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之後，臺灣人呢？

3/6下午，我到光點華山觀賞《時代革命》，這是我第二次觀賞此片。

第一次在學校旁的百老匯戲院看的時候，對於片中受訪者稱佔領立法會事件中，場外群眾在傳出警力將行動的午夜十二點前，上百人硬是進入議場中把決定死守的四位「死士」扛出的作法，是化解「和理非」跟「勇武派」間的隔閡感到不解。明明是以群眾之力輾壓個體自主決定，限制他人行動，卻被詮釋成感動人心的壯舉。

這次觀影時，我稍微懂了一些。

我猜測，大概是群眾重回議場的作法，打破了勇武派自以為是的英雄主義，讓他們不再有先行撤場者就是怕死的誤解；也讓場外的人理解，即使行動策略上有所差異，他們依舊需要把其他運動參與者的安危放在首位，才是真正的「不割席」。

意識到這點後，不禁想起臺灣的情況。

2019年初，在中山社會系修習蔡宏政老師的「南方社會學」課程時，印象很深刻的是，老師在課堂上評論香港社會在雨傘運動後醞釀中的社會張力時，回過頭跟我們這群出生於解嚴後臺灣社會的學生們說：「民主是有代價的，或許目前對你們而言理所當然。搞不好要再經過一次以上的流血事件，臺灣的民主才會再深化，不要以為這不可能在臺灣社會發生。」

是呀，這若是發生在臺灣，能否匯聚那麼強的能量？

跟我比較熟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極度不滿於特定人士將異己視為笨蛋、應該剔除的作法。如果公共參與旨在促成更好的社會，那麼我會不惜一切方法溝通，在試圖理解他人的同時，也盡力讓對方瞭解我的想法；如果不奏效，我會認為那是自己的能力不夠，而非把責任推到對方身上。

將自己擺放在高位恣意貶視他人，壓根無法讓自己的主張為人所認同，更別說動用惡意言論口誅筆伐的激進行徑。很多自稱或被視為我的「同溫層」的認識的、不認識的人士，可能都會有意無意在情緒驅使下，做了看似輕鬆、卻無益於匯聚共識的行為。

說到這裡，則又令我想起在前往電影院捷運上的見聞。

我在西門站，正從松山新店線平行轉乘到板南線。一上車，便看到一個著黑色羽絨背心、衣履簡陋的肌瘦中年男子整個人橫躺在整排座位區，雙睫顫動，精神狀態似乎不很好。男子半蜷縮著身體，不安穩地覆蓋在四格座位上，但他憔悴孱弱的影隻讓座位區顯得比實際大上不少。我想起在紐約，有為數不少的無家者，終日在地鐵系統裡流連著，照不到陽光。

眼見在我之後，一票乘客緊接著上車，這個人「霸佔」座位的行徑讓原先就已人潮眾多的車廂更發擁擠。如果目光能殺死人，男子大概早已萬箭穿心。頓時一股無力感湧上心頭。我選擇在走道另一側的博愛座前站定，背對現場，不忍直視。正當我暗忖該如何應對時，一個清脆的聲音響起。

「你一個人佔了這麼多位子，都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嗎？」一名及肩直髮挑染為藍色、身高不滿一米六的年輕女性嚴厲出聲指責，像是一把匕首直截刺向男子。在心裡默念倒數三秒後，我終究還是轉過身來，為演變成什麼樣子都有可能的事態做好最壞準備。

只見男子已經坐起，女子則把上頭有著幾顆鉚釘的牛仔小包抱在胸前，正走回自己原先坐著的、隔著欄杆位在兩格外的座位。男子嘴上嘟噥幾句，我沒聽清楚。而女子旋即尖聲：「不要跟我道歉！你應該跟所有車上的人道歉！你也太自私了吧？你這樣誰還敢坐啊？」

在張力爆開後的喧鬧聲中，列車抵達下一站：臺北車站，眨眼間女子跟男子分別從兩側車門下車，消失在等著上車的人龍中。接著上車的乘客則直接補進兩人留下的空位，彷彿散場的戲院，等著下齣戲上演。

電影播畢後，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出席座談，有觀眾問：「除了口頭上的支援、響應外，臺灣人可以為香港做什麼？」他並不直接回答，而是直指臺灣的民間信仰便是複製過往中原朝廷中的封建體制，言下之意便是只要這樣的信仰還在臺灣、且被主流政治人物所追隨，那麼臺灣便不可能走向「民主化」。

這言論當然是過分了。

不僅是建立於對民俗信仰的片面印象，也未免把臺灣現下的政治體系看得過於淺薄 — — 政治人物去拜訪宮廟，不是只為了求心安、順遂，不只是為了表演給信眾看，更大的原因，是宮廟信仰背後整合了龐大的政治經濟網絡。我很訝異林榮基先生會這麼認為，但我想，正如同他在言談中再三強調的「多讀書」，或許他總有一天會對臺灣社會有更深層的認識吧。

捷運上出聲喝止臥倒男子的女中學生固然勇敢且正直，不過，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在理解的基礎上，再發展後續的行動；這是我認為，當前臺灣社會才應該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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