國在台協會名義上在本地聯絡，以及另有本地被授權與美方討論的人士和單位，進行磋商和議題研究而發展得來的號稱「東亞級」的系列活動一環。
不過，對任何這方面的研究者來說，若是這一年研究的動能有所大幅增加，那麼研究的經驗累積，總不該只是社群媒體或是報章雜誌的專欄吧？我們看幾個比較長期有聲譽的智庫，包含美國、德國、英國、澳洲等地，無論對台灣的研究水平如何，就算只是想對其國內利益相關者表示「我也有在做台灣研究」，至少都有公開的報告，可讀可閱，可供討論。進一步積極者，還能看到所釋出的資料集，讓其他的研究者能驗證所謂「資訊戰」「假新聞」的指證歷歷和論述。
那麼台灣在這個時間點，有如此豐富的場域，應該要有極其豐富的研究資源才是？
大選之後，這方面的討論瞬間凍結。一來是武漢肺炎茲事體大，整體社會關注全部往這個方向去，二來是，既然「大勝」了，好些相關志願型態的計畫和團隊，要不進入休息的狀態，要不就是直接解編。照理說，如果狀況曾經如此嚴峻，總不會「大戰」後就無聲無息，連歷史都沒有了吧？
我個人比較擔心的是，這個看似新潮的議題，就像是大潮起落，不到一年之後，轉變成只有幾個人代言獨享的顯學。對西方世界來說，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台灣當然是一個好的標的。但研究資源缺乏累積，沒有可供驗證的文本，那這兩個領域，可能就不屬於研究範圍。我們可以說是情報工作，也可以說是政治工作，或是外交工作，也可以是服務美國顧問公司的公關工作。但對於研究者而言，若走到這一步，發展當然是最差的。
台灣當然不只如此，但眼看就只能再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