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先以個人自身所遭遇的危機作為介紹。在他 21 歲時遇到了個人職涯最嚴重的危機：在劍橋攻讀研究所時實驗做了很長一段時間卻怎麼做都不順利，讓他猶豫是否該放棄他的科學之路而轉向口譯員。不過在爸爸的建議下他決定再嘗試一下，最後也在兩位教師的幫助之下完成了膽囊的研究。戴蒙認為其實許多人在生命中同樣會遇到不少個人的危機，不論是職涯、家庭或是婚姻、生病等等各種樣貌，危機治療師因而在眾多案例中統計出了至少 12 個會影響解決個人危機的成敗因素：
1. 承認個人置身危機
2. 承擔採取行動的個人責任
3. 建立圍籬，勾勒出需要解決的個人問題
4. 由其他個人和團體獲得物質和情感幫助
5. 以他人作為如何解決問題的範本
6. 自我強度
7. 誠實的自我評價
8. 過去的個人危機經驗
9. 耐心
10. 彈性
11. 個人核心價值
12. 擺脫個人限制
戴蒙也從中衍伸出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相關因素：
1. 國人對於國家陷於危機中的共識
2. 承擔國家採取行動的責任
3. 建立圍籬，勾勒出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4. 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和財務支援
5. 以其他國家作為如何解決問題的典範
6. 國家認同
7.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
8. 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9. 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
10. 針對特殊情況的國家彈性
11. 國家的核心價值
12. 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
由此出發，開始介紹書中七個國家所遭遇問題。
芬蘭的危機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二戰的過程中芬蘭與蘇聯進行冬季戰爭與繼續戰爭，身為一個只有三百七十萬的小國，如何抵擋擁有一億七千萬人口的超級大國？為了盡可能抵抗入侵，殘酷的戰爭使得芬蘭人嚴重傷亡。在戰爭結束之後，芬蘭開始認清現實：芬蘭只是一個羸弱小國，必須向蘇聯證明他是值得信任的對象。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因而交換了一些經濟以及言論上的自由，而這是沒有被威脅的民主國家所認為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因為有了強烈的國家認同、足夠彈性的應對之道與不願被強權佔據的核心價值，因此芬蘭幸運地存活了下來，而且與接壤的俄羅斯和平共處。
1853 年美國的艦隊長驅直入日本的江戶灣，以壓倒性的武力造成日本近代的國家危機，隨後日本與多個國家簽訂了不平等的條約。這種突如其來的威脅讓薩摩藩與長州藩等藩主決心要一同推翻幕府將軍以重組日本政府與社會，在 1868 年成功廢除幕府，將治理日本的實權交還給天皇，開始了明治維新。除了學習西歐各國以發展軍事，還進行了封建制度的廢除、教育改革、政府改革等等。在明治維新中，日本向外國借鏡、誠實的自我評估到自己的不足、建立圍籬並選擇性的改變以及充分的應對之道等因素，最後在日俄戰爭中嘗到了改革成功的果實。
智利在 1970 年由阿言德以十分勉強的相對多數當選總統，他希望能把馬克思主義帶進智利的主張，卻不只讓智利的右派與中間派甚至智利軍隊都產生恐懼，也讓美國政府十分反對。左派的阿言德在一系列政策實施後，導致了國內惡性通膨，擴大了經濟混亂與暴力事件，進而在 1973 年由軍政府引起政變。軍政府後來的領導者皮諾契特將軍卻隨後展現出他的殘酷無情以及對於權力死抱不放的慾望，成立了祕密警察機構 DINA 逮捕殺害了數以千計的智利人民。在 1989 年的選舉中，崔西奧．艾爾文以願意建立「所有智利人的智利」的目標當選了總統，不只讓智利回歸民主，經濟也大幅獲得改善。智利在這次的危機中展現了十足的彈性，保留了軍政府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並恢復了民主政體，也由於國家認同使其人民盡量避免軍事鎮壓的折磨。
印尼在二戰後面對種種問題：沉重的人口負擔、缺乏國家認同感、非爪哇人希望獲得更多自治權或是直接獨立等等。在 1960 年代，當時印尼有三股最強的力量—首任總統蘇卡諾的個人領袖魅力、壟斷軍事力量的武裝部隊、印尼共產黨，三股力量各自分離，這三方的權力鬥爭導致了 1965 年的政變。在蘇卡諾以及軍方的合作之下政變失敗了，不過蘇卡諾也逐漸被軍事領導人蘇哈托將軍取代，蘇哈托因此在 1968 年正式成為總統。蘇哈托與蘇卡諾相反，將重心放在印尼的內政問題上，然而其貪腐的家庭、認為印尼人民不適合自我管理的過時想法以及亞洲金融風暴最終使得他的政權在1998年迅速垮台。此後印尼終於舉行較為自由的選舉，貪汙的問題也逐漸減少。
德國在二戰結束後，盟軍在紐倫堡進行對納粹的審判，但由於審判並不是由德國人自己執行，因此被許多德國人認為其只是「勝利者的正義」。1958 年西德終於成立中央辦公室並起訴納粹的罪刑，靈魂人物弗里茨．鮑爾秉持著德國人應該自己審判自己的原則著手辦案，引發了德國人廣泛的關注也接露了納粹時代德國人的所作所為。此外，1969 年當選的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採取了比較開放的對外政策，對東德與東歐重新建立外交關係，並在 1970 年訪問華沙時真誠的下跪並請求波蘭的民眾對希特勒時代所帶來的傷害予以寬恕，種種作為也間接促使二十年後的兩德統一。
在英國人剛開始殖民澳洲時，許多在澳洲的英國移民仍以海外的英國人自居，甚至在二戰前都相當熱忱地與英國作戰。可是在二戰時英國人原先向澳洲保證新加坡基地堅不可摧，後來卻向日軍投降時，徹底對澳洲造成了「不可原諒的背叛」，因為這讓澳洲了解到英國其實無力保護澳洲，澳洲真正的風險反而是在亞洲。此外，英國認清歐洲對於英國的重要性大於大英國協而申請加入歐洲共同經濟體以及大英國協移民法的頒布等皆讓澳洲與英國逐漸疏遠。隨後澳洲總理高夫．惠特曼在 1972 年上任後開始進行改革，漸漸地讓澳洲人慢慢開始思考關於他們身分真正的論題：我們是誰。
戴蒙在第三部分以日本目前所需面對的未來進行探討。日本在經濟方面、人力資本方面與環境方面擁有充分的優勢，但巨額的國債、性別不平等、低出生率與人口老化等等危機卻是日本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此外，日本並沒有對二戰的戰爭行徑向中、韓表達真心的歉意，且對於自然資源管理不當等的態度也應該要改變。
美國很幸運地沒有遭遇到像是日本在 1853 年那種急迫性的危機，其自身的優勢還包括了地理、民主政治、流動性高與勇敢創新的移民精神。但戴蒙憂心的是美國政治或是學術等各方面的兩極化使得衝突與對立越來越嚴重，而選舉的種種限制、對教育的投資不重視等也是美國的危機。
跳出國家而從更高的世界的角度來觀察時，戴蒙提到了他所認為目前世界所面臨的危機，像是核武、全球氣候變遷、全球資源枯竭、全球生活水準不平等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前面七個國家各自所面臨的危機不同，幾乎沒有前例可以參考；沒有與其他星球的人可以提供協助；人類缺乏共同身分與核心價值等等。面對這些更廣泛的問題，人們透過區域協定或是世界協議來企圖解決，也希望最終能夠發揮成效。
最後，戴蒙總結了國家危機以及12項因素的比較，希望能夠從中得出學習歷史的答案。儘管悲觀者認為光憑一本書也無法改變人們經常性地忽略顯而易簡的錯誤，但他仍然相信在現在這個時代，有更多的人能夠閱讀討論，有民主政體讓人民發表意見，有更多願意開始解決世界問題的機構出現，因此只要繼續執筆不輟，就能夠有所借鏡。
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許多國家面對危機的經歷。有的國家突如其來遭遇威脅，有的則是面對緩慢漸進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處理問題的解決之道因而有所差異。戴蒙引入了個人危機成敗的因素，將其用在比較各個國家所遇到的課題上，我覺得十分有說服性，也覺得這樣的論點相當精采有趣。透過這 12 個因素反思個人或是社會中目前所遇到的問題，是否也可能有相對應的解決之道呢？這是個值得思考與討論的練習題，留給我們慢慢思索。書末也藉由封底最後一句話來深深地警示我們：
歷史的傷口太沉痛，卻是指引未來方向的明燈。
歷史已經發生了不可避免，而在未來個人生命與國家所會遭遇的動盪都仍然未知，「危機」一詞可以代表的是危險、危難，也可以是機會、轉機，希望我們都能在面對危機時展現出堅強十足的彈性與韌性，在動盪中找到下一道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