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 人心的本質(三)
The Mind Club- Who Thinks, What Feels, and Why it Matters
四、去人性化
當一些人屬於我們的朋友和家人的內部圈子時，我們認為他們具有心智，而且會感知他們的心智。但當其他人處於圈外時，尤其當他們是我們的敵人時，我們很容易忽視他們的心智，不把他們當人看，而且看成不會說話的野獸、冰冷的機器或沒有感覺的物體。可見，我們很樂意把自己不喜歡的人驅逐出心智俱樂部。
擬人化是把人類的性質賦予動物和物品，而本部分要探討的是去人性化，即否認其他人的人性。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去人性化會導致系統性的歧視和種族滅絕。實現去人性化的最可靠方法是厭惡，也就是把某人看成你的敵人。
人們會基於很小的差異把我們和他們劃分開，那麼這個差異有多小呢？ “迷你群體範式”，在這個範式中，人們被區分開，區分的依據是很隨意的，比如襯衫顏色或現代藝術偏好。人們對自己組的人很友善，對另一組的人冷酷無情。“沒錯，他看起來挺友好，但我不希望我交的稅被花在高估者身上。”這種偏愛看起來很荒謬，但在無神論者看來，這可能並不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爭論更荒謬，或者在非學者看來，這也並不比學者之間的爭論更荒謬。
社會心理學家穆紮費爾·謝裡夫（Muzafer Sherif）運用類似的方法在男孩夏令營中做了經典的“羅伯斯山洞”實驗。一小片森林把營地的小屋分為兩部分，男孩們被隨機分到其中一邊，或者是“老鷹隊”，或者是“響尾蛇隊”。男孩們很快和自己隊的孩子緊密團結起來，輕視另一隊的成員，儘管從根本上說所有孩子都一樣。
表面上的差異會造成深遠影響，導致團隊成員否認對手的心智和道德權利。
無論是在現實生活還是在實驗中，群體之間的衝突源自不同的身份。你和你的朋友是黑人、法國人、無神論者、圓點高估者，而“他們”都是白人、俄羅斯人、信徒、圓點低估者。身份區分的作用暗示著消除這種區分有可能消除人們之間的衝突。如果人們真的是色盲、宗教盲、圓點估值盲，那麼還會有“我們”和“他們”的區分嗎？我們的研究顯示還會有。即使沒有身份認同，也很容易形成不同的群體。
群體的形成只需要三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是對人的態度是友善的還是殘忍的，這決定了兩人是否可以友好地相處或互相憎惡。
第二個要素是相互性，也就是回報他人的專門術語。相互性就是當你對別人友好時，別人也善待你；當你對別人不友好時，別人也會憎惡你。
第三個要素可以使個人的朋友和敵人上升為“我們”和“他們”的群體關係。這個要素就是傳遞性。傳遞性意味著分享你朋友對別人的看法，也就是喜歡你朋友的朋友，厭惡你朋友的敵人。
群體內部合作，對外冷酷無情。當然，我們用電腦類比出來的主體遠沒有真人複雜，但這就是問題的重點。如果簡單的電腦主體都不可避免地聚集成群體，那麼有著根深蒂固的身份特點、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毫無疑問也會形成群體。似乎“我們”和“他們”的劃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群體的氛圍比其他群體更鼓勵冷酷無情。對資源的爭奪是把“他們”變成“敵人”、把不喜歡變成殘忍對待的催化劑。
去人性化的三種類型
當我們不喜歡某人、害怕某人或與之競爭，甚至貪戀某人時，都有可能對他們去人性化，剝奪他們的心智，把他們踢出心智俱樂部。就像我們在能動性和感受性兩個維度上感知到心智一樣，我們也從這兩個維度上否認心智的存在。被剝奪了能動性之後，人會從顯示的心智地圖的右上角（高能動性，高感受性）移動到左上角（低能動性，高感受性）。由於動物處於這個位置，所以這種去人性化被稱為“動物化”。
當被剝奪了感受性時，人會從心智地圖的右上角移動到右下角（高能動性，低感受性）。最右側是神明的位置，把“他們”放在這個位置太抬舉他們了。因而，我們必須或多或少地把“他們”向左，也就是向機器人的方向移動。當我們否認別人的感受性時，就把他們看成機器，這種去人性化被稱為“機械化”。
澳大利亞的心理學家尼古拉斯·哈斯拉姆（Nicholas Haslam）和他的同事斯蒂芬·洛克南（Stephen Loughnan）、布羅克·巴斯琴（Brock Bastian）提出了這兩種去人性化的形式。它們應該會讓你想起心智知覺斷層線和道德定型。動物化和機械化進一步說明了人們經常被看成是易受傷害的感受者（當他們被動物化時）或有思想的行動者（當他們被機械化時）的概念。去人性化通常要麼把“他們”變成沒有感覺的行動者，要麼變成沒有思想的感受者。
在美國也有相同的觀點，1844年國務卿約翰·卡爾霍恩（John Calhoun）說：“非洲人沒有能力照顧自己，自由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負擔，會讓他們做出蠢事。給予他們守護和保護，以免心智死亡，是對他們的仁慈。”這種家長式的作風使得把主權國家劃分為殖民地、掠奪自然資源和用武力鎮壓反抗變成了合理的做法。更有害的是，動物化會使奴隸制變得合理，就像牧場主飼養了一批有用的家畜一樣，白人地主也養了一批有用的人，而且對待這些人的態度並不怎麼比對待家畜的態度好，有時反而更糟。
在美國，動物化最有力地體現在對黑人的刻板印象上。研究顯示相比白人，人們更有可能把猿猴的形象與黑人聯繫起來（見圖5–1）。像攻擊性、強健、力氣大等特質，在體育運動中是備受歡迎的，球迷會讚歎橄欖球的中後衛球員的兇猛、籃球隊員強烈的獲勝欲，但這些特質會給種族平等帶來隱患，有誰想雇用一個“獸性”的首席執行官？當然，這些成見忽視了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典範，比如奧巴馬總統、反對種族隔離的革命者納爾遜·曼德拉，但成見依然存在。
作為去人性化的一種形式，動物化會使感知者走向家長式的統治和自以為高人一等。就像我們看到的一樣，被看作易受傷害的感受者會激發人們的保護欲，人們至少會給予他們一些道德權利。相反，機械化會引發感知者走向恐懼和仇恨。如果存在體被認為是沒有情感和像機器一樣思考的行動者，那麼人們會傾向於指責他們，而不是保護他們。
機械化經常以反猶太主義為例，在反猶太主義者的描述中，猶太人很強大，但沒有同情心；很富有，但冷酷無情。世紀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一句話很說明問題：“但是猶太人非常冷酷無情，他們什麼也聽不進去……這是一個惡毒的民族，通過高利貸和搶奪壓榨所有人”。
機械化和動物化都是去人性化的方式，但它們都只是部分去人性化。在這兩種情況中，人們依然擁有一半的心智，就像在道德角色定型中的狀態。在道德角色定型中通常存在補償性認知。與這種部分的、補償性的去人性化相比，最極端的去人性化會完全剝奪人的心智，既否認感受性的存在，又否認能動性的存在。這不是動物化或機械化，我們稱之為物化，不是把某人看成動物或機器人，而是看成根本沒有心智的物體。
種族屠殺最能說明這種否認心智存在和去人性化的最極端形式。儘管其他納粹黨人可能把猶太人視為威脅，但執行希特勒“最終方案”的陸軍中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只把他們看成是物流上的難題。他考慮的是如何設計鐵路運輸方案，能夠最有效地把猶太人轉移到集中營，以及如何有效地處決他們並處置屍體。同樣，他看不到設計毒氣室造成的巨大痛苦，而只關注效率最大化，即以最節省時間和成本的方式殺死最多的人。
沒有了戰爭中清晰的結構和目標，很多退伍軍人發現自己回歸平民生活後變得漫無目的。以奧斯卡獲獎電影《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中發人深省的一幕為例，主角是一位曾經每天在伊拉克執行拆除炸彈任務的士兵，回國後，他僵直地站在雜貨店的過道上，思考著應該買哪種麥片。在經歷了戰爭中無數次生與死的考驗之後，平民生活在他看來毫無意義，他渴望重新回到戰場，在那裡他至少有著明確的目標感。
在平民中也存在“我們與他們”的區分，尤其是那些受到衝突傷害的人。在中東，你很難發現沒被反對派行動傷害過的人，每個人至少都曾間接地被他們傷害。一旦某人成為你的敵人，便永遠都是敵人，再也不可能與你和解。然而，即使衝突無法解決，它們至少也可以得到緩和，減少群體之間敵意的一種方法是建立需要雙方合作才能達成的共同目標。
當我們不喜歡某些人時，就會剝奪他們的心智，只把他們看成動物或機器，或僅僅看成應該被摧毀的物品。把人踢出心智俱樂部等於剝奪了他們的道德地位，證明我們對他們的傲慢和殘忍是正當的。不幸的是，人們很容易把別人變成敵人，只要眼睛顏色不同或對數字的估計不同，我們與他們的陣營就劃分出來了。加之資源匱乏促使人們的攻擊性提升，因此很多人生活在宗教暴力、政治暴力和幫派暴力的恐懼中就不足為奇了。
五、守護沉默者
有時傾聽對我們並無益處，因為有些心智完全是沉默的。如何幫助昏迷的人、硬化症患者和孤獨症患者做決定？
如何區分一個人是沉睡還是昏迷?
無論你認為特麗的死是慈悲的還是殘忍的，都取決於你認為她擁有怎樣的心智。特麗毫無疑問是個患者，但她真的是具有內心生活的道德受體嗎？對那些認為特麗沒有心智的人來說，讓她死是一種善行。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讓她死亡相當於讓一堆沒有感覺的細胞停止運行。相反，對那些認為特麗仍是具有心智的道德受體的人來說，讓她死是一件殘忍的事。他們相信儘管特麗的大腦功能被受損的身體掩蓋了，但她依然“在那兒”。正如我們一再看到的，心智是道德權利的關鍵，但植物人是否存在心智是一個非常模棱兩可的判斷。
沉默使像機器人和動物這樣的隱秘心智顯得非常模糊不清。如果牛能對人類說“請不要吃我”，那麼我們就會認識到它們是有心智的，不會再吃它們，至少吃牛肉會讓我們很內疚。雖然我們習慣了動物和機器不會說話，但我們希望人類會說話，當他們不說話的時候，顯得很奇怪。如果沒有語言能力，我們怎麼知道其他人是否屬於心智俱樂部？處於持續性植物狀態的患者是易受傷害的感受者、有思想的行動者，還是僅僅是肌肉抽動和神經脈衝的集合？
沉默使我們很難瞭解對方的能動性，因為我們無法和對方討論未來的計畫和過去的行為，而要想瞭解對方的體驗就更加困難。行為可以從外部觀察到，但情感和感覺必須用語言表達出來才能被人理解。
一個著名的哲學想像實驗提出了極端形式的沉默，即甕中的大腦。想像你的大腦，也就是你的心智，被放進一個甕裡，甕裡有維持大腦存活所需的所有營養物質。雖然你的大腦被放在那裡，但你的心智生活可能很豐富，充滿了想像。但是因為沒辦法溝通，別人怎麼能瞭解你的想法？
古人困惑于如何區分死人和活人。心臟是唯一有節奏地跳動著的器官，它對生命至關重要。肝臟被刺穿或肺臟被刺破一般不會導致你很快死掉，但如果心臟被刺中，你很快就會死亡。事實上，你所有的器官幾乎都可以用機器來模擬，或者被人造器官或捐獻者捐獻的器官所替代。我們唯一不能借助機器或完全替代的器官是腦。大腦對生命和心智都至關重要，因此目前生命的法律定義與腦功能相關，即當某人“腦死亡”時，他就死了。
當人們睡覺時，大腦中的神經活動很豐富。當你睡著後，清醒時的α波變成了淺睡時頻率較低的θ波。如果這時候把你叫醒，你可能都意識不到自己剛才睡著了。隨著進入深度睡眠，腦波變成了δ波，也就是頻率較低、振幅較高、起起伏伏的波，此時你很難被喚醒。在睡眠的δ階段，身體會修復自己，排出神經廢物。當你設法把在這個階段的某人叫醒時，他通常會迷迷糊糊，分不清方向。
與最低意識狀態類似，昏迷狀態時的腦波也是較慢的θ波和β波，還有更多的間歇性的δ波，而且腦電圖的信號更弱。昏迷的下方是植物狀態，其特點是更為嚴重的大腦損傷，整體功能更糟糕。在這種狀態中，像呼吸和吞咽等能力仍然是完好的，但人對刺激沒有反應，無法完成自主的行為，圖6–3是不同類型的意識狀態。
處於持續性植物狀態的患者的行為是“聰明的”還是反射性的，取決於它是否能根據任務要求的改變而靈活應對。儘管她不能講話，但能夠對研究者做出靈活的反應：幾乎像對話一樣，只是她的想法是通過大腦掃描來表達的。研究者的結論是，她對場景的想像很生動，可以被算作有目的的行為，這暗示著擁有豐富的內在生活。所以她根本不是植物人，而是閉鎖綜合征患者。
聽到沉默者的心聲
讓–多明尼克·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寫回憶錄《潛水鐘與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就眨了這麼多下眼睛，他之所以用手把眨眼次數記錄下來，是因為別無選擇。1995年12月8日，鮑比中風了，在昏迷了20天后他醒了過來，發現自己成了身體的囚徒。他對周圍事物和自己有充分的意識，能聽見、看見，能理解。他也能思考、感知、做夢，但他的肌肉動不了。當然這麼說不完全正確，因為有一處肌肉可以動，就是他左眼皮的肌肉。除此之外，他完全不能動。書中描繪了一幅被困在自己的身體狀態中的悲慘畫面，書名卻很打動人：他沒有用的身體好比潛水鐘，潛水鐘是沉在大洋底部、密不透風的鋼罩；而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好比蝴蝶，像以前一樣輕盈、自由。不幸的是，鮑比沒能看到他的書取得的成功，也沒能看到根據他的書改編成電影、獲得無數大獎。在書出版3天后，他因肺炎去世。我們只能祝願他的蝴蝶依然在某個地方扇動著翅膀。
閉鎖綜合征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樣。患者發現自己被囚禁在他們不聽使喚的身體裡。這是一種最嚴重的癱瘓。與半身不遂（一側的手臂和腿癱瘓）或四肢癱瘓不同，處於閉鎖狀態的患者只有一兩塊肌肉能動。從心智的兩個維度來看，感受性一般不受影響，但能動性嚴重受限。閉鎖綜合征患者是只有感受，沒有行動；只有輸入，沒有輸出。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就患有這種病，多年後他幾乎完全癱瘓，只能做幾個微小的動作。後來，他通過連在輪椅上的聲音合成器說話，用頰部肌肉控制聲音合成器。
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不僅力證了閉鎖綜合征的症狀，而且對本書作者丹尼爾·韋格納具有重要意義。2010年11月，丹尼爾被診斷為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2013年7月因病去世。一開始我們都以為他患的是“發展緩慢的”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至少還有5年的生命，但不幸的是，大自然對他沒有網開一面。
情感預測
試圖預測你有多喜歡或多不喜歡一種不同狀態的體驗被稱為情感預測。情感預測不準確的根源在於他人心智的問題。你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其他人的心智，即使那個其他的心智是你的未來自我。
你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的感受，比如分娩，或者癱瘓，因為你可以到時候再做決定，表達你的意願。相比之下，如果你不能說話，那麼你最終會受過去的意願或你家人的意願的控制。
孤獨症兒童與輔助溝通
孤獨症的症狀是無法理解他人的心理，無法進行交流，這些恰恰是情感聯繫的基礎。患有重度孤獨症的孩子本身並不是不會說話，而是缺乏表達或交流感受的能力，這會讓他們的父母覺得孩子不愛他們。這就是“器械輔助溝通”會讓孤獨症兒童的父母激動不已的原因。
孤獨症的定義是“在社交互動、言語和非言語的溝通及重複行為上存在障礙”。孤獨症被非正式地稱為“心理盲”，因為他們無法對他人的想法進行模擬或推理（理解他人心理的這兩個過程）。孤獨症患者甚至很難理解其他人的心理狀態。
孤獨症是一種心智知覺障礙，精神變態是另一種障礙。精神變態是孤獨症的險惡近親。孤獨症患者雖然困惑不解，但他們還是關心他人的；而精神變態的人冷漠、有心計。精神變態的人一般能夠明白他人的心理，但很少費心去關懷他人。他們對別人缺乏同情心，只把別人看成是達成自己目的的工具，即使傷害了他人，也不會感到良心不安。精神變態者通常能判斷出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哪怕只是為了操縱他們，但他們的確很難理解他人的痛苦。
對他人痛苦的不敏感可能源自他們無法感受到這種情緒。在面對危險時，精神變態者出奇地冷靜，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情況下精神變態能夠説明人們頂著巨大壓力獲得成功。首席執行官成為精神變態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四倍，你對此可能不會很吃驚吧。
六、融於集體(喪失個人心智)
我們經常把“群體心智”看作一種能夠影響人們行為的神秘力量，群體真的具有心智嗎？心智與大腦密切相關，群體當然不具有大腦。再次申明，大腦只是神經元的集合，神經元本身不會說話，也沒有思想和感受。因此，也許當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心智時，可以形成一個群體的心智。至少，像企業和政府這樣的群體被認為是有心智的。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它們被認為具有一種特別的心智，肯定位於道德角色定型斷層線的一側。
像心智一樣，群體是個知覺問題，這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有時你必須退後一步，看到格式塔。格式塔心理學開始於20世紀早期，它有別於孤立地研究人類各個知覺要素的心理學。典型的心理學家研究的是對具體特徵的感知，比如陰影、邊緣或線條，而格式塔心理學研究的是它們如何組合在一起。儘管格式塔心理學家主要研究視覺知覺，但他們發現的“組群”五原則也適用於對人的感知：鄰近性、相似性、閉合性、連續性和共同命運。
鄰近性: 指的是群體中的人一般彼此離得比較近。
相似性: 當群體成員有很多相似之處時，比如相同的種族、宗教或音樂偏好，他們會更抱團。
閉合性: 最顯而易見的形狀或群體具有明確的邊界。
連續性: 意味著形狀具有某種不中斷的視覺界線
共同命運: 群體是一些人的集合，他們不僅相似、接近、閉合、連續，而且擁有共同的命運。
把鄰近性、相似性、閉合性、連續性和共同命運結合起來，就得到了群體性的一個尺度，它通常被更科學地稱為“實體性”，即某事物在多大程度上算一個實體。對實體性的感知就像對心智的感知一樣，不僅模棱兩可，而且決定了我們如何認知群體中的心智和群體成員。
研究顯示，任何人在群體中都會顯得比較傻，包括青少年、大學生和老年人。想一想在養老院的房間裡和你祖母聊天與看著一群白髮蒼蒼的老人在下午五點時走向食堂用餐之間的差異。正如預測的那樣，實體性強的群體成員會被剝奪更多的個體心智。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群體?
群體心智和群體成員心智之間的“此消彼長”，讓人想到了貫穿全書的心智知覺斷層線。就像個體心智要麼被看成感受者，要麼被看成行動者一樣，心智要麼被歸於群體，要麼被歸於群體成員。群體的心智可能源自其成員，但研究顯示群體被賦予的心智不同于其成員的心智。
這些結果說明，與組成群體的人不同，群體本身一般被視為有思想的行動者，而不是易受傷害的感受者。團結的群體具有能動性，但不具有感受性。在對“群體是行動者”這個假設所進行的一項測試中，我們把穀歌公司納入了心智調查。不出所料，人們承認穀歌公司可以思考和行動，但否認它有感覺和感受能力，它被放在心智地圖的右下角，和神明放在一起。
感受是基於個體的，因此人們常常會花很多錢幫助某個人，但不會花錢幫助很多人。
我們樂意去告發傾倒污染物、解雇員工或操縱股市的公司，當這些公司被解散或被惡意收購時，我們也很少感到難過。心理學家塔格·拉伊（Tage Rai）因此提出“企業是半個機械人”。正如前文所揭示的，我們很容易把機器人作為道德主體來責備，但很難把它們看成是易受傷害的道德受體。這同樣適用於群體。
我們已經對人們如何認識群體心智有了兩點瞭解。第一點是我們奪走個體成員的心智，把它賦予群體。第二點是我們經常會把過錯歸罪於群體。
去個體化: 失去個人思維，屈從于群體思維
失去個人思維，屈從于群體思維被稱為去個體化。每當人們為了共同的目標聚集在一起時，無論是體育賽事還是其他活動，心智似乎都會離我們而去，被群體的心智代替。這種被稱為“共同意識”（we-feeling）的令人陶醉的感覺是一種被改變的意識狀態，它本身並不一定很糟糕。
同步性特別容易引發這種“共同意識”，所謂同步就是指你的行動與其他群體成員非常一致。同步性的例子包括一隊士兵齊步走，演唱會上歌迷們一起隨著音樂前後搖擺，在葬禮上人們一起哀悼。在每一種情況中，人們似乎都被團結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同步性與破壞一致性的行為之間的聯繫解釋了軍隊為什麼要齊步走。納粹的正步走看起來很怪異，但它能促使士兵服從其上級殘忍的命令。
為了讓群體對外人作惡，與團隊成員同步是一種方法，另一種方法是匿名。歷史一再證明，當無法識別群體成員時，無論是因為戴著面具（見圖7–5），穿著制服，甚至是破解了互聯網的防火牆，群體的破壞性尤其大。匿名使群體成員更加認同群體，更容易把外人看成是敵對方。在軍服的遮掩下，納粹士兵不再認為自己是一個個體，而僅僅是一個納粹分子，同時受害者在他們眼裡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是應該被消滅的、討厭的群體。
匿名會讓人們更加肆意妄為。
林格爾曼效應: 個體的力量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會減弱
在20世紀早期，一位名叫馬克西米利安·林格爾曼（Maximilien Ringelmann）的法國研究者測量了人們作為團隊一分子時拉繩子和獨自拉繩子時付出的努力。他發現作為團隊一員時比獨自拉繩子時付出的努力少得多，這種效應有時被稱為林格爾曼效應，但更常被稱為“偷懶”。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研究者複製了這個效應，發現無論讓人們喊叫還是鼓掌，獨自做時總是比在群體中時賣力得多。
即使當人們很積極地想去好好表現時，“群體迷思”（group think）也會導致次優的決定。因為群體迷思，人們沒有在群體中說出他們的擔憂，結果導致“挑戰者號”太空梭上7名宇航員喪生。群體會剝奪個體的心智，因此理解群體行為的最佳方法通常是完全忽視個體心智。想一想一個巨大的移動的群體，比如幾千人在賽事結束後離開體育場。人群中的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和願望，但安全工程師常常把這樣一個巨大的群體看成是流動的液體，儘管是具有心理規律性的液體。這種方法能夠有效地減少人們湧向出口時的踩踏行為造成的死亡和破壞。
一種看法認為不應該讓人很容易找到出口，也不應該提供通往各個出口的單一路線，以免人群太密集。相反，出口應該設在大柱子後面，這樣人們必須從柱子兩側繞過去再聚集在一起，壓力便減輕了。
提防群體迷思，發揮群體智慧
沒有心智的神經元的和聲如何形成了心智，這是現代科學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不過大多數科學家贊同問題的答案在於湧現（emergence）現象，也就是低層次的簡單要素結合起來會大於各要素的總和，並處於更高的層次。大多數研究者認為不應該從單個螞蟻的層面來瞭解蟻群，就像不應該從單個器官或細胞的層面來理解人體一樣。我們不要指望單只螞蟻聰明，就像我們不應該期望單個腎臟細胞或單個微晶片聰明一樣。聰明是在群體的層面上產生的。如何把無智慧的事物組合成有智慧的整體，是當今認知科學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群體既能導致最愚蠢的行為，也能產生最智慧的行為。然而，只要我們知道群體有助於集思廣益，這個矛盾便可以解決。從個體來看，這些成員不算聰明，但他們聚在一起時能創造出比個體智慧總和更傑出的結果。除了智慧，還存在其他關於群體心智知覺的矛盾。群體有助於我們合作，做出非凡的成就，但也會促使我們造成極大的傷害，尤其是在匿名的時候。構成群體的個體有感覺、有情感，會感到痛苦，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群體通常被認為沒有感覺，不會感到痛苦，這使它們很容易成為指責和陰謀論的目標。
七、逝者的心智
為什麼死亡來臨時，好人會變成大英雄，壞人會變得十惡不赦？
身與心是分離的嗎?
幾千年來，哲學家爭論著這個世界是由一種物質還是由兩種物質構成的。一種物質論的支持者被稱為一元論者，包括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巴門尼德（Parmenides），現代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和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兩種物質論的支持者被稱為二元論者，包括哲學家笛卡爾和當代的大衛·查默斯（David Chalmers），查默斯認為我們前文提到的哲學意義上的僵屍是存在的。
一元論者認為物質就是一切，原子構成了椅子、汽車，你的身體負責你的心智。在一元論者看來，並不是心智高於物質；相反，心智就是物質。在一元論者的世界裡，身體的死亡意味著心智的死亡，因為心智只是身體的一種表現（儘管很重要）。
二元論者認為心智完全區別於物質。根據這種觀點，心智是非物質的，沒有明顯的物質性質，因此不能用科學的方式測量，甚至腦電圖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都無法測量它。相對于一元論的單一世界，二元論認為存在著兩個不同但相互交織的世界。一個是由無智慧的物質組成的粗糙的、可見的世界，包括原子、分子、物體和身體；另一個是心智組成的純粹的、不可見的世界，包括思想、理性和信念。
現代心理學通常不贊同二元論，因為心智可以通過電活動和磁活動來測量，而且非常依賴大腦的物理結構。但在死亡這件事上，二元論直覺尤其強大。從天主教徒到科學論派的鼓吹者，無論成年人還是孩子，都相信身體死後心靈不朽。
複製你的心智可能是科幻小說題材，心智似乎是一種永遠存在的量，就像能量或物質一樣。它讓一些人相信心智可以轉化成其他形式，比如鬼魂、幽靈、轉世、來生，但永遠不會被徹底消滅。許多文化體現了對心智守恆的信念，它們認為死亡只是不同世界之間的旅程。
心智守恆: 這種觀點認為心智就像能量和物質一樣，是永遠存在的。
研究顯示，人們單是想著有來世就會減少對死亡的恐懼，甚至對無神論者也有效。如果你相信存在天堂，而且你有資格進入天堂，那麼死就不是什麼大事了，甚至應該歡迎死亡，因為你死後就可以脫離俗世的苦難，一頭紮進極樂的天堂。
我們如何看待逝去的好人與壞人
逝者的心智和我們對他生前的瞭解保持一致，即使我們對他們只有簡略的瞭解，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不願把我們認識的好人看成壞蛋，不願把我們認識的壞蛋看成英雄。人的道德品質不僅在他死的那一刻凝固了，而且我們還傾向於誇大他們的道德品質，也就是好人會變成大英雄，壞人會變得十惡不赦。心智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們在人死後似乎會變得厚重，會凝固，變得更具體，也更極端。
我們認為，損壞逝者的墳墓或不信守對他們的承諾會對逝者造成傷害，所以我們儘量一字不差地遵從他的遺願。即使他的遺願是把錢都給他的貓，社會也會尊重這個要求，而不是把錢花在更有益的事情上，比如和瘧疾或兒童貧困作鬥爭。我們對逝者能動性的尊重超過了對活人的痛苦的重視，這是心智知覺上的另一件怪事。
我們強調了心智線索的重要性，比如表情、語言和有目的的行為。它們都是心智的物質表現，但逝者的心智可以完全脫離物質現實。我們越少把逝者的心智與有形的身體聯繫起來，它們就會越持久。逝者的心智俱樂部似乎更多取決於人們對逝者活著時候的記憶，而不是生物學事實。
八、敬畏之心- 相信神嗎?
為什麼自然災害讓我們更願意相信神？
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認為相信神是明智之選。神被認為有很強的能動性，但感受性比較弱。神的道德傾向來自二元道德完型的觀點，你應該還記得，這個觀點就是痛苦驅使我們看到強大的道德主體。神的道德傾向還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大規模的合作有助於文明征服敵人。
就像永遠在地獄裡受苦的威脅使得相信神才明智一樣，死亡的威脅使得假定草叢裡有獅子是明智的。這種成本收益率正是自然選擇發揮作用的基礎，如此一來，“假定有獅子的人”通常比“忽視獅子的人”活得更長，基因得以延續。同樣的原理適用於獅子、老虎或熊。
對神的信仰在人類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我們探討了高度活躍的能動性探測裝置如何使我們避免被饑餓的野獸吃掉，使我們的基因得以延續。在較小的社群，比如部落中，促成合作的機制包括八卦、排斥和懲罰。
人類學研究顯示我們只能與大約150個人擁有穩定的關係，這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社會群體，比如兄弟會、軍事服務公司和屋主協會（HOA）的人數不會超過這個數目。實際上，這個數字在各個社會群體間非常一致，人們為了紀念發現它的人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將它稱為“鄧巴數字”。這可能也適用於你。如果把你認識的所有人列出來（不是Facebook上的所有好友，而是你一直關心的人），可能也不會超過150個。
一種可能的方法是奧威爾式的思想員警和秘密間諜網路，但更好的解決方法是通過神明的力量。即使某人能騙過其他人，掩飾自己的自私，但神明能直接看到他的內心，可以用永世的痛苦來懲罰他。合作在進化上的重要性解釋了為什麼神明似乎更關心你的道德品質，而不是你的興趣愛好。因為沒有近鄰的監督，所以大型的匿名社會需要公正的神聖審判者。為了證明這個觀點，心理學家阿拉·洛倫薩揚（Ara Norenzayan）和阿齊姆·謝裡夫（Azim Shariff）查看了很多不同人類社會認為屬於神明的特徵，從小型的土著部落到美國的繁華都市。他們發現，小部落裡的人對神明心智的認識非常不同於像我們這樣的大社群。
寬厚仁慈的神讓人有安全感，而地獄的威脅使人有道德。
最實用的宗教不僅鼓勵群體內合作，而且鼓勵對其他群體的支配與統治。為什麼虔誠的美國人也最有可能主張採取暴力的軍事對抗，除非對他們明示神明希望我們慈悲為懷。
我們為什麼會有敬畏之心?
信仰超自然作用者的一個重要好處是賦予人們控制感，否則這個世界將是完全隨意的。對控制感的需要和對神的信仰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富人最不“虔誠”。富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獲得控制感和能動感，因此不太需要神的指引。而窮人需要應對生活中的一些挑戰，充滿關愛的神能夠給原本一片混亂的世界帶來秩序。
實驗創造的超自然交流
超自然作用者不僅在選擇盒子、工作和配偶時給予你信心，而且更廣泛地將意義賦予這個世界。人們不喜歡隨機和缺乏目的，信神能給予他們某種控制感。然而，人們之所以在痛苦強烈的時候會想到神，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二元道德完型。人們需要找到可指責的作用者，但只有當無法指責人類作用者時，他們才會想到神。換言之，當指責物件沒有下落時，也就是出現了“道德缺口”時，人們會看到神。人們也會在好事中看到神，比如他們僥倖逃過了一場車禍，他們的團隊贏得了超級碗，他們在聖誕購物季找到了極好的停車位等。
我們認為神有行動能力、計畫能力、思考能力，但不會感受到人類的身體感覺和情感。神不會尷尬、不會害怕、不會感到饑餓，人們也不會想像神會上廁所。他是有思想的行動者，不是易受傷害的感受者。
錯誤共識效應
我們在幾乎每件事上都會高估和我們觀念相同的人的百分比。這種現象的根源被稱為“錯誤共識效應”。有多少人喜歡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有多少人喜歡鵝肝醬？研究顯示，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首先取決於我們是否喜歡這些東西，然後稍微做出一點調整，但調整得永遠不夠。我們用類比的方式來理解其他人的思想感情，理解神的想法也是如此。另一項研究發現，實際上在估計神的想法時，這種偏差甚至更大。
人們不僅把神看成是做出道德評判、解釋痛苦的無上主體，而且也把他看成是值得信賴的知己。當你的朋友不願聽你嘮叨自己的問題，你的另一半裝睡，而你家的狗裝死時，神依然會在那裡聆聽你的心聲。
虔誠的信徒每天都能感知到神的意志，而無神論者只看到了隨機事件。
在所有的科學家中，心理學家最不可能是信徒。最近一項研究顯示，50%的心理學教授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只有13%的心理學教授是虔誠的信徒。有些人認為心理學在研究宗教體驗上是力所不及的，甚至認為這些問題通常是科學的禁區。
九、自我心智: 哪些你原本很篤定的真相其實是謊言？
在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裡，古希臘人刻下了座右銘“瞭解你自己”，或許因為瞭解自己是瞭解他人的一個基本步驟。因為瞭解其他人的心智是個感知問題，所以瞭解進行感知的人很重要，這個人就是你。當觀察世界時，你是頭腦清晰、高瞻遠矚，還是透過自我欺騙的厚厚鏡片看到扭曲的世界？
為了理解你的思想和情感，你只需要安靜的時刻和內省的能力。就像幾個世紀以來的哲學家一樣，你可以坐在扶手椅上，觀察感覺、信念和願望是什麼樣子。然而，關鍵在於我們是否真的有內省能力。心理學的一部分啟發是，認識到我們對世界的瞭解可能存在偏差，當涉及自我時，這種認識的扭曲程度最大。
在此不探討其他心智的能動性和感受性，而要探究我們如何認識自己的能動性和感受性。我們會看到有關自己心智的一些基本假定，比如自由意志或自我的存在，可能都是幻覺。我們一直在判斷其他隱秘心智是否屬於心智俱樂部，但你真的和其他心智一樣在心智俱樂部裡嗎？你不僅不瞭解關於自己的最深層的真相，而且甚至無法解釋自己為什麼買這種商品而不買那種，比如連褲襪。
選擇盲
當被試解釋為什麼他們喜歡其實自己並不偏愛的面孔時，表現出了選擇盲。除了連褲襪研究之外，這項關於“選擇盲”的研究嚴重削弱了自我認知的準確性。
人們似乎不是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或選擇，而是簡單地提供事後的理由，就像在看到其他人的行為後會做的那樣。神經學家邁克爾·加紮尼加（Michael Gazzaniga）認為，我們有意識的自我只是一位“解釋者”，為我們的行為編造出事後解釋。
陌生人通過觀察我們的行為也能推斷出相同的原因，這說明我們對自己的瞭解可能並不比外人多。這個邏輯完全改變了心智知覺。我們已經探討過其他心智如何從根本上是不可觸及的，它們如何是一個感知問題，但我們自己的心智也同樣是不可觸及和可感知的。
證實性偏差: 人們一直試著尋找支持自己已知觀點的證據。
缺乏自我洞察最令人吃驚的地方不是我們必須編造解釋，而是我們對這些解釋的正確性深信不疑。我們很少停下來思考我們對自己行為或其他事情的解釋是不是錯誤的。相反，我們一直試著證實我們認為自己已經知道的事情，這種傾向被稱為證實性偏差。更嚴格地說，證實性偏差是指為了支持預先存在的理論，在搜索、解釋和回憶資訊上存在的系統性扭曲。證實性偏差不僅使我們誤入歧途，而且讓我們有信心推翻研究發現的過程。這就是為什麼科學家通常會駁斥自己的假設，或者至少會駁斥對手的假設。
自由意志的真相
人們相信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形而上學的真相，使我們最終能夠選擇自己的道德行為，那就是自由意志的存在。自由意志認為有意識的選擇先於大腦啟動，但事實相反。這說明有自由意志的正是你的大腦，它只是事後才告訴了你的有意識的自我。
自由意志是我們潛意識的大腦已經做出行動的決定後產生的感覺。自由意志的本質只是一種幻覺。你做的每一個動作和決定都並非來自獨立的自由意志，而是來自動盪的、前意識的腦電活動。自由意志或許是一種幻覺，但它很有用，因為它會使人們，至少使他們的大腦更負責任，做出親社會的行為。
提升自控力的真相
人們始終高估他們堅持完成任務的自律性，低估了完成任務所需的時間（通常低估了一半）。如果人們低估了電擊別人而導致其死亡的可能性，那麼他們也會低估專案的持續時間和預算，會低估他們將吃掉多少巧克力也就不足為奇了。在自我控制的領域，心理學在增加能動性方面確實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小建議。概括起來就是絕不要依賴自控。
這個答案看起來是一種推諉，但它與社會心理學的理念是一致的。社會心理學認為人們通常受環境的支配，環境通過人們無法覺察的暗示發揮影響。實現自我控制的最好方法就是絕不要讓自己身處不得不進行自我控制的情境中。相反，你應該專注於構建環境，這樣你就不可能屈服於誘惑了。例如，要避免在家裡吃會讓人發胖的零食的最好辦法是根本不要從食品店購買這種零食。
“承諾機制”，因為它們迫使你進行自我控制。
除了先發制人的藥物、強制執行的朋友或讓你的家人受折磨，還有一個增強自我控制的有效方法：執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它驚人地簡單而有效。執行意向採取的形式是“如果X，那麼Y”。 以減肥為例，執行意向可能是“如果餓了，我會打開冰箱，拿出蔬菜，而不是蛋糕”。執行意向這麼有效的原因在於它輸出了自我控制。
有一個自我控制領域是執行意向也控制不了的，這就是思想控制。現在我們想讓你完成一個簡單的任務：不要想白熊。
“儘量不去想白熊，你會發現那該死的東西每分每秒都會回到腦子裡。”一個世紀之後，本書作者之一的丹尼爾重新發現這個現象，描述了有關思維壓抑領域的驚人事實，記錄了心智如何努力地控制自己。
資料顯示出一個有趣的規律。人們一開始多少能壓抑自己的想法，但放鬆控制之後，白熊佔據了他們全部的想法。不可思議的是，在壓抑之後，被試會比沒有被要求壓抑想法的人更頻繁地想到被禁止的想法。這說明了思想控制的諷刺性效果。試圖控制思想反而會使它變得更加難以駕馭。試圖阻止頭腦想某事物就像試圖阻止三歲孩子玩嶄新的玩具。當你告訴大腦不要幹什麼時，它會反其道而行之。
這些諷刺性的過程會導致各種驚人的效應，其中大多數涉及在不恰當的時候做不恰當的事。研究發現由於存在這種心理過程，高爾夫球手越是努力將球打入洞中，越會打不進去；這種心理過程會讓儘量不去想某個人的人更多地夢到此人；會讓心碎的失戀者更多地談論他們的前男友或前女友。這種諷刺性的效應還有助於解釋可怕的癡迷，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像強迫症這樣的極端情況下。
就像我們不擅長壓抑思想一樣，我們也不擅長聚精會神。
記憶就是自我的本質嗎?
長期以來，哲學家從內部尋找自我的本質，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怎麼知道今天早上的你和昨天晚上的你是同一個你。你怎麼知道經過了一天天或一年年之後你沒有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這些問題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瘋狂，因為你和7歲時的你相比，可能已經沒有什麼共同點了，但你禁不住還是覺得有一條線連接著你和他或她。確定我們身份的一些候選特性包括外貌（翹鼻子、濃密的眉毛）、性格（易怒或笑點低）、偏好（嗜甜如命）和興趣（滑翔傘或園藝），每個特性都有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提出了自我的更好的定義。“對老年癡呆症的恐懼，就是當你健康的身體逐漸步入遺忘時對失去自己身份的恐懼。那是對成為幽靈的恐懼。”自我只是一個感知問題。就像我們通過別人的言行來感知他們的心智一樣，我們也可以根據記憶來感知自己的心智。這意味著和別人相比，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每個人都是記憶的集合，擁有一組記憶並不會使你比擁有其他不同記憶的人更好或更壞。
擁有心智就是有思想、有情感、有能動性、有感受力。所謂有能動性就是指能夠採取主動的行為，能對環境做出反應，比如向日葵的花盤會向著太陽，太陽轉到哪兒，它們就跟著轉過去。有能動性的事物能做計畫，執行計畫，能思考，有記憶，能進行情感交流，能自我控制。有感受力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指的是有喜怒哀樂，能感受到快樂和痛苦。
機器人只是根據劇情演出的木偶，只是木偶的提線不可見。它們也沒有感受力，它們的喜怒哀樂也都是人類的設計，不是真情實感。它們受到傷害時的痛苦表現，可以說只是一種表演，所以傷害它們的人類完全可以不受良心的譴責，更不用說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但是，劇情發生了逆轉。這些機器人有了記憶，不再是一段劇情演完就翻篇，而是開始全新的“人生”了。
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認為，就像我們通過別人的言行來感知他們的心智一樣，我們可以根據記憶來感知我們自己的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