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佛經翻譯之重要階段
佛經翻譯歷史悠久，乃重要的古代漢譯活動，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本文概述佛經翻譯的五大主要階段，供有興趣者參考。
第一階段：草創階段（佛陀布教至公元一世紀）
佛教翻譯大抵源於佛陀說法之時。如上所言，語言為弘法工具，佛教不立單一「神聖」語言。佛陀曾禁止弟子以當時為貴族語言的梵語來說法，而是要求使用自己的語言。（詳見季羨林2007：27–28）在此原則下，為使佛法更快流通，佛陀所說之法，或早於佛陀在世之時，已於不同語言之間以口耳相傳的方式翻譯及傳播。後來佛陀涅槃，三藏相繼結集。初時佛籍沒有寫本。（梁啟超1989：11）但佛教繼續傳播，影響所及，達至印度周邊乃至中西亞地區，故相信此時佛經仍以口誦方式，在師徒之間翻譯、記憶及傳授。及後三藏在公元前一世紀開始出現寫本，其他語言的寫經（如中西亞語言的寫經）也逐漸形成，相信此乃筆譯佛經的濫觴。不過，無論早期這些不同語言的佛經，是口譯還是筆譯而成，其內容乃日後佛教以及佛經翻譯發展之基礎。
第二階段：佛經漢譯的萌芽階段（公元一世紀至三世紀）
佛教此時期傳入中土，為中國之佛教翻譯活動揭開序幕，中國也漸漸成為全球佛教翻譯的中心。此時活動規模較小，且缺乏組織，參與者多是從西域而來的僧人及佛教徒，他們從事零散的譯事，弘揚佛法；著名譯者有安世高（約二世紀）、安玄（約二世紀）及支謙（約三世紀）。此時期譯經之另一特點是翻譯內容以狹義的佛經為主。（蕭世昌2010：169）而佛經主要為西域各國語言，翻譯時往往節譯原文。值得注意的是，跟第一階段相同，此時佛經不一定都有寫本；沒有寫本者，要由熟誦經本的僧人把原文背誦而出，才能翻譯。
第三階段：佛經漢譯的發展階段（四世紀至六世紀）
大規模的佛教翻譯組織（又稱為「譯場」）此階段初現，大小規模的譯事並存。大型譯事由國家元首以及崇佛的貴族官員所支持。跟第二階段不同，翻譯的內容不只限於經藏，而是擴展到律藏及論藏。除西域語佛經外，傳入中國的梵文佛經也日增，全本翻譯的佛經也較多。譯者方面，雖有中國本土僧人積極助譯，但仍以外來僧人為主導。鳩摩羅什（343–413，又稱羅什）及真諦（459–569）為此時期之重要人物。以鳩摩羅什為例，公元五世紀初，他獲後秦國君姚興支持，於長安成立大型譯場，參與者可達二千人，其中包括政府官員、僧人及一般佛教徒。譯場在羅什帶領下，譯出多部佛經，如《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等。（見蕭世昌2010：76–90）這些佛經至今雖已過了一千六百多年，仍廣為持誦，用於寺院早晚課中。
第四階段：佛經漢譯的全盛階段（七世紀至十世紀）
佛經漢譯在中土發展至巔峰。梵語佛經寫本漸多，譯者多從梵文直接譯經，較少依賴西域佛籍。翻譯主要以政府支持的譯場進行。如方廣錩所言，漢譯活動「完全成為國家的事業」。（方廣錩1998：128）此階段譯場的組織已有定制，外來僧人及中國本土僧人皆有能力帶領群僧譯經，不同譯員分擔指定工作。但譯場多採精英制，每次參與者一般僅為數十人，人數遠不及上一個階段之譯場。如玄奘（602–664）翻譯《瑜伽師地論》參與者僅二十餘人。（見CBETA，第30冊，第1579經，頁881，c4–28）有了制度化的譯經模式，加上歷代僧人多年來積累了譯經經驗，不少大部佛經於此階段全文譯出或編集而成，如六百卷的《大般若經》、一百二十卷的《大寶積經》等。此階段重要的譯經師除了玄奘外，還有義淨（635–713）、不空（705–774）及天息災（不詳-1000）等。
第五階段：佛經譯為中土其他民族語言的階段（十一世紀至十八世紀）
此階段可謂古漢語佛經對外輸出時期。佛經漢譯開始步向衰退，具規模譯場不多見，但仍有零星譯事。儘管佛經漢譯活動萎縮，佛教翻譯在中土的歷史並非就此結束。其他種類的佛經翻譯活動相繼興起，例如在不同外族政權的支持下，僧人把當時的梵語及古漢語佛經譯為其他民族語言，包括藏語，以及元朝的蒙古語及清朝的滿州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