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轉型的挑戰 — 第四次工業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我們準備好了嗎?
第四次工業革命(英文版是2016.12，中文版是2017.7月出版)作者是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他是鼎鼎有名的WEF(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長。
該書中所指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作者Schwab並未明確簡短指出是什麼，而僅以新技術融合所帶動的技術與數位化轉型將會改變一切來開場，並說明第四次工業革命只是剛剛開始，他或許已深深感覺一股變革力量正排山倒海而來，雖然他可能尚無法論斷其真實的全貌為何，但他宣稱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然到來。
We are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that is fundamentally changing the way we live, work and relate to one another.
技術大趨勢
該書所指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指諸多新技術融合所帶動的數位革命，會比前幾次技術革命造成更激烈的劇變，其主要有如下幾個因素：速度（所有一切發生的速度都比以往更快）；廣度和深度（許多劇變同時發生）；以及整個系統的全面變革。本書指出許多新技術大趨勢分為三大類:
1. 實體類(Physical)
實體技術類最容易看得見，包括Autonomous Vehicles(卡車、汽車、無人機、飛行器和船隻)、3D Printing(積層製造從風電機到醫學植入材料), Advanced Robots(更具適應性及靈活性的先進感測器，可以更好方式了解及回應)、New Materials(具更輕、更硬、可回收、可適應性等之智慧材料)。
2. 數位類(Digital)
本部分些技術可以橋接實體與數位環境，包括IoT(連結實體應用與數位應用，即物(產品、服務與地點等)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各式各樣的感測器)、Blockchain(透過去中心化所建立的互動與協作技術)、Platform(供給與需求的媒合)。
3. 生物類(Biological)
本部分包括人類基因組(Genome)定序成本大幅下降、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可透過編寫DNA而客製化生物有機體及開發Precision Medicines等。
這些技術相互融合，在2015年9月WEF發布一份報告，指出有21個技術引爆點(即某些特定技術變革衝擊主流社會的時間點)，將塑造未來高度互聯的數位化革命，這些引爆點預計在未來10年內出現:
Source: Deep Shift — Technology Tipping Points and Societal Impact,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the Future of Software and Society, World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2015
在2025年前，將會有10%的人穿載聯網的服飾；90的人享受免費無線的網路儲存空間；1兆個感應器聯網；美國出現手的機器人藥劑師；10%的閱讀眼鏡聯網；80%的人勇又數位身分等。另外「訂製人類」及「神經技術」兩個引爆點，上表雖未列出，但本書亦看好其未來發展，也有相關的闡述。
顛覆性影響
第四次工業革命透過上述實體、數位及生物技術融合的快速發展，將對經濟、企業、國家、社會及個人，帶來深遠的系統性的變革(Profound and Systemic Change):
1. 對經濟的影響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經濟影響之關鍵構面包括:
-成長(growth): 技術與創新正處於引爆點，即將釋放激增的生產力。
-就業(employment): 新技術將巨大的改變所有產業工作的性質。
-新技術能力(new skills): 受自動化影響的低風險工作，大都屬不確定情形下需要決策之性質工作。
-新型彈性工作性質(nature of work): 工作人力(workforce)將會更重視多元化能力之發展。
(1) 新技術會造成經濟成長還是衰退?
新技術會對勞動生產率(衡量投入與產出效率)造成增加還是減少? 由於新技術所產出的產品與服務和以前不同，且價格亦可能降低，因此傳統的統計方式，很可能無法反映新技術真實的價值增長。
(2) 成長同時，應可管控負面影響
由於新技術產生的結構因素（過度負債和老齡化社會）和系統因素（平台和共享經濟的產生，邊際成本下降與其它因素的相關性越來越高等等）將共同發揮作用，讓第四次工業革命有望在提高經濟增長的同時，亦可紓解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部分重大挑戰。但是，也需要管控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不平等、就業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3) 新技術會如何改變工作性質及取代人工?
新技術會大大改變所有行業和職業的工作性質。最不確定的事情是，自動化會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人工？需要多長時間？會發展到什麼程度？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技術對就業產生的兩個相互對立的影響：一方面，技術對就業是有破壞效應的，因為技術帶來的顛覆和自動化，會讓資本取代人工，從而導致工人失業，或者把他們的技能用到其它地方；另一方面，這樣的破壞效應也伴隨著資本化效應：對新商品和新服務需求的增加，會催生全新職業、業務，甚至是全新行業。到目前為止看到的證據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相對于以前的工業革命，創造的就業機會似乎變少了。資訊和其它顛覆性技術的創新是通過取代現有人工來提高生產效率，而不是創造新產品從而需要更多人力參與制造。
(4) 最容易及最不容易自動化的職業
Table 2: Examples of professions most and least prone to automation
經濟學家Carl Benedikt Frey和機器學習專家Michael Osborne是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兩位研究人員，他們量化了技術創新對失業的潛在影響，並根據自動化發生的概率，對 702個職業進行了排名，涵蓋了自動化風險最低（0分表示完全沒有風險）和自動化風險最高的職業（1分表示該工作存在被某種電腦替代的一定風險）。表2中介紹了自動化風險最高和最低的部分職業。這項研究得出結論說，在未來十到二十年，美國47%的就業人口可能會面臨失業風險。相對於此前工業革命對就業市場的改變，本次工業革命對就業市場的破壞範圍更廣，速度更快。此外，就業市場兩極分化的趨勢更為嚴重：認知性和創造性強的高收入工作機會和體力性的低收入工作機會都會增加，但是常規性和重複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機會將會大幅減少。有趣的是，勞動力被取代不僅是因為演算法、機器人和其它非人資產能力的增強。Michael Osborne還注意到，自動化發展的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企業近年來在努力更準確地定義並簡化它們的工作，以便它們在外包這些工作的時候對其進行“數位化”處理。
(5) 未來工作性質:
WEF 2016年“未來工作(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研究針對從現在起到 2020年科技對就業、工作和技能的影響，調查了這些企業首席人力資源長的意見。受訪者認為，到 2020年，對認知能力、系統技能、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以及社交需求會遠遠高於對體力和知識性技能的需求。儘管大多數職業的薪酬以及員工的工作 — 生活之間的平衡關係預計會稍有改善，但是在一半被調查的行業中，職業安全感預計會有所惡化。在這個過程中，男性和女性受到的影響顯然也是不同的，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性別不平等。
Figure 2: Skills Demand in 2020
Source: Future of Jobs Report, World Economic Forum
(6) 性別平等議題:
隨著物理、數位和生物領域的技術變革加速前進，女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角色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是縮短性別差距，還是擴大差距?
(7) 對發展中國家之影響
在過去幾十年，雖然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在擴大，但是國家之間的差距在大幅縮小。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各經濟體之間在收入、技能、基礎設施和金融等領域的差距在不斷縮小。第四次工業革命會不會逆轉這樣的趨勢呢？還是說我們可以利用技術和快速變革，促進經濟發展，甚至是加速實現跨越式發展呢？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期，如果低成本勞動力不再是企業的競爭優勢，全球製造業就很可能回歸發達經濟體。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低收入國家就會面臨困境。在世界經濟中，依靠成本優勢發展製造業是常見的一種發展路徑，可以讓發展中國家積累資金、獲得技術並提高人民的收入水準。一旦這條發展道路走不通，許多國家就需要重新思考其發展模式和工業化戰略。發展中國家能否把握並利用好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對於世界非常重要。
(8) 新型彈性工作革命
未來的工作更像是員工和公司之間的一系列交易，而不是一種持久的關係。在技術創新的驅動下，這種趨勢得以加快發展。例如像分享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與工作的關系，也改變了這種經濟模式下的社會結構，雇主無須為他們支付最低工資、繳納稅收和社會保險。現在面臨的挑戰是，我們必須為社會契約和就業合同設定新的形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勞動力隊伍和工作性質。我們必須限制人力雲的負面影響，避免可能出現的剝削現象，但同時我們也不應壓制就業市場的發展，不應阻止人們選擇自己的工作方式。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會對未來的工作產生負面影響，社會分裂程度加深，人們的隔離感和排斥感將會增強。
2. 對企業的影響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各行各業的企業主要有四大影響：
(1) 顧客期望: 客戶期望正在改變
數位時代的核心便是獲取和利用資料，以此完善產品和體驗；此外，在企業不斷調整和完善的同時，還要確保這個過程以人的互動為核心。
(2) 資料驅動的產品與服務:
利用資料正在完善產品，並由此提高資產的利用效率。
(3) 新型合作:
隨著公司認識到新型合作的重要性，新型合作夥伴關係不斷湧現
WEF 2015年的協作式創新報告(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ransforming Business, Driving Growth report)中指出，如果企業通過協作式創新的方式分享資源，合作雙方和所在經濟體均可以獲得巨大價值。
(4) 新的運作模式:
運營模式正向新數位模式轉型，永遠處於”Beta”狀態。實體、數位與生物技術的融合，產生跨界整合，例如對運輸業(Uber)、旅遊業(Airbnb)、汽車業(Google)、零售業(Amazon)、金融業、醫療業等皆已產生快速跨業整合現象。
This now-world requires companies to respond in real time wherever they are. Businesses, industries and corporations will face continuous Darwinian pressures and as such, the philosophy of “always in beta (always evolving)” will become more prevalent.
3. 對國家和全球的影響
(1) 公共機構和組織必須重新調整運作方式
第四次工業革命引發的顛覆性變革正使公共機構和組織重新調整運作方式。特別是迫使地區、國家和地方政府部門自我調整，找到與公眾及私營部門合作的新方式。政府能否更好地利用數位技術，提高治理水準至關重要，包括更深入、更創新地使用網路技術能夠改善公共管理結構，提高現代化水準，提升整體效果。加強電子化政府的推廣應用，可以提高透明度、責任制，以及政府和公民的互動程度。同時，政府必須進行自我調整，適應這樣的現實，即權力正從國家向非國家行為體轉移，從現有的體制向鬆散的網路轉移；新技術以及在新技術推動下產生的社會分組和互動允許任何人發揮數年前不可想像的影響力。
(2) 公民被被賦予更多權力
隨著公民被賦予更多權力，社會分裂和兩極分化愈加嚴重，政治體系將隨之改變，使得政府治理難度增加，政府工作效率變低。技術將為公眾表達自己的觀點、協調自身行動，並有可能繞開政府的監管提供一種新方式。”有可能”是因為與此相反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即隨著新的監控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公共權力將無處不在。
(3) 政府的敏捷式治理(Agile Governance)
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和監管者應該如何既不扼殺創新，支援技術發展，又保障消費者和大多數公眾的利益呢？敏捷式治理就是應對之策。目前大多數的技術進步並未在現有的監管框架中得以合理規範，有的甚至顛覆了政府和公眾長期以來建立的社會契約關係。而敏捷式治理的意義在於，監管者必須想辦法持續地適應快速變化的新環境，重塑自我，加深對治理對象的瞭解。為此，政府及監管機構需要與商界和公民社會加強協作，共同推進全球、地區和產業的變革。
監管有兩種思路：一是，所有未被明令禁止的都是允許的；二是，所有未被明確允許的都是禁止的。政府的工作思路應該是這二者兼而有之。第四次工業革命使政府應對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挑戰，即：政府必須在把風險最小化的同時，讓創新蓬勃發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要更有效地吸引公眾參與，廣泛推行可進行學習和調整的政策試驗。這兩方面的任務都能促使政府和公眾重新思考各自的角色和互動方式。目前在就業市場(Job Market)、貨幣和稅收(Money and Taxation)、責任與保護(Liability and Protection)、安全與隱私(Security and Privacy)、可用性和包容性(Availability and Inclusion)、權力不對稱(Power asymmetries)等議題，皆面臨政府是否能有效治理的空前挑戰。
(4) 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新角色
數位技術是無國界的。技術產生的地域性影響，以及地域對技術的影響可以引發很多思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家、地區和城市各自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西歐和美國是否會像前幾次工業革命一樣引領變革？哪些國家會實現跨越式發展？為了改善社會狀態是否會出現更好、更有效的合作方式？又或者，我們是否會目睹不僅國家之間隔閡加深，甚至國家內部出現分崩離析？當今世界，商品和服務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產生，低端技術需求和低工資水準的職業大量被自動化技術替代，那些有足夠支付能力的人們會不會聚集在一些體制強大、生活品質高的國家？
(5) 推動創新的法規(Innovation-Enabling Regulation)
在新數位經濟（5G通訊、商業無人機利用、物聯網、數位醫療、先進製造等）的主要領域成功建立了面向未來的國際準則的國家和地區將獲得巨大的經濟和財務收益。相比之下，一些國家推行自己的準則和規則以使國內的生產者受益，阻礙國際競爭，減少國內企業給外國技術專利使用費，必定會面臨被全球標準孤立，成為新興數位經濟落後者的風險。因此政策選擇將最終決定特定國家或地區能否充分利用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
(6) 地區和城市成為創新中心
城市是經濟增長、繁榮和社會進步的發動機。在敏捷式治理政策框架下，城市吸納和採用技術的速度和廣度決定了城市吸引人才的競爭力。一個城市若擁有超高速寬頻，並在交通系統、能源消費、廢物處理等領域採用數位技術，就會更高效、更宜居，也就比其他城市更有吸引力。2015年10月，WEF全球議程理事會“城市的未來”議題組發表了一份關於報告，重點介紹了世界多個城市在積極採用創新方案解決各類問題的案例，該報告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由全球智慧型（基於網路的）城市、國家和地區所組成成的集體共同推動形成的。這個全球性網路瞭解並善於利用這次革命的機遇，從全面、整體的角度出發，採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動革命發展。
(7) 國際安全議題(International Security)
當今世界的極大危險是世界高度互聯且不平等不斷加劇，可能導致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種族隔離和社會動盪，從而滋生暴力極端行為的土壤。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改變安全威脅的特徵，同時也影響著權力的交替。權力不僅在地域之間出現變更，也在從國家主體向非國家主體轉移。在地緣政治日益複雜的地區，面對具有武裝力量的非國家主體的崛起，為應對重大的國際安全挑戰而建立共同的合作平臺是一個及其關鍵又嚴峻的挑戰。
第四次工業革命使人們更容易獲取和使用新型的致命技術，從而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對
他人造成嚴重傷害，因此，網路空間也已經成為新型戰爭場所。戰爭的門檻降低了，戰爭與和平的界限也模糊了，因為任何網路或互聯設備，從軍事系統到民用設施，如能源、電網、醫療、交通管控和供水系統等，都會成為網路入侵和攻擊的對象。攻擊對手的概念也發生了變化。與過去不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受到了誰的攻擊，更有甚者，你有可能根本察覺不到被襲擊了。在過去，國防、軍隊和國家安全戰略主要集中對付有限數量的傳統敵對國家。但現在，難以分辨的駭客、恐怖分子、激進分子、罪犯以及其他可能的對手將不計其數。
另外包括部署軍隊機器人和自動控制武器裝備在內的自動化戰爭，是“機器人戰爭”的序幕，將改變未來衝突的格局。
面對這些安全挑戰，我們應該如何說服人們要重視新興技術引發的安全威脅？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否促使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開展世界範圍的合作，共同應對這些威脅？例如類似簽屬核武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的推動下，我們能否尋求建立其他類似的平衡，將易受攻擊的狀態轉變為穩定安全？利益相關方必須合作，建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以及以平等關係為基礎的具有自我約束力的准則、道德標準和機制，從而控制具有潛在破壞力的新興技術，最好又不阻礙創新型研究和經濟增長。制定相關的國際條約無疑是必要的。但我擔心，由於技術發展速度快、影響力廣，條約制定者會發現
自己總是落後于技術進步。如果政府和政府所屬機構落後於監管對象，那麼實際上就由私營部門和非國有主體發揮帶頭作用。不難理解，軍事部門和新型戰爭技術所屬的範疇相對孤立。
4. 對社會的影響
大多數社會都面臨著一個重大挑戰，即如何在吸收和適應現代新事物的同時，又不摒棄我們傳統價值體系的優點。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可能的社會影響，主要將探討兩種推動變革的最主要力量：一是不平等現象可能加劇的前景給中產階級帶來的巨大壓力；二是數位媒體對社群的形式和相互關系產生的巨大影響。
(1) 不平等問題與中產階層
全球互聯的數位化平台和市場正在給為數不多的“明星”個人或企業提供巨額收益。在
這樣的趨勢下，只有提出新想法、創建新商業模式、推出新產品和服務的人才能在創新驅動的生態系統中取勝，而低技術含量勞動力和普通資本將被淘汰。正是因為這些動態因素的出現，人們才會認為，新技術是造成高收入國家大部分人的收入停滯甚至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導致世界存在著嚴重不平等現象。
不平等現象越嚴重，社會分化現象就會加劇。在WEF 2016年全球風險報告中，共提到 29項全球性風險和 13個全球性趨勢，其中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失業或不充分就業，以及嚴重的社會不穩定之間存在最密切的關聯。在“贏者通吃”的市場經濟中，中產階級感到越來越力不從心。這種經濟體制下所積累的民主不滿情緒和放任態度將使社會挑戰更嚴峻。
(2) 社群影響
數位化最大的影響之一就是出現了“以我為中心”的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個人主義、新型的從屬關係及社群。不同以往的是，現在從屬於某個社群的概念更多地由個人行為、價值取向和興趣決定，而不是由地理位置（當地社區）、職業和家庭決定。新型數位媒體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組成部分，對我們個人和集體構建社會及社群產生著越來越大的推動力。數位媒體以全新的方式將人們以“一對一”及“一對多”的形式聯繫起來，讓用戶得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維繫友誼，創建興趣小組，讓志同道合的人們突破社會和現實障礙建立聯繫。數位媒體的實用性、低成本和地理中立的特點也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宗教和意識領域之間更密切的互動。但不幸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向公民賦權的同時，也可能損害公民的利益。WEF 2016年全球風險報告闡述了“公民被賦權和剝權”現象，即隨著政府、企業和利益群體採用新興技術，公民和社群被賦權的同時也在被剝奪權利。另外，使用社交媒體的典型特徵是分享，但資訊來源容易變成狹窄且單一的這一特性也蘊藏著危害，即能夠扭曲決策，並給文明社會帶來風險。
5. 個人的影響
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僅正在改變我們的行為，也在改變我們自身。它對每個個體都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包括我們的身份認同及其相關方面，如隱私保護意識、所有權觀念、消費方式、工作休閒時間的分配以及如何發展職業生涯、磨練技能。它將影響我們待人接物和維繫人脈的方式、我們賴以生存的階層、我們的健康狀況，並且可能還會以超出我們預想的速度增進人體各方面的機能，從而引發我們對自身存在的反思。人類世界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飛速發展之時，這些變化使我們既興奮又恐懼。生活中不可阻擋的技術融合會如何影響我們對身份認同的理解，又是否會削弱人性中的發光點，如自省、同理心及同情心。
(1) 身分認同、道德與倫理議題
從生物技術到人工智慧，第四次工業革命引發的爆炸式創新重新定義了人類的意義所在。它們以曾經只在科幻小說中存在的方式不斷擴展人類壽命、健康、認知和能力的界限。隨著這些領域不斷獲得新知識和新發現，人們所關注並致力於持續進行的有關倫理道德問題的討論，變得至關重要。技術進步將我們推到了新的倫理邊界。例如我們是應將生物學領域的巨大進展僅僅用於治病療傷，還是同時也用於提高人類自身能力？如果我們選擇後者，就有可能讓家庭親子關係發展成消費社會商品關係的風險，這樣我們的孩子是否會被商品化，成為根據我們的需求定制的物品？而“提高人類能力”的定義又是什麼？是讓我們無病無患？延年益壽？還是變得更聰明？跑得更快？還是可以選擇特定的外貌？
(2) 人際關係
隨著世界朝著數位化及高科技方向發展，人類越需要由親密關係及社交聯繫所維繫的人與人間進行接觸。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不斷加深我們個人及群體與科技的聯繫，它對我們的社會技能及同理心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愈發到人們的關注。
面對面的交流逐漸被網路互動所取代，大家擔心沉迷於社交網路的新一代年輕人會在傾聽他人、眼神交流及理解肢體語言方面存在障礙。技術與文化作家尼古拉斯·卡爾認為，我們在電子世界中沉浸得越久，我們的認知能力就越弱，因為我們已經無法控制我們的注意力了。“互聯網本身是一個干擾系統，一個分散注意力的機器。持續的干擾能分散我們的思
維，減弱我們的記憶力，讓我們變得緊張和焦慮。我們所陷入的思緒越複雜，干擾所造成的傷害就越大。
(3) 公共訊息與個人訊息處理
隱私問題的複雜性從可穿戴健康設備目前的遇到的問題便可窺見一斑。有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正考慮給他們的投保人提供以下選擇：如果你同意穿戴一個設備來監控自身健康，比如你的睡眠量和運動量，每天的走路步數，每日攝入的卡路裡等等，並同意將這些資訊發送給健康保險公司，就會獲得保費上的優惠。我們是否會為這些發明能讓我們過上更健康的生活而感到欣慰？亦或為這種日益受到監控的生活方式感到擔憂（無論這種監控來自政府和企業）？目前來說，這種事的決定權還在個人手裡 — — 你可以選擇穿戴健康設備，也可以對其說不。
如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所指出的:“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在日常使用的設備上犧牲隱私以換取便利”。我們都能看出互聯網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工具，但同時也是大規模、廣範圍、無差別、高強度監視的幫兇，一場關於在透明度越來越高的世界裡隱私意義何在的全球辯論就此展開第四次工業革命使科技在我們的生活中無孔不入且佔據支配地位，然而我們才剛開始意識到科技的突變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內在自我。
帶來的省思
1. 各主要利害關係人，包括政府對全面性變革，認識不足
各主要利害關係人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對經濟、企業、國家、社會及個人，帶來深遠的系統性的變革之影響，認識不足，尤其政府對面系統性變革所必須建立的制度性框架，甚為缺乏，有必要對全面性的系統性變革之可能影響，加速深入探究及理解。
The velocity of disrup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innovation are hard to comprehend or anticipate. (加速的創新及破壞的速度，很難完全理解及預期)
2. 就業與不平等現象，將成為邁向數位時代的激烈挑戰
新技術創新之利益流向少數人手中(創新者、投資人、股東)，機器逐步取代人力，勞動市場之技能需求丕變， 低成本勞動力不再是企業的競爭優勢，因此可能造成大量失業及新型態勞動就業市場機制，如無法及時轉型因應，普羅大眾抱怨新型態社會不平等現象孳生後，將引發社會可能動亂與不安定現象。
3. 政府敏捷式治理之轉型，攸關數位國家發展良瓢
監管與治理是不同的兩碼事。監管是立法來控制行為，治理是各利害關係人基於共同利益而協商管理(透明化、參與、問責)及通力合作。政府官員常說依法辦事，監管的意味多，治理的精神少。雖也提倡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但都以基礎建設及有形的事物為止，對於無形的類似政策或自律規範的治理機制，比較不積極，或認為這不是政府的事情。立法耗時甚久，資安法、電信管理法、數位通信傳播法等從研議迄今已經多久了還沒通過? 為了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之數位轉型，政府面對系統性變革所必須建立的制度性框架，是監管比重大，還是治理的比重大? 我們準備好面對數位轉型了嗎?
4. 跨地區、國際化合作解決數位化問題是台灣弱項，亟待突破
數位化議題經常需要跨國家、跨地區及國際合作，才能有效解決。諸多第四工業革命引發的經濟社會及安全議題，諸如網路犯罪互助條約、跨境資料傳輸、跨境網路空間合作、數位貨幣流通、跨境商務/稅收、跨境智財權等都需要跨國合力探討解決。由於我國非NU會員及大陸因素，導致諸多國際性的合作，尤其是政府間的合作議題無法參與，這個部分在全球共同面對數位轉型浪潮下也應思突破之道。
5. 數位公民、數位企業的崛起，撐起數位轉型發展的基石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技術融合發展，在深層最重要的影響是賦權(Empowerment)的解放，即數位公民、數位企業大量崛起。政府如何與數位公民互動；數位企業如何與雇員、股東和客戶互動、數位超級大國如何與數位小國互動。因此，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顛覆現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模式，被賦權者必須認識到，他們屬於一個分散的權力系統，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加強協作，方能取得成功。數位公民、數位企業，甚至是數位政府的良瓢展與否，都攸關第四次工業革命數位轉型的發展至鉅。
備註:
- 第四次工業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7/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