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 — 人慈 (二)

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用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

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於1895年撰寫《群眾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勒龐的書一步步詳述人們怎麼回應危機。他寫到，人們幾乎是立即「從文明的階梯上連降好幾階」。恐慌和暴力爆發開來，而我們人類便顯露真正本性。勒龐所提出的理論，經現實檢驗後實在是相當不正確。危機逼出的並非人的劣根性，而是優秀的素質。硬要說的話，英國人在文明階梯上還往上走了幾階。「在具有眾多噩夢般特質的種種環境下，」一位美國記者在她的日記中吐露，「尋常人等的勇氣、幽默感和善良，還是一樣令人讚嘆。」

就像勒龐一樣，他不看好大眾，認定這些人膽小如鼠，很輕易就會恐慌。調查似乎證明，夷平一個人的家最能危及士氣。人們對這件事的在意程度更甚於朋友甚至親人死去。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倫敦的轟炸期間，人民生活大部分如常。日後一位歷史學家形容，這整段過程有著「顯而易覺的獵巫氣味」。

「我們炸得愈多，效果就愈符合要求。」所以轟炸真的有預期的效果嗎？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投降之後沒多久，有一群同盟國經濟學家受美國國防部之託，造訪了這個戰敗國來研究轟炸的效應。最重要的是，美國人想知道這個戰術是不是贏得戰爭的好方法。轟炸平民是徹底的失敗。事實上，轟炸似乎強化了德國戰時經濟，也就因此延長了戰事。這整個慘痛事件最吸引我的一點，就是主要的參與者全都掉進同一個陷阱。

希特勒和邱吉爾、羅斯福和林德曼──他們全部表態支持勒龐的主張，也就是我們的文明狀態不過是膚淺一層。他們都確信空襲會把這脆弱表象炸成碎片。但事後證明他們炸得愈猛，這層表面卻變得愈厚。看起來這根本就不是一層薄膜，而是老繭。

新的現實主義

所以，本書突出一個激進的想法到底是什麼？就是，大部分的人，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

有一個長久存在的迷思是，人類天性就是自私，既有侵略心又容易恐慌。

「飾面理論」（veneer theory）

荷蘭生物學家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提出「飾面理論」：其概念是，文明就只是一層薄薄的飾面，而那飾面只要稍稍刺激一下就會崩裂。但實際上正好相反。我們人類就是在危機襲來時──當炸彈落下或洪水上漲時──才會展現最好的素質。

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清楚講出了太多人在想的事情：若把有條理且文明的生活的基本主要成分──食物、住處、飲用水、最低限度的人身安全──都拿走，我們就會在幾個小時內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少數人會短暫化為天使，但多數人就回復到猿猴狀態。」

另一例子是美國卡崔娜颱風期間，並沒有使紐奧良充斥利己主義和無政府狀態。整個城市反而充滿勇氣和善心。犯罪行為──謀殺、竊盜、性侵──通常會減少。人們不會整個休克，他們會保持冷靜並展開行動。「洗劫的情況不管有多嚴重，」一位災害研究者指出，「只要和促使人們大量無償分享物資和勞務的廣泛利他主義相比，始終都是相形見絀。」

大災難使人展現出最良好的素質。但從來沒看過哪個有這麼多扎實證據在背後支持的社會學研究結果，會如此漫不經心地遭到忽視。媒體塞給我們的畫面，和災難降臨時的實際狀況始終都是相反的。

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地獄裡打造的天堂》（A Paradise Built in Hell）一書精湛記錄卡崔娜劫後餘波的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 寫道，「精英恐慌（elite panic）來自那些以他們自己的形象來看全人類的掌權者。」獨裁者和專制者，統治者和將領──他們假定普通人也跟他們一樣被利己主義所支配，所以常常訴諸蠻力來避免一些只會發生在他們腦中的事態。

真實是什麼？(What is truth?)

有些事情不管你信不信，它就是真的。水在攝氏一百度會沸騰。吸菸會致死。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達拉斯遇刺。其他事情的話，則是如果我們相信，就有機會是真的。我們的信念變成了社會學家所謂的「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果你預測一間銀行會破產，而那說服了許多人把帳戶結清的話，那麼，該銀行肯定就會破產。

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

如果你的醫生給你一顆假藥丸，說那會治好你不舒服的地方，那麼你確實有機會真的感覺比較好。安慰劑愈激勵人心，機會就愈大。大致上來說，注射比藥丸更有效，而在過去甚至連放血都有效──不是因為中世紀醫學有多先進，而是因為人們覺得那麼激烈的療程必然要有效。

那麼，終極的安慰劑是什麼？手術！穿上白袍、施打麻醉劑，然後停下來給自己倒杯咖啡。當病患恢復清醒，就跟他們說手術成功了。由《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進行的普遍檢視，比對了實際上的手術程序和假手術（在背痛和胃灼熱的症狀下會進行），發現安慰劑在四分之三的案例中也有幫助，甚至在一半的案例中就跟真的手術一樣有效。但反過來也是一樣有效。吃一顆假藥丸、心想著那會讓自己生病，也有可能會成真。

「反安慰劑」(nocebo effect): 如果反安慰劑效應能讓人獲得什麼教訓，那就是想法從來都不只是想法而已。我們相信的事物造就了我們。我們求仁得仁。而我們所預測的事物，就會發生。

我們擔憂人性的這種觀點，也是反安慰劑。我們──出於天性、身為孩童時、在無人島上、當戰爭爆發、當危機襲來──對於自己好的一面有著強烈偏好。本書將呈獻大量的科學證據，證明對人性有著更正面看法是多麼切實際的事。同時我們深信，如果我們開始這麼相信，那這件事就可以更真實。

我們到底是用甚麼餵養長大的?

一名老人對他的孫子說：「我心中有一場爭鬥，那是兩匹狼的惡鬥。一匹是惡狼──憤怒、貪婪、嫉妒、傲慢又膽小。另一匹是善狼──平和、慈愛、謙遜、慷慨、誠實且值得信賴。這兩匹狼也在你心中爭鬥，也在每個人心中爭鬥。」

一會兒之後，男孩問：「哪一匹狼會贏？」

老人露出微笑。「你餵養的那匹。」

兩位美國心理學家的研究再一次證明了人們可以多麼頑固地堅持人性自私的想法。研究者給受試對象呈現好幾種「別人做了顯然很善良的事情」的情況，但他們發現了什麼？基本上，他們發現我們已被訓練成眼觀四處都只看到自私自利的人。例如:

看到有人扶老人過馬路？有夠愛出風頭。

看到有人拿錢給無家可歸的人？他一定是想求自己心安啦。

心理學家們寫道，「他們認定那些看起來似乎無私的行為到頭來一定還是出於私心。」

研究發現，新聞會危害心理健康

想像一下有一種新藥上市了。它超級容易成癮，沒多久人人都上癮了。科學家進行調查，並很快做出結論，認為這種藥造成人（我在此引用他的話）「錯誤認知風險、焦慮、較低落情緒、習得性無助、輕蔑敵視他人，（以及）抗過敏(desensitization)作用」。我們會使用這種藥嗎？我們會容許孩子嘗試這種藥嗎？我們的政府會讓它合法化嗎？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全都是：會。因為我這裡說的，已經是我們這時代最大的一種癮頭。這是我們每天用的藥，獲得高額資助且大規模分發給我們的孩子。那種藥就是新聞。許多研究發現，新聞會危害心理健康。

密切關注新聞的人更有可能同意「大部分人只在乎自己」之類的陳述。他們更常相信我們各自都無助於改善世界。他們更有可能會焦慮沮喪。因為新聞講的是例外事件，而事件如果愈例外──不管是恐怖攻擊、暴動還是自然災害──新聞價值就愈高。「新聞和現實似乎沒有關係，甚至有著負向關係。」

1. 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

比起好事，我們對壞事更為敏感。過往我們狩獵採集的日子裡，我們寧可嫌自己大驚小怪老被蜘蛛和蛇嚇到，也不願少被嚇到一次就沒以後了。恐懼太多殺不死人；恐懼太少卻一定可以。

2. 可得性偏誤（availability bias）

如果我們可以輕易回想某事物的例子，我們就會假定該事物比較普遍。我們每天被空難、擄童、斬首等各種固守於記憶的恐怖故事所轟炸，這情況就徹底歪曲了我們對世界的觀感。

在這個數位時代，餵給我們的新聞只會愈來愈極端。

所以矽谷才一直提供我們愈來愈聳動的引誘式點擊標題，就像一位瑞士小說家講過的妙語，它們完全清楚「新聞之於心靈，就像糖分之於身體」

現實主義的思想家

經濟學家把我們人類定義為「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總是抱定主意要追求個人私利，就像自私算計的機器人。經濟學家在這樣的人性概念上，打造了一座理論和模型的大教堂，但那到頭來也只是在告知別人有這麼一大堆法則而已。他們讀經濟學愈久，他們就變得愈自私。

1. 「人類天性自私」這種信條，在西方正典中有著神聖傳統。修昔底德（Thucydides）、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馬基維利、霍布斯、路德、喀爾文、伯克（Edmund Burke）、邊沁、尼采、佛洛伊德以及美國開國元勛等偉大思想家，都有自己版本的文明飾面理論。

2. 奧古斯丁（354–430）協助推廣了人生而有罪的想法。「無人能免於罪，」他寫道，「就算是在世上生命只有一天長的嬰孩也一樣。

3. 神學家兼宗教改革家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所言，「我們的本質不只貧乏且缺乏善，而且還豐沛飽含每一種閒不下來的邪惡。」

4. 科學家湯瑪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又稱「達爾文的鬥犬」）四處宣教說，生命是一場「人對人、國家對國家」的大戰。

人們幾乎一致推崇上述這些思想家為「現實主義者」，而持異論者則因為相信人性的正派而遭到嘲笑。

首先，支持人性本善就是挺身對抗九頭蛇──那隻海克力斯每砍掉一顆頭就會長回兩顆的七首神話怪獸。犬儒主義運作起來就跟那很像。你每挫敗一個憤世嫉俗的論點，就會再冒出兩個頂替它。飾面理論是一隻怎麼殺都會爬回來的殭屍。

第二，支持人性本善就是擺明了反對當權派。對掌權的人來說，對人性抱持樂觀希望就是徹徹底底在威脅他們。

第三，支持人性本善，就代表你得挺過一場嘲笑奚落的風暴。人們會說你天真幼稚、愚笨遲鈍。

該要對人性有新觀點了。該要有新的現實主義了。該要對人類有新看法了

真實的《蒼蠅王》故事

「如果我寫一個故事，是關於幾個男孩在一座島上，展現出他們實際上會發生的行為，」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有天這麼問他太太，「這點子應該不錯吧？」高汀描繪人類深陷黑暗深淵的能力可說精湛無比。「就算我們從一張白紙開始，」他在寄給出版者的第一封信裡寫道，「我們的本性還是會逼我們把白紙搞得一團髒。」或者像他後來說的，「人產生邪念就像蜜蜂產蜜一樣。」高汀甚至憑所有作品獲得一座諾貝爾獎。

但當開始深入高汀的生平後，才知道他曾是個多麼不快樂的人。是一名酗酒者，有憂鬱傾向，是個會打自己小孩的人。「我始終了解納粹，」高汀如此坦言，「因為本質上來說我也是那一類。」而他寫《蒼蠅王》「有一部分是出於那樣悲哀的自我認識」。真正的小孩自己獨守荒島時會做些什麼？作者針對這題目寫過一篇文章，文中把《蒼蠅王》拿來和當代科學見解比對並做出結論，認為孩子們的行為很有可能與書中大異其趣。

真實的《蒼蠅王》是從一九六五年六月開始。

主角是六個男孩，全都是努瓜婁發一間嚴格的天主教寄宿學校「聖安德魯斯」（St Andrew’s）的學生。年紀最大的十六歲，最小的十三歲，而他們有一個主要共通點：他們無聊到極點。這群青少年渴望冒險而不是功課，渴望海上生活而不是學校生活。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脫逃計畫：逃到約五百英里外（譯註：實際直線距離約七百二十五公里）的斐濟，或者甚至一路到紐西蘭。

儘管虛構的《蒼蠅王》男孩為了火而大打出手，真實世界的《蒼蠅王》男孩卻顧好了他們的火焰，所以一年多下來，火從來沒熄過一回。

男孩們終於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星期天獲救。

在近期一項研究中，心理學家布萊恩．吉布森（Bryan Gibson）證實，觀看《蒼蠅王》那一型的電視節目會讓人變得更好鬥。以孩童來說，觀看暴力影像和成年後出現侵犯行為的相關性，比石棉和癌症的相關性更強，也比攝取鈣和骨質的關聯性來得強。憤世嫉俗的故事更影響著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英國，有另一個研究證實，看比較多電視實境節目的女孩，也比較常表示耍狠及撒謊是人生成功的必要之舉。一如媒體科學家喬治．葛本納做的總結：「誰來說文化的故事，誰就真的支配了人類行為。」

真實的《蒼蠅王》是個友情和忠誠的故事，描述我們如果可以依靠彼此將會強上多少。「人生教了我許多事，」文章這樣起頭，「其中包括了一個經驗，就是你永遠要尋找人的善良光明面。」

自然狀態

人類不管在何時何處都大致相同，就這方面歷史不會告訴我們什麼新鮮奇怪的事。它的主要用處，就只是發掘人性中不變及普遍的原則。 ──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

霍布斯 vs. 盧梭

英國人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他的《利維坦》（Leviathan）一六五一年出版時引發了震撼。霍布斯遭到嚴厲批評譴責，然而我們如今仍知道他的大名，並老早遺忘了批評他的人。我手上這版本的《牛津西方哲學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描述他這本代表作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哲學著作」。

以法國哲學家尚 — 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為例，他寫了連續好幾冊讓他麻煩愈陷愈深的著作。他遭到譴責，書遭到焚毀，還有單位對他發出逮捕令。但那些不足為道的控訴者已經無人記得，而盧梭至今仍為人所知。

擂台這邊角落，是使我們相信人性惡毒的悲觀主義者──霍布斯。那個斷言只有文明社會能把我們從更根本的本能中拯救出來的人。另一邊角落，是聲稱人人內心深處皆善良的那個人──盧梭。他認為「文明」根本不是我們的救星，反而正是毀了我們的元凶。

更嚴厲的懲罰vs更好的社會福利，感化院vs藝術學院，從上而下的管理制度vs賦權管理，老派的養家餬口者vs背著嬰兒的老爸──不管拿任何你想得到的爭辯來舉例，都會回歸霍布斯與盧梭的對抗上。

霍布斯是頭幾位聲稱「如果我們真想了解自己，就得了解我們祖先怎麼生活」的哲學家之一。他寫道，從前我們都很自由。我們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而後果非常恐怖。據他所言，那種自然狀態下的人類生活，「孤單、匱乏、糟糕、野蠻，而且短暫。」就他推論，理由很簡單。人是由恐懼所驅使。對他人的恐懼，對死亡的恐懼。我們渴望安全，而且「對一股又一股的權力有種永久不得平息、只有死亡才會停下的欲望」。但他向我們保證，不用擔心，只要我們都同意交出自由。把我們的身心靈都放入單一位君主的手中。他用《聖經》裡的海怪來命名這個絕對的統治者：利維坦。霍布斯的想法，替一個在他死後將由眾多管理者、獨裁者、統治者、將領複述數千次──不不，應該是數百萬次──的論點提供基本哲學依據，而那論點就是「給我們權力，不然就完蛋了。」

盧梭卻相信，在官僚和君主還沒出現的美好過去中，一切都比較好。過去當人類以一種「自然狀態」存在時，我們還是有同情心的生命。現在我們變得既憤世嫉俗又自私自利。我們曾經健康又強壯，現在我們懶惰又虛弱。在他看來，文明至今都是個大錯。我們始終都不該揮霍我們的自由。

盧梭的想法，替一個在他死後將由眾多無政府主義者、鼓吹者、隨心所欲者、煽動叛亂者複述數千次──不不，應該是數百萬次──的論點提供基本哲學依據，而那論點就是「給我們自由，不然就完蛋了。」就是「給我們自由，不然就完蛋了。」

所以三百年後，我們就像現在這樣了。

少有其他哲學家對我們的政治、教育和世界觀具有像上述兩人這般的深遠影響。整個經濟學科從此建立在霍布斯把我們看成理性、自私個體的這種人性概念上。至於盧梭這邊，他那種（在十八世紀堪稱革命性的）「兒童應自由不受約束地長大」的信念，則是在教育方面有著極大影響力。

幼犬人的興起

一九七六年，英國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發表了他的代表作，談論基因在生命演化中的至關重要作用，書名很有力地取為《自私的基因》。讀這本書讓人很沮喪。你在指望自然讓世界更美好嗎？關於這一點，道金斯講得很明白：別抱太大希望。「讓我們試著教人慷慨和利他主義吧，」他寫道，「因為我們天生自私」、「本書展現對人性的極其悲觀看法﹝……﹞然而我無法提出任何論點來反駁他的觀點。」有人這麼寫道。「真希望我能洗掉讀過它的記憶。」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尼可洛．馬基維利於一五一三年出版《君主論》（The Prince），在這本給統治者的手冊中，勸君主們要編織一張謊言和欺騙之網來保住權力。根據這個假設的擁護者所言，那正好就是我們已經做了幾百萬年的事：想出愈來愈別出心裁的方式來互相誆騙。而且因為說謊比誠實更耗費認知能量，我們的大腦就會像冷戰時期的美俄核彈庫一樣成長。這場精神軍備競賽的結果，就是「智」（sapien）人的超級腦袋。

馬基維利在他的經典著作中建議，永遠不要顯露你的情緒。他極力建議，努力練習擺撲克臉；羞恥沒有用處。目標就是取勝，不擇手段。

但如果無恥者才會獲勝，那為什麼整個動物王國中就只有人類這物種會「臉紅」呢？查爾斯．達爾文說，臉紅是「所有表情中最奇特也最有人味的一種」

一百年前，查爾斯．達爾文已經注意到馴化的動物──豬、兔子、綿羊──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似點。首先，牠們的體型比野外的祖先略小。牠們的頭腦和牙齒比較小，通常有鬆軟下垂的耳朵、捲尾，或者白斑點的毛皮。或許最有趣的一點是，牠們一輩子都保有一些幼年期特徵。

人是馴化的猿。幾萬年來，最善良的人類有最多孩子。簡單來說，我們這物種的演化，是取決於「最友善者生存」。我們的臉孔和身體明顯地愈長愈柔和、愈來愈年輕且愈來愈女性化。我們的大腦至少縮水了百分之十，而我們的牙齒和下頜骨，用解剖學術語來說，已經變得有如幼態（paedomorphic）。白話來說，像小孩。如果你把我們的頭和尼安德塔人的頭相比較，差異甚至更明顯。我們的頭顱比較短而圓，眉骨比較小。狗和狼相比是怎樣，我們和尼安德塔人相比就是怎樣。而且，一如成犬像幼狼，人類外觀也演化成像幼猴。幼犬人（Homo puppy）向您報到。

人類變得更弱、更容易受傷害，也更幼稚。我們的大腦變得更小，但世界卻變得更複雜。怎麼會這樣？幼犬人怎麼有辦法征服世界？

社會學習

人類是高度善於社交的學習機器。我們生下來就是要學習、要建立關係、要玩耍。那麼，臉紅是唯一一種僅限於人類的表情，也就沒那麼奇怪了。畢竟，臉紅有著典型的社交性質──是人們在表達他們在乎別人怎麼想，而這種表達又促進了信任，並讓合作得以進行。

當我們直視彼此眼睛時也會有類似效果，因為人類有另一個奇怪的特點：我們有眼白。這個獨特特徵讓我們能跟上別人的視線。其他超過兩百種的靈長類，每一種都會產生把眼睛染色的黑色素。就好像撲克牌玩家會戴太陽眼鏡一樣，這可以掩蓋視線方向。但人類的眼睛就不會。我們很坦率；人人都能明白看出我們的關注對象。想像一下如果我們無法直視彼此眼睛（譯註：英文中亦指「坦誠交流」），人類的友誼和戀愛會有多不一樣。在那種情況下，我們要怎樣才會覺得能夠信任彼此？因此布萊恩．海爾懷疑，我們那不尋常的雙眼，是人類馴化的另一個產物。當我們經演化而更加社會化，我們也開始把更多自己的內在想法和情感都揭露出來。

因為善於交際的人不只相處起來更愉快，到頭來他們也比較聰明。

《自私的基因》這本書後來的再版中，理查．道金斯捨棄了自己主張過的人類天生自私，而生物學家們也不再相信這套理論。雖然生命演化確實得要靠奮鬥和競爭，但每個生物學一年級生現在都會學到，合作相較於上述兩者更是關鍵無比。

不願開槍的士兵

人是社交的動物，但有一個致命瑕疵：我們覺得那些最像我們的人比較討喜。激素不只增進對朋友的愛，也會強化對陌生人的反感。到頭來發現，催產素並不會激起普世情誼。它會驅動「自己人優先」的感受。

不是朋友之間彼此對抗，而是敵人之間彼此對抗。不是跟我們認識的人對抗，而是跟不認識的陌生人對抗。進步派的學者們說，盧梭是對的；洞穴人真的是高貴的野蠻人。

二〇一一年，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了大作《人性中的良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指出，人類有可能對朋友和善，而面對圈外人的時候則是冷血無情。事實上，我們是地球上最會煽動戰爭的生物。幸好，平克安撫他的讀者說，「文明的詭計」把我們變得高尚。有了農業、文字書寫和國家便能管束我們的好鬥本能，在我們惡毒、野獸的本能上頭蓋上一件厚厚的文明外衣。

大部分的士兵從沒開過槍。

許多世紀以來，甚至幾千年以來，將帥、領袖、藝術家和詩人都認為士兵理所當然會戰鬥。但歐洲戰場採訪一群又一群的軍人，發現只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的軍人真的擊發過武器。在關鍵時刻，大部分人都猶豫了。有一位灰心喪氣的軍官講述了他是怎麼樣在戰線上走來走去大吼：「該死的！開槍啊！」然而，「他們只在我盯著或者其他軍官盯著的時候才開火。」[

是缺乏經驗嗎？不是。說起開槍意願，新兵和老鳥似乎沒什麼差別。而且許多不開槍的人在訓練時期都是神槍手。或許他們就只是退縮了？不太可能。不開槍的士兵仍堅守崗位，代表他們還是擔著一樣大的風險。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勇敢忠誠的愛國者，準備好為同袍犧牲自己的性命。然而，到了真正要緊的時候，他們卻逃避了職責。

他們沒辦法開槍。

在美國空軍，少於百分之一的戰鬥機駕駛包辦了幾乎百分之四十的擊墜飛機。一位歷史學家談到，大部分的飛行員「從來沒把任何人打下來過，或者連試都沒試過」。

當一個科學家把人類描寫成嗜殺靈長類的時候，媒體很快就會接納他們的成果。如果有同業提出相反主張，就不會有什麼人聽。這讓我忍不住想：我們是不是被我們自己對恐怖和奇景的迷戀所誤導了？如果科學真相其實有別於暢銷書以及最多人引用的出版品讓我們相信的那一套說法，那會怎麼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