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 — 人慈 (三)
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用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
文明的詛咒
盧梭是對的嗎？是不是人類天生高貴、我們本來一切安好，直到文明到來為止？
1. 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於一四九二年在巴哈馬群島（Bahamas）上岸，居民的與世無爭令他感到震撼。「他們不帶武器，也不知道何謂武器，因為我給他們看了把劍……（他們）卻出於無知而把自己割傷。」這使他起了個念頭。「他們會是好僕役……我們用五十個人就可以降伏他們全體，然後讓他們唯我們的命令是從。」半個世紀後，加勒比人（Carib）的人口只剩下原本的百分之一不到；其他的人都屈服於傳染病和受人奴役的恐怖之下。對這些所謂的野蠻人來說，接觸這般「文明」的殖民者一定是相當大的衝擊。
2. 「誰率先圈起一塊地，異想天開說『這是我的』」──一切就是從這裡開始走樣的。當時要說服人們說，土地或動物──甚至其他人──現在可以屬於某人，不會是件簡單的事。畢竟，覓食者什麼都彼此分享。而這個新的所有權做法，意謂不平等開始成長。當某人死去時，他們的財產甚至繼續傳給了下一代。一旦這種繼承開始施行，貧富之間的差距就拉大了。
3. 定居地和私有財產的出現開啟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百分之一開始壓迫百分之九十九，而花言巧語的人一路從指揮官升到將帥，從酋長爬到帝王。自由、平等與博愛的日子結束了。
盧梭相信，那些全是錯的。他認為，我們一旦定居於一地，各種關係才會開始崩壞，而那正是考古學現在所證實的。盧梭認為發明農業是一個大失敗，而這一點，我們現在同樣也有充足的科學證據。把城鎮變成促使細菌病毒突變的巨大培養皿。「在有了文明社會歷史後，」盧梭評論道，「我們也該談起人類的疾病。」
仔細思考這一切的痛苦──饑荒、瘟疫、壓迫──之後，很難不去問：為什麼？我們當初怎麼會覺得定居在一個地方是好主意？我們為什麼拿我們悠閒健康的遊牧生活，去換來一個勞苦又麻煩的農人生活？
但文明真的就「一無是處」嗎？它不是也帶給我們許多好東西嗎？戰爭和貪婪不提，現代世界不是也給了我們很多值得感激的東西嗎？如果你把文明史濃縮成二十四小時，那頭二十三個小時又四十五分鐘都慘痛無比。只有在最後十五分鐘，公民社會才開始好像不錯可以試試看。
我們沒有理由對文明社會抱持著宿命論。我們可以選擇採用對所有人有益的新方法來組織城市與國家。文明的詛咒可以祓除。我們會設法這麼做嗎？
現在的緊迫問題是：我們的文明生活方式有多大的可存續能力？文明是個好主意嗎？言之過早。
奧斯威辛之後(AFTER AUSCHWITZ)
不可思議的是，我居然還沒放棄所有理想，畢竟它們看起來如此荒謬不切實際。然而我還是緊緊抓著它們，因為我仍相信，無論如何，人在本質上其實還是善良的。──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1929–45）
你要怎麼解釋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
你要怎麼解釋那些襲劫、集體屠殺、種族滅絕和集中營？那些同意追隨希特勒、或史達林、或毛澤東、或波布（Pol Pot）的劊子手是誰？
但有個難題：這個人類史上最令人髮指的罪行，並不是在什麼原始封閉的地方犯下的。它發生在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富有、最先進的國家──在擁有康德和歌德、貝多芬和巴哈的國家。有沒有可能是，公民社會根本就不是個有保護性的飾面？有沒有可能盧梭是對的，而文明就真的是暗中危害人的腐朽之物？
從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社會心理學家開始窺探、打探、刺探，好弄清楚是什麼東西把普通男女變成怪獸。這一門新品種的科學家設計了一個又一個實驗，證明人類有本事做出駭人聽聞的行動。只要稍稍改變一下我們的情境，然後，你瞧！我們每個人心裡的納粹就跑出來了。
在《蒼蠅王》登上暢銷排行榜冠軍的那些年裡，有一位叫作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的年輕研究者，展現了人有多麼乖順地遵從指令，即便指令來自可疑的權威人士；而一位紐約市年輕女性遭殺害的始末，則為數百個針對當代冷漠心態的研究鋪好了路。
心理學教授穆札弗．謝里夫（Muzafer Sherif）與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實驗證明只要一有機會，善良的小男孩也可以變成營隊裡的暴君。
史丹佛大學的地下室裡 — 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實驗情節:
1. 時間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國西岸時間早上快要十點時，帕羅奧圖（Palo Alto）的警方大批趕來，把九名年輕人從床上拉起來。五個人被登記為偷竊罪，四個人則是武裝搶劫。
2. 同一天下午，那些所謂的罪犯──其實是無辜的大學生──走下了四二〇大樓的石階，來到該大學的心理學系地下室。一面標示牌歡迎他們來到「史丹佛郡立監獄」。在樓梯底端有另一組九個學生在那等著，他們全部都穿著制服，眼睛用反光太陽眼鏡遮了起來。就跟銬了手銬的學生一樣，他們是來這邊賺外快的。但這些學生不會扮演囚犯，他們分派到獄卒的角色。
3. 囚犯奉命脫下衣服，然後在走廊上裸體排成隊。他們的腳踝立刻繞上鐵鍊，尼龍帽子從他們的頭髮上往下拉，然後每個人都拿到一個數字，是自己之後會被稱呼的號碼。最後，他們拿到一件工作服穿，然後就被關在牢房裡，一間三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震驚全世界。幾天內，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迅速失控──而且在過程中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醜惡真相。
4. 剛開始，來的是一群普通、健康的年輕人。其中幾個人報名參加研究時，還自稱是和平主義者。才到第二天，情況就已經開始崩壞了。一場囚犯叛亂招來了獄卒的滅火器反擊，而在接下來幾天裡，獄卒設計了各式各樣的戰術來瓦解他們下頭這批人。在排泄物惡臭四溢的牢房裡，囚犯一個一個屈服在睡眠剝奪和貶低人格的效果下，同時獄卒們則陶醉在自己的權力中。其中一個囚犯，受刑人八六一二，開始發起脾氣。他踹著牢房房門大吼：「我跟你說，老天啊，我在裡面要崩潰了！你不知道嗎？我要出去！裡面全部都完蛋了！再一個晚上我就不行了！我就是受不了啦！」「只要改變人所處情境的當下細節，」葛拉威爾告訴我們說，「就算是從好學校、幸福家庭與和樂鄰里中挑出的普通人，你也可以強烈影響他們的行為。」
這項研究的主要研究員，心理學家菲利普．金巴多，誓旦旦地說，沒人料到他這場實驗會變得如此失控。那之後他得出結論，認為我們都有能力做出最可惡的行為。他寫道，史丹佛大學地下室發生的事情，得要被理解為「一個穿著『獄卒』制服的『自然』後果。
四十年來，在數百次的訪問和文章中，菲利普．金巴多都堅定不移地告訴別人，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獄卒沒接收任何指令。他們施行在囚犯上的規範、懲罰和羞辱，全都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金巴多僅僅把雅菲描述成又一個──跟其他人一樣都是──深陷實驗而難以自拔的獄卒。實驗後的幾十年裡，會有幾百萬人被菲利普．金巴多搞的這場鬧劇唬攏到。
如果你把普通人孤立起來放著不管，什麼事也不會發生。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們會試著創立一個和平主義的公社。
史丹利．米爾格蘭和電擊機
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發起他這項研究時，還是個年輕的耶魯大學助理教授。那一天，一則全頁廣告刊出在《紐哈芬紀事報》（New Haven Register）上：「我們會付你四美元買你一小時的時間。」這則廣告徵求五百位普通人──理髮師和酒保、建築工人和生意人──參加一項人類記憶相關的研究。
實驗情節:
1. 接下來幾個月，有數百人造訪了史丹利．米爾格蘭在耶魯大學的實驗室。他們成對抵達，然後依抽籤指派其中一人擔任「指導者」的角色，另一個擔任「學習者」的角色。指導者安排坐在一台巨大的裝置前面，有人跟他們說那是電擊機（shock machine）。接著，會有人指導他們對隔壁房間裡、用皮帶綁在椅子上的學習者進行記憶測試。每答錯一題，指導者就得要按一個開關來加以電擊。
2. 其實，學習者始終都是米爾格蘭研究團隊的某名成員，而那台機器根本不會送出什麼電擊。但指導者並不知情。他們以為這是研究懲罰對記憶的效果，沒察覺這研究其實是在研究他們。
3. 一開始電擊很弱，僅僅十五伏特。但每次學習者答錯，就有一個穿灰色實驗袍的人指示指導者提高電壓。從十五伏特來到三十伏特。從三十伏特來到四十五伏特。然後如此這般下去，不管隔壁房間的學習者慘叫多大聲，甚至進入了標示著「危險：劇烈電擊」的範圍後也還是一樣。到了三百五十伏特，學習者整個撞在牆上。那之後，他就沒聲音了。
4. 米爾格蘭已經先請四十來位心理學家同行預測他的受試對象願意做到什麼地步。他們一致說，頂多百分之一或二的人──只有徹頭徹尾的精神病態──會一路堅持到四百五十伏特。真正的電擊震撼在實驗結束後才到來：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研究參與者一路做到了最極限，送出了滿格四百五十伏特。看來，那些普通的老爸、老友和老公似乎有三分之二都願意電死一個路人甲。
身為猶太人的史丹利．米爾格蘭，從一開始就把他的研究呈現為猶太人大屠殺的終極解釋。相較於金巴多聲稱我們一旦穿上制服就會變成怪獸，米爾格蘭的解釋比那些都精良太多。更有智慧。而且最重要的是，更令人不安。對米爾格蘭來說，一切都取決於權威。他說，人類是會盲目遵從命令的生物
米爾格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人性裡帶有內建的致命瑕疵──這種缺陷讓我們有如溫順小狗，卻做出最駭人聽聞的事。「如果一座滅絕營蓋在美國，」這位心理學家聲稱，「就能在任何中等大小的美國城鎮裡為這些營地找到足夠的員工。」
但為什麼呢？如果我們生來就要親切，為什麼幼犬人會按下四百五十伏特的開關呢？這就是我需要回答的問題。幼犬人沒有無腦地遵循權威命令。結果發現，我們徹底厭惡發號施令的行為。
通往地獄的路是善意鋪成的。但邪惡並不是就在表面底下；它需要費盡工夫才能扯出來。而且最重要的是，邪惡得要披上行善的外衣才行。
為甚麼我們總是相信人性本惡呃?
奧斯威辛是漫長複雜歷史過程的最終頂點，在那過程中電壓會一步一步提高，而邪惡會被當成善意，取信於人。納粹的宣傳工廠──裡面有著作家和詩人，有著哲學家和政客──有多年時間可以發揮功效，削弱並毒化德國人的心靈。
幼犬人遭到了矇騙灌輸，遭到洗腦操控。只有在那時候，才會有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實際上，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猶太人，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是極少數相信多數人內心深處都很正派的哲學家之一。她主張，我們對於愛和友情的需求，比起任何仇恨和暴力的傾向，都要來得更接近人性。而當我們選擇走上邪惡的道路時，我們會感覺到，自己不得不躲在那些讓我們以為是美德的謊言與陳腔濫調後頭。
電擊實驗和服從無關，而是和從眾有關。
然而不幸的是，史丹利．米爾格蘭過度簡化的推論（人類不思考便屈從於邪惡）給人留下的印象，遠比漢娜．鄂蘭層次細膩的哲學（人類受到冒充為善的邪惡誘惑）來得長遠。
面對仇恨和自私的時候，你大可告訴自己：「喔，沒辦法啊，人性就這樣嘛。」但如果你相信人性本善，你就得去問邪惡到底為什麼會存在。這種想法意謂戰鬥與反抗是值得做的事，而這種想法也會迫使人有義務要行動。
凱薩琳．蘇珊．吉諾維斯(Catherine Susan Genovese)之死
故事情節:
(1) 時間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凌晨三點十五分。凱薩琳．蘇珊．吉諾維斯（Catherine Susan Genovese）開著她那台紅色飛雅特（Fiat）行經一面黑暗中恰好能看見的「禁止停車」告示牌，然後停靠在奧斯汀街（Austin Street）地鐵站外。人稱凱蒂（Kitty）的她，就像一陣活力旋風。二十八歲的她著迷舞蹈，朋友比空閒時間還多。凱蒂喜愛紐約，這城市也愛她。這是她能展現自我的地方──是她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但那天晚上外頭很冷，而凱蒂正急著回家見女朋友。今天是她們一週年紀念，她一心一意想著的就是和瑪莉安（Mary Ann）抱抱。她連忙關掉車燈鎖上車門，朝著不到一百英尺外她們的小公寓套房走去。凱蒂不知道的是，那將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刻。
(2) 「噢老天啊，有人砍我！救我啊！」時間是凌晨三點十九分。尖叫聲撕裂夜色，響到驚醒四周街坊。有幾棟公寓的燈光點了起來。窗戶拉了起來，人聲在深夜裡低聲響起。有一個人喊：「放了那女生吧。」但攻擊凱蒂的人又回來了。又一次地，他持刀捅了她。在街角跌跌撞撞的她高聲喊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3) 沒人走出門來。沒人動根指頭幫忙。不少鄰居反而隔著窗盯著，就好像在看實境秀那樣。有一對夫婦還拉出幾把椅子、把燈光調暗，好看得更清楚。
(4) 當行兇者回來第三趟時，他發現她倒在她住的公寓樓梯口。樓上，瑪莉安仍睡著，毫不知情。攻擊凱蒂的兇手再次一刀接一刀捅下去。
(5) 時間是凌晨三點五十分，此時第一通電話才進警局。通報者是一個斟酌了老半天不知該怎辦的鄰人。警察兩分鐘內就抵達現場，但已經太遲了。「我不想牽扯進去。」通報者向警方這麼坦承。
這故事不是在講我們做了什麼，而是講我們沒做什麼。這故事也呼應了幾百萬猶太人於二戰期間遭逮捕、遣送出境、殺害之後，無數德國、荷蘭、法國、奧地利等歐洲各地的人所主張的說法:「我們之前不知道。」
有人說，那是電視使人遲鈍的效果。不對，另一個人說，是女性主義讓男人變成了弱雞。其他人認為那具有大都市生活典型的匿名性特質。而那會不會讓人聯想到猶太人大屠殺之後的德國人？他們同樣聲稱自己一無所知：我們之前不知道。
為什麼凱蒂．吉諾維斯求救了卻沒人去幫忙？這個嘛，那是因為人們冷酷又自掃門前雪。
旁觀者效應
研究洞察到兩件事:
1. 存在旁觀者效應。我們在緊急時刻會覺得自己不需介入，有時是因為覺得讓別人來掌管比較合理。有時候我們會怕做錯事，所以出於害怕受譴責而不介入。有時候我們就是不覺得哪裡有錯，因為我們也沒看到別人採取行動。
2. 旁觀者可以彼此溝通。如果緊急情況威脅了生命（某人溺水或遇襲）且如果旁觀者可以彼此溝通的話（他們沒有被分隔在不同房間），那麼就會有一個「逆向」的旁觀者效應。這裡你可以看到在百分之九十的案子裡，人都會幫助別人解決困難。」百分之九十。
我們在大都市、在地鐵中、在擁擠的街道上都不孤單。我們擁有彼此。
為何好人會變壞
我盡了力不去嘲笑人的行動，不去為他們哭泣，也不去恨他們，而是去了解他們。──巴魯赫．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 1632–77）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就提出了無數個飾面理論的變體，並以看起來愈來愈牢固的證據佐證。史丹利．米爾格蘭用他的電擊機證實了這點。在凱蒂．吉諾維斯死後，媒體高高在上地呼喊這套理論。而威廉．高汀與菲利普．金巴多則藉由這套理論打開全球聲望。人們認為邪惡就淺淺地藏在每個人的表面下暗潮洶湧，就像湯瑪斯．霍布斯三百年前宣稱的那樣。但現在，兇殺案以及實驗的檔案都已開放，結果卻發現我們一直都把這些事弄顛倒了。金巴多監獄裡的獄卒？他們是參與演出的演員。米爾格蘭電擊機的志願者？他們是想做好事。凱蒂呢？她死在鄰居的懷中。
這些人裡面的大多數，都只是想幫人擺脫困難。如果說有誰失敗了，也應該是那些掌管事情的人──那些科學家和總編，那些首長和警察局長。他們是既說謊又操控的利維坦(象徵邪惡的一種海怪)。這些權威者並沒有保護受試對象（亦指「受管轄者」）不受自己明顯的邪惡傾向所害，反而盡全力使人與人彼此針鋒相對。
這就讓我們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人要行惡？友善的兩足動物幼犬人怎麼成了唯一一個打造出監獄和毒氣室的物種？為什麼在歷史進程中，邪惡愚弄我們的伎倆，居然會發展到如此高明？它是用什麼辦法讓我們達到向彼此宣戰的地步？
我們本性裡應該有一些面向，會在我們面對當代「文明」世界時無法正常運作──有些數千年來沒啥大礙的傾向，突然就成了本身的不利因素。有些，但到底是哪些？
1. 同理心如何令人盲目
為什麼德國人會那樣持續奮戰？為什麼沒有更多德國士兵放下武器承認敗戰？從戰爭爆發以來，大部分的心理學家都堅信，有一個因素在決定士兵的戰鬥力上壓過所有其他因素: 意識形態(Ideology)。舉例來說，愛國心，或者對自己選擇之政黨的信念。這套想法認為，最徹底深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確面、「自己」的世界觀才正當的士兵，能打出最漂亮的一仗。大部分專家都同意，德國人根本就是著魔了。這解釋了他們接近零的逃兵率，以及他們為何比美軍和英軍都更奮勇善戰。
但研究指出他們之前完全都搞錯了。不，他們沒有被洗腦。德軍能夠有如超人般戰鬥的真正理由，其實簡單多了:「友誼。」。
要想像國防軍裡的這種同袍之情有多大力量，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同袍情誼是贏得戰爭的武器。邪惡的源頭不是墮落壞人的虐待狂傾向，而是勇敢戰士的團結一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曾是一場英勇的鬥爭，在那之中友誼、忠誠、團結──人類最良善的品質──鼓舞千百萬普通人犯下歷史上最惡質的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意志國防軍的士兵首先是為了彼此而戰鬥。驅動大部分人的不是虐待癖或者嗜血，而是同袍情誼。
聚焦效應
同理心和某個當代現象實在太相像了：那就是新聞。我們看到新聞運作起來也像聚光燈。一如同理心藉由放大聚焦特定對象而誤導我們，新聞也藉由放大對準例外而欺騙了我們。
同理心不是普照世界的慈愛陽光。它是聚光燈，是探照燈。它在你的生命中挑出一個特定人士或一群人，當你忙著把沐浴在那道光之下的所有情緒吸收起來，那以外的世界就消失了。
有一件事情很確定：更美好的世界不會起於更多同理心。與其相反，同理心讓我們更不寬容。我們對我們選定的少數對象所打下的明亮聚光燈，會讓我們看不到對立方的觀點，因為所有其他人都掉出了我們視線之外。
悲傷的真相是，同理心和仇外情結息息相關。它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2. 權力是怎麼令人腐化的
馬基維利的理論核心是: 「不管是誰想要達到什麼，最好的方法都是編織一張欺騙與謊言之網」。如果你要權力，你就得要牢牢抓住。你必須無恥，不被道德原則所約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如果你不自己當心，人們就會大搖大擺地踩過你頭上。根據馬基維利的說法，「一般而言，可以說人都是忘恩負義、三心兩意、遮遮掩掩、虛情假意、膽小怕事，而且又貪得無厭。」如果有人對你好，不要被騙了：那是假的，因為「人從來不做任何好事，除非出於不得已」
掌權者通常具有「後天性反社會人格」（acquired sociopathy），它是一種非遺傳的反社會人格障礙，心理學家於十九世紀首度診斷出這種症狀。它出現在頭部受重擊導致腦部關鍵區域損害之後，可以把最善良的人變成最糟糕的那種馬基維利信徒。
掌權者他們不只比一般人更衝動、更自我中心、更魯莽大意、更傲慢無禮，他們也更有可能會背著伴侶偷吃、更不會關心他人，也對他人的觀點更沒有興趣。他們也比較無恥，常常無法展現那個使人類在靈長類中獨一無二的面部現象。他們不會臉紅。權力運作起來，似乎就像一種使你對別人無感情的麻醉劑。
鏡映（mirroring）效應
權力感會擾亂所謂的鏡映（mirroring），一種對同理心有關鍵作用的心理運作過程。通常來說，我們會不斷鏡映。別人笑，你也會笑；別人打呵欠，你也會打呵欠。但有權勢者的鏡映行為會少很多。他們幾乎就像是不再覺得自己與其他人類同胞有所連結似的。就好像他們的連線被拔掉了一樣。
大量研究顯示，權力的一個效應，就是讓你用負面眼光看其他人。如果你權力大，你就更有可能覺得多數人又懶又不可靠。你會覺得他們需要督導監控、管理規範、審查加耳提面命。同時，因為權力讓你自認比人優越，你也會相信這一切的監控工作都應該託付給你。
無法掌權正好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應。心理學研究證實，感覺自己無能的人自信心也低落許多。他們表達看法時會猶豫再三。他們在團體中會讓自己顯得渺小，也會低估自己的智力。由於自我懷疑讓人不太可能反擊，這種不確定感對那些掌權的人來說就很方便。審查制度變得不必要，因為缺乏自信的人自己會沉默。我們在這裡看到反安慰劑起了作用：把對方當成笨蛋來對待，他們就會開始覺得自己笨，而這就使統治者推論說：大眾實在太駑鈍，沒辦法替自己設想，也因此他們──有著遠見和洞察力的他們──就應該來發號施令。
但情況不是應該正好相反嗎？讓我們短視近利的不就是權力嗎？一旦你爬到頂端，就沒那麼大的動力去從其他觀點看事情了。沒有必要同理他人，因為任何你覺得不合理或者令人不悅的人，你只要忽略他、懲罰他、監禁他，或者再用更糟的手段就好了。權力大的人不需要證明自己的行動有理，因此就有本錢觀點狹隘。
愈認識權力的心理學，就愈了解權力像是藥物──有一連串副作用的毒藥。「權力往往會令人腐化，而絕對的權力會令人徹底地腐化」，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勛爵（Lord Acton）在十九世紀就講出了這句名言。
「權力悖論」
達契爾．克特納把這稱為「權力悖論」。許多研究證明，我們會選最謙遜最好心的人來領導我們。但他們一上位，權力總是會沖昏他們的頭──那之後想推翻他們可就難了。
但為什麼我們相信領袖跟我們說的故事呢？
如果你要幾千個陌生人合力工作，你就需要什麼東西來維繫這個團體。這種黏著劑得要比友愛更強，因為儘管幼犬人的社群網絡是所有靈長類中最大的，卻完全沒有大到能打造城市或國家。一般來說，我們的社交圈數量不會多於一百五十人。儘管一百五十個客人可以撐起一場不錯的派對，卻遠遠不足以蓋金字塔或把火箭送上月球。那種規模的計畫需要遠多於一百五十人的團體來合作，所以領導者們就需要激勵我們。
要怎麼激勵？用迷思。我們學會「想像」自己跟未曾謀面的人有密切關係。宗教、國家、公司、民族──這些其實全都只存在於我們自己心中，在我們領導者和我們自己所講述的敘事中。從來沒有人見過「法國」，或者和「羅馬天主教會」握過手，但如果我們同意參與這種虛構就沒差了。
這種迷思最顯著的例子，當然，就是上帝。或者稱為元祖老大哥。早在青少年時，我就已經在想為什麼我從小信到大的基督教造物主，那麼在乎人類和我們世俗的平凡作為。那時候，我不知道我們的遊牧祖先對神有著非常不一樣的概念，而他們的神不怎麼關心人類的生命。
迷思是幫助人類和我們的領導者做出一些其他物種從未做過的事情的關鍵。它讓我們能夠和幾百萬陌生人共同進行極大規模的工作。不僅如此，這套理論還主張，偉大的文明就是從這些巨大的捏造能力中誕生的。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我們想像的產物。「一切都以說故事為中心，」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諾瓦．哈拉瑞在他二〇一一年的著作《人類大歷史》（Sapiens）中寫道「也以『說服人們相信這故事』為中心。
「寡頭鐵律」：就算是自誇著一切自由平等理想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很難免疫於權力過大帶來的腐敗影響。
「選舉產生的貴族階級」
就以美國憲法為例：歷史學家大多同意，它「本質上是一份貴族文件，設計來阻礙該時期的民主趨勢」。美國開國元勛可從來都沒有打算讓平民百姓積極參與政治。即便到了現在，儘管任何公民都可以競選公職，但你若接觸不到捐贈者和遊說者的貴族人際網，就很難贏得選舉。因此美國的「民主體制」展現出王朝的傾向──想想甘迺迪家族、柯林頓家族、布希家族──也就不意外了。
在這種世界裡，不會是最友善和最有同理心的領袖爬到頂端，而是相反的人。在這個世界裡，是無恥者生存。
啟蒙運動弄錯了什麼事
戰爭的悲劇在於，激勵幼犬人拿起武器的，就是人類本質中的最善良面──忠誠、同袍情誼、團結一心。我們看到人類有一種對暴力根深蒂固的厭惡。有好幾個世紀的眾多士兵甚至沒辦法逼自己扣下扳機。一堆刺刀到頭來都沒用上。大部分的死傷都是由從來不須與敵人四目交接的駕駛員或槍手從一段距離外造成。最慘烈的攻擊來自高空的倫敦大轟炸，也有這樣的一種教訓在。
人性本善──還是本惡？
十七世紀早期有一個運動開啟了，即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那是一場思想革命。從法治到民主制度、從教育到科學，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替當代世界打下了基礎。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將啟蒙運動觀點總結為「每一個人應該被假定為無賴，而在他所有的作為中，除了私利之外就沒有其他目標」。我們有一個辦法能駕馭我們的自私自利並從中獲得成效。人類有一項傑出的才能，一個讓我們有別於其他生物的可取之處。我們可以牢牢抓住的就是這項天賦。這是我們或許可以寄託大量希望的奇蹟: 理性思考。
不是同理心，或者情感，或者信念。是理性思考。如果要說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對什麼有信心，那就是理性思考的力量。他們逐漸深信，人類可以設計出預先把天生自私算計在內的聰明制度。他們相信，我們可以在我們比較陰暗的本能上塗一層文明。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可以藉助我們的邪惡本質來為公眾利益效力。
如果說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有支持過哪一種罪行的話，那就是貪婪，在「私惡即公利」（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這句格言下鼓吹的貪婪。這也代表了「個人層面的反社會行為可以對更廣大社會產出成果」這種巧妙的概念。
以美國憲法為例。由開國元勛起草的這份憲法，是以「我們本質裡的自私天性需要約束」這種悲觀看法為前提。出於這原因，他們創造了一個「制衡」的體制，其中每一個人都密切提防著彼此。
因為正義女神就定義上來說是眼盲的。正義不受同理心、愛心或任何偏見所阻礙，只由理性思考所主宰。同樣地，理性思考也為我們那套讓所有人承受同樣手續、規範和法律的新官僚系統提供了基礎。
啟蒙運動曾經是人類的勝利，為我們帶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及法治。統計數字一看就明白。我們的生活愈來愈快速改善，而整個世界和過往相比也是空前地富有、安全、健康。
歷史學家指出，如果啟蒙運動給了我們平等，它也發明了種族主義。
表面上，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等哲學家採取的是一個犬儒主義的觀點。當代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和法治都是建立在人皆自私的原則上。但如果你實際上讀他們的書，你會察覺到啟蒙運動的作者們完全不是頑固的犬儒主義者。在出版（注定要成為資本主義聖經的）《國富論》的十七年前，亞當．斯密寫了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找到像下面這樣的段落：
無論一個人可能有多自私，他的本性必然還是會有某些準則，促使他關心其他人的命運，並認定他們的快樂是自己不可或缺的，儘管除了眼見他人快樂的自身愉悅外，他無法從中得到什麼。
有些東西可以成真，只是因為我們相信──而悲觀主義就這麼成為了自我實現的預言。當現代經濟學家假定人天生自私時，他們提倡了促進自利行為的政策。當政客說服了自己，說政治是犬儒的遊戲，那情況就會變成他們認為的那樣。
所以現在我們得問：有沒有別條路可走？
我們能不能動動腦，來驅使理性去設計出新的體制？根據對人類本性截然不同的觀點來運作的制度？如果學校和企業、城市和國家都指望著人的最佳素質，而不是設想著人最糟的一面，情況會變成什麼樣呢？
新的現實主義
所以我們某種程度上得要是理想主義者，因為接著我們就會成為真實、真正的現實主義者。──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 1905–97）
英國數學家兼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的警語就一直縈繞我心：「永遠別被自己希望相信的事所分心。」「我們的信念沒有哪個是完全真實的；全都至少有一部分的含糊錯誤陰影。」所以，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接近真實，那麼我們就得避開確定性，並在路上的每一步都質問自己。「懷疑的意志」，羅素如此稱呼這個方法。
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是美國歷史上許多重要人物的導師。一八九六年，詹姆斯發表了一段演說，不是在談懷疑的意志，而是「相信的意志」。詹姆斯聲稱，有些東西就是得要以信仰來接受，即使我們無法證明為真。就是「因為」我們去相信，友情、愛情、信任和忠誠才會成真。儘管詹姆斯承認，我們可以證明一個人的信念為錯，但他主張，「透過希望進行的詐欺」還是比「透過恐懼進行的詐欺」來得好。
伯特蘭．羅素並不喜歡這種精神修煉。儘管他喜歡詹姆斯這個人，但並不喜歡他的哲學。他說，真實無關乎一廂情願。這句話多年來也是我的座右銘──直到我開始懷疑「懷疑」本身。
羅森塔爾的老鼠實驗(實驗詳情請參閱原文)
畢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來自一名神話故事中的雕刻家；他實在太迷戀自己的作品，導致諸神決定讓他的這尊雕像活過來。我們全心投入的信念──不論是真實還是想像──也同樣可以活過來，在世界上產生十分真實的改變。畢馬龍效應就類似安慰劑效應，只是說，這些期望不是對自己有益，而是對別人有益。
畢馬龍效應(又稱皮格馬利翁效應): 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羅森塔爾和雅格布森在小學教學上予以驗證提出。 亦稱“羅森塔爾效應(RobertRosenthal Effect)”或“期待效應”：“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魔像效應(是一種反安慰劑)：這種反安慰劑導致窮學生更加落後，讓無家可歸者失去希望，讓孤立的年輕人極端化。 它也是種族歧視背後的潛在機制，因為當你接受低下期待時，你就不會盡全力表現，而這又進一步降低了其他人的期待，因此更進一步削弱了你的表現。 也有證據主張，魔像效應和其惡劣的負面期望累積循環，可以徹底摧毀整個組織。
「多數無知」效應: 我們沒辦法不透過凝視、肢體語言和聲音洩漏期望。我對你的期待，決定了我對你的態度，而我對你所做的行止，又影響了你的期待以及你對我的所作所為。但這種本能也是雙面刃。我們也會鏡映負面情緒，好比說仇恨、嫉妒和貪婪。而當我們接受他人的壞想法──把這些想法想成是我們周圍每個人抱持的想法──的時候，結果可能會慘烈無比。在心理學將該情況稱作「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研究證實，多數無知的效應也可以非常慘烈──甚至達到致命程度。就想想暴飲。個別去調查每個大學生的話，大部分人會說喝到掛不是他們最喜歡的消遣。但因為他們假設「其他」學生熱愛喝酒，他們就會嘗試跟著喝，喝到最後每個人都在水溝吐。
我們對人性的負面想法，有沒有可能其實是一種多數無知？我們對於「多數人都力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恐懼，會不會是來自於「別人都是這麼認為」的假想？所以我們才會在大多數人內心深處渴求更善良團結生活的同時，採納了一種憤世嫉俗的觀點？
威廉．詹姆斯所謂的「相信的意志」在推動他們。這些人用他們自己的形象再造了世界。
內在動機的力量
二十世紀的兩個主要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共享這種人性觀點。資本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會跟你說，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人動起來：胡蘿蔔和棍子。資本主義者靠的是胡蘿蔔，而共產主義者談的主要是棍子。
一項英國研究最近發現，絕大部分的人口（百分之七十四）比較認同樂於助人、誠實和公正等價值，而較不認同財富、地位和權勢。但差不多同樣高比例的人（百分之七十八）認為「別人」比他們實際情況來得更自私自利。
你做某件事拿的錢多寡，可以把你變成一個全然不同的人。兩位美國心理學家幾年前證明，以鐘點計價的律師和顧問會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標上價碼，即使下班時間也一樣。這會有什麼結果？那些小心翼翼算計鐘點的律師，也比較不願意做無償服務。
實在很難想像我們居然會因為目標、紅利以及對懲罰的預期而犯下這麼多錯：
1. 想想那些只專注每季結果，最後落得把整間公司搞垮的企業執行長。
2. 那些被人用論文產量來評分，因而在評分誘惑下提出假研究結果的學術人員。
3. 那些被人用標準化考試成績來評估，所以碰到無法量化的技能就跳過不教的學校。
4. 持續治療病人才有錢拿，因此就讓病人接受多於必要療程的心理師。
5. 靠著出售次級房貸賺取紅利，最終讓全球經濟瀕臨崩潰的銀行家。
「管理者往往都同個鼻孔出氣。他們安排各式各樣的課程和會議，在那裡面跟彼此說自己做得沒錯。」但拿掉管理層，工作還是會一如往常繼續進行──搞不好還更順利。
「要把事情搞難很簡單，但要搞到簡單就很難。」過往的紀錄明顯證明，經理人比較喜歡把事情搞複雜。「因為那讓你的工作看起來比較有趣」；「那可以讓你跟別人說：看吧，你需要我來掌握那種複雜狀況。」
管理人和顧問把簡單的東西盡可能弄複雜，所以我們才會需要他們來掌舵，領導我們穿過所有的複雜問題？有時候，我私底下會偷偷覺得，這不只是華爾街銀行家的獲利模式，也是那些兜售晦澀高深術語的後現代哲學家得以獲利的模式。這兩種人都把簡單東西搞得複雜到不可理喻。
需要一種新運動──一種新的現實主義。因為沒有什麼比「因為想做而做」的人更強大。
兒童的遊戲時光
過去幾十年中，人們一直都用很有條理的方式扼殺著兒童的內在動機。大人們過去一直用功課、體育、音樂、戲劇、私人輔導、模擬測驗來填滿孩童的時間──而這活動清單似乎沒有終點。那就代表說，有另一項活動的時間更少了：玩耍。說到玩耍，我指的是廣義的玩耍──好奇心使你想去哪就去哪的自由。去探索發現、去實驗創造。不是沿著任何家長或老師畫下的路線，而是只因為想做而做。為了其中的樂趣。
美國一項長期研究發現，孩童的「內控」（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在降低，代表他們愈來愈覺得自己的生命被他人所決定。在美國，這樣的轉變是如此嚴重，以至於二〇〇二年的孩童平均比一九六〇年代百分之八十的孩童都更覺得自己不那麼「能掌控自己」。有一種很普遍的想法，認為某些有價值的東西正在流逝。好比說自發性；好比說童心。
無聊可能才是創造力的泉源。「你沒辦法教出創造力，」心理學家彼得．格雷（Peter Gray）寫道，「你能做的就只有讓它綻放。」表面上看來，玩耍似乎是頗沒意義的打發時間。但最耐人尋味之處就在於，行為顯得最有玩性的動物就是最聰明的動物。玩耍給生命帶來意義。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寫道，玩耍給生命帶來意義。他封給我們一個稱號叫Homo ludens──「遊戲人」。赫伊津哈說，一切我們稱為「文化」的，都起源自玩耍。
研究者說，最顯著的一點就是給予少年的大量自由。
幼童學走路講話不需要考試跟成績。這些事自然會從他們腦中冒出來，因為他們渴望探索世界。同樣地，狩獵採集者的孩子也是透過玩耍來學習。抓蟲子、做弓箭、學動物的叫聲──叢林裡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而生存需要大量的動植物知識。同樣地，孩童藉由一起玩來學習合作。狩獵採集者的孩子幾乎總是在混合式團體中玩耍，所有年齡的男生女生全都混在一起。
對孩童來說，文明的出現給他們掛上「枯燥乏味的農業勞動」這套沉重軛具，也帶來了「孩子需要養育」的想法，就像一個人種番茄需要灌溉那樣。因為，如果孩子生下來就是壞種，你就不可以放任他們自行其是。他們首先要獲得那層文明的飾面，而這通常需要鐵腕。家長該打小孩的概念只是近代才起源的想法，起源自我們居於城市的農業祖先。
這個世代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忘記怎麼玩耍的世代。
1. 有別條路可以走嗎？
2. 我們能不能回到一個給自由和創造力更多空間的社會？
3. 我們能否打造一種不去約束、而是釋放我們玩耍需求的遊樂場和學校？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有，第二個是能，第三個還是能。
卡爾．泰奧鐸．索倫森（Carl Theodor Sørensen），一位丹麥景觀設計師，在設計出好幾種遊樂場以後，才發現遊樂場讓孩子無聊到麻痺。沙坑、溜滑梯、鞦韆……普通的遊樂場是一名官僚的夢想兼一個孩子的噩夢。索倫森認為，孩子會比較喜歡在廢物堆積場和工地裡玩耍，也沒什麼好奇怪的。這想法激發他設計出某些在那年代全然新穎的東西：一個沒有規則或安全規範的遊樂場。一個孩子自行掌管的地方。
荷蘭南端的魯魯蒙特城（Roermond），有著一個沒有班級或教室的學校。沒有功課和成績；沒有教務主任或者團隊領導人那類的層級制度──就只有一隊一隊擁有自主權的教師（或者按照這邊的說法，稱作「輔導員」〔coach〕）。
「玩耍的相反不是工作，」心理學家布萊恩．薩頓 — 史密斯（Brian Sutton-Smith）曾如此說過。「玩耍的相反是抑鬱。」近來，我們之中許多人工作的方式──沒有自由、沒有玩耍、沒有內在動機──正為憂鬱症的流行添加柴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資料，憂鬱症現在是排名第一的全球疾病。我們最大的短缺並非存在於銀行帳戶或預算表上，而是在我們心裡。是缺少讓生命有意義之物。缺少玩耍。
民主政體是長這樣
全球的民主政體都至少被七種瘟疫所侵擾，即 (1)政黨持續腐化；(2)公民不再相信彼此；(3)少數人遭排除；(4)選民失去興趣；(5)到頭來貪贓枉法的政客；(6)有錢人逃稅；(7)人們日漸發覺當代民主充滿了貧富不均。
如果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積極認真的公民，會怎樣呢？換個說法：如果真正的民主體制可行的話會怎樣?
書中舉例了將選舉權力回歸給市民，及大規模實施餐與事預算的實例。公民政治家做的，是從事冷靜的審議式對話。這聽起來頗為枯燥，但效果神奇。或許就是要靠它，才有可能對付前述七種侵擾我們疲憊老邁民主政體的瘟疫。
1.從犬儒主義到投身事務
2.從兩極化到信任
3.從排除到包容
4.從自我滿足到公民身分
5.從腐敗到透明: 參與式預算編列縮小了政治和人民之間的隔閡。
6.從利己到團結
7.從貧富不均到尊嚴
有時候參與式預算編列是被拿來當作幌子──是背後仍掌管一切的菁英所安排的一場假讓步。這樣的話，公民大會就只是拿來替已經做成的決定當橡皮圖章。這自然會產生犬儒主義，但這並沒有讓「拒絕公民直接發聲」成為正當的事。「把有責任心的公民當作投票機器對待，他們就會表現得像投票機器一樣，」歷史學家大衛．凡．雷布魯克（David Van Reybrouck）如此寫道，「但把他們當成成人對待，他們就會表現得像成人一樣。」
一切平等分享或許是個不錯的想法，但實際上那會淪為混亂、貧窮，甚至更糟的──血流成河。看看列寧和史達林統治的俄羅斯；毛澤東統治的中國；波布統治的柬埔寨。如今，這個「共」開頭的詞，是具爭議意識形態的排行榜第一名。人們跟我們說，共產主義「行不通」。為什麼？因為它對人性的了解打從根本就有瑕疵。若無私有財產，我們會失去所有動機，並立刻回復到原本冷漠怠惰、寄生蟲般的模樣。
我們共享的東西被稱作共有財（the commons）。它們差不多涵蓋任何東西──從社區庭園到一個網站，從一種語言到一座湖泊──舉凡由一個社群所共享並以民主方式掌管的就是了。有時候共有財是自然恩賜的一部分（好比說飲用水），其他則是人類的發明（好比說維基百科等網站）。
共有財這個概念，是靠著一篇由美國生物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的文章，而為人所接受。那是一九六八年，革命的年代。但保守的加勒特．哈丁可不這麼覺得。他那六頁篇幅的論文一下就解決了嬉皮理想主義。標題是：〈共有財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想像一片開放給所有人的牧地，」哈丁寫道。「照預期來說，每名牧人會試著在共有財上盡可能養最多牲口。」然而個人層面上合理的做法，卻導致了集體災難，過度放牧除了不毛荒地之外，什麼也沒留下。「一件共有財中的自由，」他說，「為所有人帶來毀滅。」
〈共有財的悲劇〉會是市場與國家成長的一道最強力背書。既然共有財注定會悲慘失敗，我們要不就需要國家看得見的手來做這種有益的工作，要不就需要市場看不見的手來拯救我們。看來，這兩招──克里姆林宮或者華爾街──就是僅有的選擇。等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後，就只剩下一個選擇。資本主義贏了，於是我們就變成了經濟人（Homo economicus）。
的確，一個共有財是有可能成為不同利益或各種貪婪相互衝突下的犧牲品，但那絕非不可避免。歐玲（Elinor Ostrom）是一位志向遠大的政治經濟學家，她沒花多久時間就察覺到，哈丁的論文漏了一個關鍵細節。人類會說話。農人和漁人和鄰居們絕對有能力可以達成協定，來避免原野變成沙漠、避免湖泊過量捕撈，並避免水井乾涸。就像復活節島島民持續齊心協力那樣，參與式預算編列者也能透過積極對話做決定，於是普通人也就能成功管理各種共有財。
在歐玲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創舉之作《治理共有財》（Governing the Commons）中，她闡述了一套成功共有財的「設計原則」。舉例來說，社群必須有最低程度的自治，以及有效率的監控制度。但她強調，成功沒有藍圖，因為一個共有財的特性，到頭來還是由當地的脈絡所塑造。歐玲獲得二〇〇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史上第一位女性獲獎者。。
另一邊臉
《馬太福音》第五章的〈山上寶訓〉：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問題是：我們都太有人性了。而在真實世界中，沒有比把另外半邊臉轉過來更天真的舉動了。對吧？當代心理學家稱這為非互補性行為（non-complementary behaviour）。就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們人類大部分時候都在鏡映彼此。有人讚美你，你很快就投桃報李。有人講了讓你不爽的事，你便有股衝動想酸回去。
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再前進一步？如果我們不只假設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同事、我們的鄰居是善良的，也去假設我們的敵人是善良的，那會怎樣呢？那實在難上太多，且違反我們的直覺。看看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以及馬丁．路德．金恩，這兩位或許堪稱二十世紀最偉大英雄的人物，他們在非互補性行為上是行家，然而他們卻不是尋常人等。(以德報怨的概念)
那其他人怎麼辦？你和我有沒有辦法把另一邊臉轉過來？我們能不能讓這種事大規模發生──好比說，在恐怖攻擊後或者戰爭期間，在監獄或者警察局發生呢？
與恐怖分子喝茶
在挪威奧斯陸南方約六十英里（約九十七公里）的某片森林裡，有著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座監獄。哈爾登監獄（Halden）的囚犯都有自己的房間。另一個在巴斯托伊（Bastøy），一座風光如畫的島嶼，上頭有一百一十五名重刑犯正在等最後幾年的刑期過完。
在挪威這個百分之四十監獄獄卒都是女性的國家，所有的獄卒都得完成兩年的訓練課程。他們會學到，該和囚犯交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羞辱他們。挪威人稱這為「動態保安」，以便和舊式的「靜態保安」區別──後者就是有鐵欄杆牢房、帶刺鐵絲網和監視攝影機的那種。在挪威，監獄不是在避免惡質行為，而是在避免惡質意圖。獄卒知道，盡自己所能幫助囚犯準備回歸正常生活，是他們的職責。從哈爾登和巴斯托伊這類監獄出來的前囚犯，再犯率比那些被判處社區服務或罰金的犯罪者還低了將近百分之五十。
挪威有著引以為傲的世界最低再犯率，也就不是什麼巧合了。相比之下，美國監獄體制的數字就最高。在美國，百分之六十的囚犯會在兩年後就回到牢裡，挪威相比之下只有百分之二十。
結論是：即便用保守估計，挪威監獄體制賺回的也是原先成本的兩倍多。挪威的方法不是什麼天真的、社會主義式的反常現象。它是一個比較好、比較人性、也沒那麼貴的體制。
「破窗」理論 broken windows theory)
在作者第一次讀到凱蒂．吉諾維斯兇殺案（以及三十八名袖手旁觀者）的同一本書裡(暢銷作家麥爾坎．葛拉威爾的《引爆趨勢》) 寫道:
「如果一棟樓的一扇窗戶破了沒修，所有其他的窗戶很快也都會被打破。」如果沒人出面干涉，毀壞財物的行徑之後就會出現占屋偷住者。接著，藥物上癮者可能會搬進來，之後誰被殺害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人行道上的垃圾、街上的遊民、牆上的塗鴉：那些都是謀殺和動亂的先兆。即便是一扇破窗都傳遞出人們沒有服從秩序的信號，通知罪犯說他們還可以再得寸進尺。所以，如果你想要對抗重大犯罪，你得從修好壞掉的窗戶開始。
破窗理論毒化了執法單位和少數族群的關係，讓無數窮人背負付不起的罰金，也造成了致命的結果。破窗理論是由一個徹底不實際的人性觀所支撐的。這又是飾面理論的另一個變體。它讓紐約的警察把普通人當成可能的罪犯對待：最小的一步失足，恐怕就是走向更大錯誤的第一步。畢竟，我們的文明只不過是吹彈可破的薄薄一層罷了。
這是否代表說，我們不用再去想著要把實際破掉的窗修好呢？當然不是。修破窗、清理房屋、聆聽當地人的擔憂，都是很好的想法。一如整齊有序的監獄會散發信任，整齊的鄰里也會感覺安全許多。而在你修窗戶之後，你可以用力把它們整個打開。
如果我們把破窗理論倒過來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我們可以重新設計監獄的話，我們能否同樣地再造警察部門？我覺得我們可以。挪威已經有社區治安的長久傳統，這種策略假定大部分人都是正派守法公民。警官設法贏得社群信任，他們已經先有一個想法是，如果人們都認識你，他們就比較有可能幫忙解決事情。社區治安這套想法在歐洲已行之有年。警察習慣與社區服務合作，甚至認為自己也是在做社工。
仇恨、不公不義和偏見的最佳解方
心理學家高爾頓．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於一九五六年春天出發前往南非。此時南非已經施行了種族隔離制度。跨族婚姻遭到禁止，而該年稍晚，官方還會通過一條法律，把更好的工作保留給白人。而他一輩子思索的就是兩個基本問題：一、偏見是哪邊來的，二、我們怎麼預防它？經過多年研究，他找到了一種神奇解藥。那是什麼呢？接觸。不多不少，就是這樣。
這位美國學者懷疑，偏見、仇恨和種族主義起源自缺乏接觸。我們大幅將陌生人概括而論，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他們。所以解方看起來就很明顯了：更多接觸。
南非從種族隔離到民主政體的和平轉移的故事 (非常精采的故事，請參考原文)
接觸產生更多信任、更多團結和更多相互善意。它幫助你透過他人的眼光看世界。此外，它會整個改變你的為人，因為一個人若有多元的朋友圈，就比較能包容陌生人。而接觸還會傳染：當你看到一個鄰居和別人友好相處，這情況會讓你重新思考自己的偏見。
不愉快的事件遇到一次，愉快的互動會遇到非常非常多次。壞事或許比較深刻，但好事會以量取勝。
多樣性也可以讓我們更友善。和陌生人互動是我們得學習的事，能從小時候開始更好。如果每個年輕人都可以像亞伯拉罕．維爾容大學時期那樣地旅行就再好不過了。「旅遊對偏見、偏執想法和心胸狹窄都可造成致命打擊」。
當士兵爬出壕溝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覺自己又回到了壕溝裡。我們實在太輕易忘記，那另一個人，一百碼外的另一個人，就跟我們一模一樣。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從一段距離外，透過社群媒體或線上論壇，從各種我們的安全藏身處對著彼此開火。我們讓恐懼、無知、猜疑和刻板印象擔任嚮導，替我們從沒見過的人製造一概而論的形象。
我們常被煽動仇恨者和蠱惑民心的政客慫恿到針鋒相對。《每日郵報》這類報紙一度散播嗜血匈人的故事，現在它們則報導著偷竊的外國人、兇殘的移民和性侵的難民紛紛入侵，說他們──神乎其技地──同時偷走工作又懶得工作，並在空閒時又設法踐踏我們由來已久的傳統和價值。
你離前線愈遠，仇恨就愈強。「那些從來沒被戰爭影響的人往往是最糟糕的強硬派。」。但那些自己被綁架過的人，或者失去所愛的人，反而想要拋下過去。
我們──包括我自己──都需要記得，其他人和我們都非常像。在電視上發脾氣的憤怒選民，統計數字裡的難民，大頭照上的罪犯：他們每個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類，要是當初人生有那麼一點不一樣，或許他就會成為我們的朋友、家人、愛人。
當我們躲在自己的壕溝裡，我們就看不到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