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採訪後記】不要神話，也不要污名：如何填補精神疾病的再現空缺？
（文／張子午）
從小燈泡案、林奕含專訪，到龍發堂解散，《報導者》從2016年至今長期關注精神疾病議題的各個面向，真實記錄其與整體社會複雜多變的關係，相關報導由衛城出版社集結出版《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什麼是精神疾病經驗的「日常」？3年來，這個疑問引領記者張子午，試圖從歷史端、醫療端、社工端、司法端與患者端，提供讀者平視理解的可能。
今日的他者，可能是自己
2016年中炎熱的夏天午後，熾烈陽光底下睜不開眼的白花花街道，走過王景玉幾個月前犯下震驚社會案件的小學圍牆 — — 對面即是他與父母居住多年由眷村改建的老公寓，我踏進小燈泡媽媽的家，或許可說是這系列報導的起點。
出於單純的好奇，想理解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位母親在遭逢如此悲劇後，仍能保持清明的思緒，儘管受到許多鄉民的嘲諷漫罵也不改其志，另外也是工作上本能的競爭意識，讓我在輾轉獲得聯絡方式後，持續月餘來回溝通等待，把握這個少有的獨家專訪機會。
（專訪內容請見〈星星上的小燈泡，照向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全文）
那天下午的訪談裡，她從來不曾提及兇手的精神疾病 — — 而這恰恰是當時大眾急於賦予這難以想像慘事的解釋，甚至直到目前仍是已持續3年仍未完結的法院審理過程中的焦點。
小燈泡媽媽對於手刃愛女，令全國人民憤怒、驚恐不已的兇手，竟希望當作一個「人」來看待，乃至意欲理解其成長背景，某種程度上喚起我注視「他者」的契機。
這位母親的反應，並不是傳統中的堅強、勇敢、寬恕等等形容可以解釋的，而飽含著一種更深邃的「開放性」。那是踏入異世界的人類學家，普遍需具備對於文化相對性的基本意識，但在由既定法律、道德、教育、經濟等架構出來的社會中，難以成為主流價值觀，或許在多年以前的跨國旅行中， 這種不帶既定價值判斷觀看世界的方式，已潛藏在我的內心深處。
這種開放性不僅涵納了相異於自身的經驗，更迫使我們思考一個簡單卻艱難的問題：今日的他者，可能就是我，只是一些交錯的時空，走向相異的道路。
隨意列舉幾個近年隨機殺人兇手的人格特質：社交障礙，求學過程不甚順遂，時常懷疑別人對自己不利，沉浸在遙遠時空的幻想裡⋯⋯，赫然發現也是如今已近中年的我，存在身上難以改變、偶爾困擾、試圖遺忘的習慣模式。就如同各類精神疾病的診斷，從過去被污名掩蓋到如今越來越常成為當代人指認、挪用來形容自身狀態的語彙。
我知道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
再也沒有年輕時候的條件與餘裕放逐自己到遙遠異域，我轉而面向島嶼內在被標定為異常的陌生心靈。
從匱乏的日常中尋找主體的聲音
隨之而來有一種強烈的疑惑在心中浮現，當主流社會將關注焦點放在精神失序者犯下的重大案件，為其精神狀況與罪責辦證爭論時，更多沒有這麼極端卻被烙印上精神疾病標籤者，是什麼樣貌、怎麼過著他們的人生？
稍加研究一下，就發現關於這方面的經驗，在一般的書籍影視及大眾媒體中的再現與想像，單一得令人訝異。因為找不到更貼切的說法，在此引用過去受訪者中國導演馬莉的一段話：
「對於精神疾病的看法，長久以來不是過度『神話』否則就是『污名化』，這是非常沉重的兩扇門，使得人們要不是對前者感興趣，要不就是抱著後者的印象，讓病人也無法跟外面交流。迅速地被這兩極分開之後，也沒有真正試圖去看他們到底是誰，常會被他們的幻聽、幻視之下，使人覺得更好玩的一些東西所吸引，沒有想過這帶給病人的痛苦。」
2017年底，我透過網路視訊訪問住在北京的她，談長達5個小時關於中國東北某精神病院的紀錄片《囚》，該片在當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偶爾在媒體中看到相關的討論篇幅，總是猶如精神醫療的傳聲筒，彷彿站在制高處的權威觀點，教人辨識症狀、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等各種衛教資訊，加上訴諸道德的去污名化呼籲，這個病症以及患有此疾之人快速被篩檢分類，擺放在日常經驗之外。
在大眾媒體再現的瘋狂表象與醫療敘事中的復原許諾之間，有什麼重要的事物被遺落了 — — 什麼是精神疾病經驗的「日常」？或許因為太個人私密、主觀成分居多代表性不足，又或是患者的話語不能盡信⋯⋯疾病的標籤下，人的面貌似乎顯得不太重要。
空缺與匱乏像是某種線索，接續指引我踏上這個陌生的路徑。
因為⼀篇偶然在網路上看到的文章，經過一個多月的聯繫與等待，2016年10月月初我跟林奕含在⼀間咖啡館碰面，眼前這位女孩，侃侃⽽談十年的病史、所背負的標籤以及羞恥、自殺衝動與無來由的生之慾，以及對於醫護⼈員的孺慕之情 — — 她是最「理想」的病人，總是乖乖遵照醫囑，每週的診間時光幾乎像是難以忍受痛苦中的救贖。
在各種專業的論述之外，我首次完整看到、聽⾒，作為一位（當時）平凡的精神病患，在這個社會中，是何種感覺、經歷了什麼，以及對自我經驗的高度反思，而⾮只能是被動接受幫助的「病人」。那時候我不會知道，半年之後，她幾乎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傳奇，並付上生命的代價。
遇上歷史的歧途
在許多渴望訴說，無人聆聽的經驗，彷彿觸發了我長久以來總是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的壓抑感，如今回想，並不是我選擇了某個議題，而是那個田野選擇了我，並開啟了一個新世界。
在那個看似邊緣的世界中，匯聚了之前想像不到如此多的力量於其中：專業醫療、福利政策、家庭關係、人權意識、文化慣習，構成強大的張力，彼此對抗拉鋸中，歷史的聲音在這些敘事中卻總是缺席，關於身體、疾病與醫療的歷史，如何走到如今這般田地的歷史，現象彷彿就是真理。然而，如果這一切並不是如此理所當然呢？
在現場的採訪之外，意識到有必要補足背後龐雜的知識脈絡，像是半路出家的自學者，我經常埋首於國家圖書館調閱相關論文研究，並拜這幾年關於精神醫療與人類學的中譯書籍陸續出版之賜，漸漸在渾沌的現實中，土法煉鋼地兀自架起一座橋梁，從旁連接起這些遺落的歷史經驗。第三章就是試圖從曾經真實存在的本土模式，回應長久以來被「現代」想像隱蔽的在地獨特軌跡。
從「自修」的過程中，慢慢得出一個暫時性的結論，台灣作為精神醫療的「後進國」，從一片荒蕪到快速發展建置為亞太區排名第三（註：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6年所公布的亞太區《精神健康融入指數》排行），我們追趕的一直是醫療上的「不足」，西方國家「過盛」後的反思因而從未能在這片土壤生長。
從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掀起對於精神病院的批判大旗，到英國精神病學家連恩（R.D. Liang）解構精神分裂是一種存在經驗，乃至義大利左派精神科醫師巴薩格利亞（Franco Basaglia）將「解放」的精神推至政治上的極限，透過立法關閉全國的精神病院⋯⋯歐美上世紀60年代隨著反文化浪潮的「反精神醫學運動」正風起雲湧時，台灣仍在白色恐怖的噤聲狀態，在凡常人的生活都遭到監控壓抑的狀態下，人們沒有餘裕思考瘋狂。
時間上的落差，使我們對於精神疾病乃至於心理健康的「現代性」直線想像，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當被大眾遺忘已久的龍發堂因為傳染病疫情在2018年初引發爭議時，在主流社會與專業體制的訕笑與厭棄中，我在它即將潰散之際，彷彿看半世紀以來從本土自發展現對精神醫療的回應與對抗，從看似理所當然的線性發展裡打開一道裂隙。
然而在時隔一年半的後續採訪過程中，才發現初次的受訪者證言，有可能是被掩蓋、操弄後的敘事，劇烈地顛覆當時對於田野的詮釋方向，並強烈衝擊自己的價值信念，迫使我反省到，憑藉著粗淺的採訪經驗以及接觸一些西方精神醫療史皮毛，就急於逾越專業體制的界線，到頭來反成為某種一廂情願。以為將其視為與我等同的「人」，即能避免消費他者的苦難，到底為這一群最脆弱、無可依憑的群體帶來什麼？
從歷史的歧途中回返，更多的疑問懸置在猶未完結的路程。
這些無意間開啟的相關題材與後續報導，與其說是為了要挖掘出具體的問題與提出倡議，毋寧是一次次觀看、聆聽與理解外在世界的軌跡，剛好透過精神疾病這條渠道，讓自我與他者、個人與社會、現場與歷史彼此交會。
能勉強的行於其上，不至於半途覆滅，並不可能憑己之力，近四年來由《報導者》全體同仁撐出的一方自主工作空間，以及家人在生活空間中的極大包容，才使得這些走在日常生活經驗邊界之外的嘗試，成為可能。是為記。
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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