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婆婆平凡的假日

Jamie zhan
the Sham Shui Po LabSprint
6 min readAug 19, 2015

Jamie Zhan, 16/8/2015, Smarties, Interview in Tong Chau Street Park

Social lab的第二日,訪問日第一天。

我們下午2點就出發進行訪問。今天整天陰陰濕濕,心情也隨之有些低落,午飯的時候得知籌備了數月的見光墟因為天氣原因取消,覺得天公真的不作美。

午飯過後,我們從長沙灣走到深水埗,經過深水埗公園時遇見第一個潛在的受訪者 — — 一位老人家卑屈著身體、以一種奇怪的姿勢坐著,當下閃過一個「不確定感」,生怕錯過了可以採訪的人。街道人來人往,彼此走著各自的軌道,盡量不騷擾到別人,這個社區可以看見香港「冷漠」和「匆忙」的縮影。

假設了這個城市很冷漠,在真正收集前感受到刺激,也有不安 — — 對人與人建立聯繫沒有信心,同時也害怕著這種短暫關係的建立,似乎人的連結會破壞我們的既有的秩序,硬將我們從安全區域拉出。

我們從「好單位」走到見光墟原本要舉行的場地,便四散尋找訪問者。穿梭在濕淋淋的街道,踩過濕滑的地板,我們看見店主用掃把清除著污穢;踏過幾條街道,最後確定在通州街臨時市場附近的公園物色受訪者,那裏可遇見許多長者。我們看見天橋底下一大群露宿者,其中不乏老人家,當下意識到「孤獨老人」和「露宿者」可能重疊的區域,漸漸看到問題複雜而交錯的脈絡。

走進公園,我們發現幾乎每張長凳都被伯伯佔領,他們坐在長凳的最右角,一張椅子就是一個獨立空間。部分老人家聚集著聊天或下棋,大部分安靜地坐著。我很奇怪為什麼他們沒有交談,什麼都不做,只是納涼。

公園裏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男性長者,我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意外看見有一位婆婆站在橋上看著湖中心的亭子,熱衷中國歌曲的老友記們正在自娛自樂,敲鑼打鼓。

我們走向她,向她解釋我們正在做社區故事收集的計劃,希望能夠收錄她的聲音。她最初有些不自在,身體靠著欄杆往後退。我們慢慢地從她在看的戲曲聊起,聊到她平日的興趣,她告訴我們,「自己沒有什麼特別興趣,只是喜歡欣賞(戲曲)」。接著和我們家長里短,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現在和大兒子住,但已經和丈夫分開。丈夫住在八田,已經不能下樓,她過去一直有幫兒子帶孫子,所以和他們住。慢慢聊開後,她也逐漸敞開胸懷,明顯看到她疑慮少了,只見身體微微向前傾,說話也越來越多。

通過她我們明白一般老人家的生活寫照,飲茶(20塊港幣每日)、走公園、搭2元巴士去很遠的地方消磨時間、回家做飯。當我們問到「其實年老之後會不會無聊」時,她倒是很坦然地說「有什麼無不無聊,就這樣過」。我們和她聊了50分鐘左右便告辭了,我們問她有什麼聯絡方式,希望之後能讓她讀,她說不需要記錄她的故事,但表示有興趣看其他長者的分享。我們認為她的經歷頗為「普遍」,是偷渡過來香港白手起家的一代人。只是隱約覺得她提起當年辛苦的日子 — — 一邊撫養兒子一邊在工廠「穿提子」時比任何時候都有神采,雖然艱苦可是很快樂。她在製衣廠打工,從早到晚10小時,按件計錢,於是把工作帶回家是常事,那時她的兒子功課後就會幫忙,如今孫子大了,雖然同住卻少了連結,難免多了寂寞,現在除了給行動不便的先生做飯,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時間;但到了70多歲,身體健朗,無病無痛,行動便利,是最值得驕傲和感激的事。

我們告別張婆婆後,回到通州街公園的嘉年華(康文署主辦),有許多攤位遊戲,集齊點數後可以換領獎品。少部分老人家也有參加,同樣是玩遊戲,小朋友總能得到更多關注(家中長輩都陪在身邊),長者就比較沈默。大部份的老人家始終在外圍,似乎隔了一個世界。

張婆婆在談話末尾分享了「13婆」(她住13樓,所以叫13婆)自殺的事;她有5個兒女,生活富足,有1000多呎的大房間,理應過著令人羨慕的生活,卻走上了尋死路;另一件讓人心酸的事就是,據說很多家婆被大陸媳婦趕到市場雞檔門口,直到兒子回家(晚上7.8點)才可以上樓。我們3人決定發尋找這群受訪者。

在找他們的過程中,路經一個拐彎口見到提著一把生菜的婆婆。婆婆講著一口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坐在店鋪門口,我們覺得很好奇,隨即開始了談話,得知她因為女兒過來香港,來這裡2個月,「覺得香港不好」,「她過去是農民」等等。因為口音難認,我們很艱難地和她溝通,不斷猜測她說什麼,最終試了還是決定放棄。

我們最終還是沒有找到通州街門口不能回家的婆婆,只是回到了附近公屋樓下,當時已經下毛毛雨雨,拿綜援的黃先生和一位打瞌睡的阿姨分別坐在綠色長凳上,沒有說話。

我們走向黃先生,他的狐疑讓我們很不舒服,明顯抗拒的態度,說話只是簡短回答,當我們問到更私人的信息時(譬如說住在哪條街道的時候),他忽然反問我們「究竟想做什麼」。訪問前期感覺不舒服,但是因為laly大方的態度,和不斷引起話題,漸漸舒緩了氣氛。當其他街坊見到他被我們「包圍」時,他顯得很開心,於是更有興致地說學生來問功課,聊得就更開了。

黃先生不斷強調他的年紀(五十多歲不夠六十)很難找工作,一來體力不如人,而且社會存在年齡歧視,雖然不會明說,但潛規則讓他卻步;另一方面,散工又不能賺到錢,買賣又沒有資本;現實讓他無法再抱有希望,態度略為消極。我們卻在言語中感覺到他的自尊心很高,曾經富足,如今現實逼人,無法選擇,因此只有「接受」。Laly在訪問中不斷試探他是否找過NGO,教會,社工或職業培訓局幫忙,他都將那些建議都一一拒絕了,認為「沒有人能幫到他,也沒有人理會他」。我內心有狐疑,他卻表示「只有親身經過,才可能明白別人當下的處境」,之後又補充一句「哪裡能夠思考那麼長遠的事,最好是早點去了不用那麼煩惱!」我們聊了35分鐘左右向他告別,結束了今天的訪問卻陷入更多思考,現實像是立體的緯度,交錯複雜,所有的事情比「好」和「壞」要複雜,而我們聆聽了別人的故事,更難以將人簡單的分類,而每個人運行在不同的軌跡上,都有很多時代的烙印,很渺小很無力,不變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印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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