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19 側記：無所不在的「媒體」，無處不能發掘故事的記者
「新聞業寒冬」和「後真相時代」是近年人們說到新聞媒體時最常提起的詞彙。但在這次大會上，我見到的記者和他們不知用多少力氣跟細胞做出來的故事，卻把我對未來的期待撐得有血、有淚、有光。
（文／《報導者》主筆劉致昕）
四天的全球調查記者大會（GIJC）結束了，來自130多個國家，1700多名新聞工作者、研究者，250場以上的活動，每天早九晚六的會議，以及晚上的各種形式活動，無論是主題設定的廣度、形式的五花八門，都共同說出了一個故事：傳統對媒體的定義與想像，如何解構、轉化，而後被這些人所吸收，讓「新聞」長出更繁美多元的面貌。
如果你也參加了最後一天的第一場活動「Lightning Round: Great Stories You’ve Never Heard Of」（你沒有聽說過的好故事）的話，你不會感到近年新聞業所面臨的經營挑戰，打敗了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
8個來自各地的記者，各自用7分鐘介紹自己的調查報導。有的人從一支線上老闆霸凌下屬的影片，揪出一個色情片網站大亨的罪行；有人從城市裡計程車司機的數目，一步步查出跨歐洲的人口販賣事業，以跨國合作的方式，把藏在身邊、與每個人都相關的隱形罪行，大規模曝光；來自德國 NDR 的記者 Volkmar Kabisch，則分享了他剛出刊的，一則德國女生投奔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故事 — — 7分鐘講完的報導背後，其實，是他從2015年就開始追的線索，一個女生的人生轉折，背後是一個家庭裡，一個父親、三任母親，以及四個孩子的故事。
「我接下來要去休假了，四年多來我終於可以放心關機了。」Kabisch 在活動結束後告訴我，採訪過程中，最難的其實是在德國國內的採訪。故事主角的爸爸結過三次婚，每一任的故事，還有主角的兄弟姐妹的故事，他都說得出來。Kabisch 每個星期都跟當事者的家庭聯絡，這是他為什麼說終於可以關機的原因。他說，最開心的是，這個家庭周遭的德國人們，在報導出刊之後，寫信回饋，他們不再只是一味的嫌棄跟怪罪，因為他們知道了這個家庭所經歷過的一切。
人們期待的故事往往就在身邊，而足以改變社會的真相，有時候也就放在眼前，你忽略的那一角。
參加全球深度報導大會，見證這群記者，怎麼從臉書上的影片，從國會二十年來的發言逐字稿，從你從來不曾多想的計程車司機數目，發現讀者最期待的重要故事。
## Small Can Play Big
大家都是行內的人，這會議的特別之處是它能夠供你取暖，卻也幫助你繼續自我懷疑，挑戰你各個報導的工作方法。如果你夠幸運、夠討喜，這裏的參加者，一些在海洋兩端生活的記者，彼此能一起討論更好的做法，找到答案。感謝，我夠幸運。
我來自台灣的非營利媒體《報導者》，我們的團隊31人，在過去4年，僅靠讀者捐款努力存活。以過去3個月為例，我們報導了台灣鐵路公司的大體檢，北馬其頓的網絡水軍，以及線上的跨國賭博產業。我常常在想，什麼是小媒體？什麼是大的影響力？
如同《當今大馬》（Malaysiakini）的 Andrew Ong 告訴我的，過去，他總認為媒體影響力，皆以跨國的大型媒體為標竿，他總是仰望那些巨型媒體機構的報導，但在這次會議之後，他改變了想法。
大會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場活動，就以「小的編輯室怎麼發揮巨大影響力？」為題。滿場。
分享者有人用對話記錄，把總理逼下台；有人用跨國合作，逼歐盟記錄死在路上的「移（難）民」數字並公開；還有人一路追了兩個檢察官的死去，逼的政府公布真正的死因……講者來自的機構，大小從6個人到40個人都有，最多記者的一家，是15個記者的編制。主持人最後下結論，新聞的新型態，是由小團隊定義的 — — Small is beautiful, can play big, if you team up（如果能夠互相協作得當，小團隊可以很好，也可以做出「大報導」），這是其中一張幻燈片說的。
## 說故事的藝術
250場活動裡面，和數據新聞、對抗假新聞、社交媒體技巧等技術相關的內容，幾乎佔了一半；其他主題包括非牟利、會員制等新模式的討論；跨組織、跨部門、跨身份如何合作，和各種議題的 Panels。
有各種從沒聽過的題目，例如藉助演算法進行調查報導，有各種製作數據新聞所使用的新工具，或發掘和清洗數據的新方法。
The Changing art of story telling（敘事方式的變遷），是我最喜歡的 Panel。其中一個作品是來自挪威媒體 VG，它們把一個 Tinder 上的詐財情聖，如何騙走歐洲各國女生的錢財為主題，創造一個手機對話作品搭配影音，讓讀者在手機上一起戀愛、一起被騙、一起看見真相；有個作品要調查德國執法單位政府是不是如極右派說的縱容難民，在做了2個月的數據爬梳之後，只做出一個幾秒鐘的動畫，終止畫面上只剩兩個數字：222 宗對難民收容所的攻擊案件，只有4 宗案件被落案起訴。
喜歡這個 Panel，不只是因為作品貼近人心，而是因為三個團隊，都極其坦誠。他們都知道永遠不足，卻也知道不能追求一百分。Start with little（从小做起），期待失敗的發生，讓工程師、設計師、記者、攝影記者，都有一樣的新聞感。
好像懂了，it’s art，那就是極其誠實的，作品說明了團隊每一個人的心跟面貌。於是新聞這件事，媒體這件事，可能化成酒吧裡的一場包括讀者參加的編輯會議（英國媒體 Bristol Cable 就這麼做過），或是變成 WhatsApp 上記者與兩萬人對話，一起完成的一場滾動性調查報導，甚至，是將地震震波變成的一首曲子，或在韓國，Newstapa 將報導轉化成電影院裡打破票房紀錄的紀錄片《共犯者們》。
這是無所不在的媒體，這是持續在不同角落，挖出故事的記者們，而大會裡滿滿的是他們寄託在傳統新聞追求之上，創造出來不同說故事的藝術。
## 在後真相時代創造對話
他們還是「媒體」嗎？他們還是「記者」嗎？如果沒有認真的從大會第一場 Keynote 就參加的話，可能會滿頭問號。
媒體必須做媒體自己的倡議者。要不停的倡議新聞價值、媒體的重要，怎麼做？與閱聽人建立更個人化的連結，與閱聽人建立更多的連結，努力不與民眾的生活斷裂。這就是大會 Keynote 為現況提出的觀察，準確的描繪了來自130多個國家的記者們，努力在低谷前進的步伐，尤其在極化的、民粹興起的、事實可被「創造」的、部落化的時代裡，媒體產業在維生低谷裡堅定的往前，挑戰的一個看似艱難，但卻從未變過的目標。
Der Spiegel（《明鏡》雜誌）的總編輯（National Desk Editor）Cordula Meyer 如此描繪那目標：
後真相時代，媒體需要突破的是，不要放棄例如德國國內那五分之一（極端化）的人，媒體要創造對話，要主動去接觸人群，在許多人不相信媒體的時代，只能去面對質疑，站在前線證明自己，並處身於社會衝突之中。
我的理解是，目標沒變過，只是姿態變了。好消息是，工具也變了，只要我們願意挺身向前，我們能去到的地方，或許更多了？
如果你只是參加大會的第一場，你可能覺得這些對話聽起來很美，但離所謂「現實」有點距離。
如果你一直參加到了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場，你會發現，這1700人、250場的活動，用多少血、淚、汗，去把那些字句活成這個社會的一部分。那一個個不知道用多少力氣跟細胞做出來的故事，把台上的那些對未來的期待，對希望的描繪，撐得有血有淚有光。
## Start with little
每一場國際會議總有結束的時刻，每一次參加國際會議，都會害怕，回來之後，一切能量會散去，靈感消失。我會努力跟國際串聯，更多合作，我也想留住一個小故事，讓自己記得媒體如何能無所不在。
故事來自一個拉丁美洲的 LGBTIQ 社群媒體《Presentes》，在那個每一週9宗對 LGBTIQ 仇恨攻擊的土地上，他們做了很多，要降低仇恨、倡議人權。最喜歡他們的一個計劃，是他們固定舉行的，帶著讀者、志工、社會大眾，一起編寫關於 LGBT 的維基百科條目。因為，那是現代人們建立對 LGBT 認知的第一站，而那也是每一個人都能持續做到，一起前進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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