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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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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in readOct 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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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心得 - 如何避免下一場大流行病(一)

比爾.蓋茲解析疫後新未來,傳染病預防、強化公衛、科技創新的契機

作者: 比爾.蓋茲(Bill Gates)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22/06/29

簡體版書名為: 如何預防下一次大流行

比爾蓋茲的上一本書是: 如何避免氣候災難(2021.03)。而本書是: 如何避免下一場大流行病(2022.06)。他關注的都是事關全人類生活品質與福祉的巨大議題,如氣候暖化、疾病傳播、小型核能等問題。在兩本書中,他都提及身為全球科技狂熱的巨富,雖全力投入回饋社會事業,卻也招來不少批評,但仍平心以對。他書中都引用大量數據及案例,論點的可信度甚高,也對政府提出諸多建議與呼籲,第一時間研讀後總是受益良多。

2020年2月中旬,作者即意識到新冠肺炎將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災難。令作者感到震驚的是,各國政府並沒有對這場迫在眉睫的災難給予更多關注。作者想問的是:“爲什麼政府不採取緊急行動?”

一個很好的經驗規則是,暴發(outbreak)指疾病在局部範圍發生,當暴發擴散至國家或地區的更廣範圍則稱為流行(epidemic),當疾病蔓延至全球,影響到多個大陸,則稱為大流行(pandemic)。

除了天花(人類唯一已經根除的疾病)外,古老的傳染病仍然存在。如果算上小型疾病,每年可能有200多起傳染病暴發。愛滋病和其他後來被稱爲“沉默的流行病”的結核病、瘧疾等,以及腹瀉和孕產婦死亡,都是蓋茨基金會全球衛生健康工作的重點。

大流行,必然會影響到所有國家,自從作者開始研究傳染病,這一直是作者的憂患所在。呼吸道病毒,包括流感病毒科和冠狀病毒科,因爲可以迅速傳播,尤其危險。大流行的概率只會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人類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入侵自然棲息地,與動物的接觸越來越頻繁,這爲疾病從動物身上傳染給人類創造了更多的機會。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前,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是衆所周知的;許多人至少聽說過1918年大流感,他們可能還記得2009–2010年的豬流感大流行。

WHO應對2009年豬流感大流行的報告,該報告預言性地總結道:“世界沒有準備好應對嚴重的流感大流行或任何類似的全球性、持續性和威脅性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該報告列出了一份詳細的準備計畫,但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舉措。作者的朋友內森·梅爾沃德(Nathan Myhrvold)告訴作者他正在研究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儘管他最擔心的是設計製造的生化武器 — — 一種產生於實驗室的疾病,但自然存在的病毒也居於名單靠前的位置。

我們很難理解疾病傳播的速度,因為指數式增長不是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遇到的事情。但是用數學算一下,如果第1天有100人感染了病毒,假設病例數每天翻一番,那麼到第27天,地球的全部人口都會被感染。目前尚無系統化的方法可以通過社區監測疾病的發展情況。診斷檢測,即使可用,也要幾天後才能得到結果 — — 如果有感染者需要隔離,這個時間過於漫長。

2015年,作者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當時的世界是多麼的毫無準備,並闡述了該如何做好準備。作者把這個預警改編成一個TED演講,叫作“下一次流行?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The next outbreak? We’re not ready: https://www.ted.com/talks/bill_gates_the_next_outbreak_we_re_not_ready)。作者想敲響警鐘,以確保世界已經做好準備。蓋茨基金會與德國、日本、挪威政府以及維康信託基金會合作,建立了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以加速研製針對新型傳染病的疫苗,並幫助最貧窮國家的國民接種這些疫苗。作者還資助了西雅圖當地的一項研究,以更多地瞭解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是如何在社區內傳播的。

2020年1月初,我們成立了致力於監測疫情的蓋茨基金會團隊,跟蹤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傳播,我們現在知道,是這種病毒導致了新冠肺炎(COVID-19)。2020年3月,作者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進行了第一次通話。作者想聽聽他對這一切的看法,尤其是對正在開發的各種疫苗和治療方法的潛力的看法。

持續地受到批評

某些批評作者的消息已經聽了很多年,最令人深思的一條是這樣的:比爾·蓋茨只是一個未經選舉的億萬富翁,他憑什麼設定健康或其他問題的議程?這種批評的三個推論是:蓋茨基金會的影響力太大、作者確信私營企業是變革的動力,以及作者是一個技術迷,認爲新發明可解決所有的問題。是的,作者是個技術迷。創新是作者的錘子,作者試著用它敲擊每顆作者看到的釘子。作為一家成功的科技公司創始人,作者確信私營企業能夠推動創新。但創新並不僅僅是一台新機器或一種疫苗,儘管這些都很重要。它可以是一種不同的方式、一項新的政策,或一個為公益事業籌措資金的錦囊妙計

多年前,著名流行病學家拉裡·布裡連特博士曾創造金句:“疫情暴發無法避免,大流行卻可以防範。”疾病總是在人類之間傳播,但它們不一定會成爲全球性災難。本書講述了政府、科學家、企業和個人如何建立一個系統,以遏制不可避免的疾病暴發,使其不會成爲大流行。

從對新冠病毒進行基因組分析到對第一批疫苗進行檢測並準備投入使用,僅用了12個月,而這一過程通常至少需要5年時間。事實上,作者看到了一個機會,它不僅可以防止壞事發生,而且可以實現一些奇跡:根除整個呼吸道病毒家族。這將意味著像新冠病毒這樣的冠狀病毒的終結,甚至是流感病毒的終結間變異株。

從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學習

超額死亡: 即涵蓋因疾病的連鎖反應而死亡的人,以及直接死於新冠肺炎的人。超額死亡人數越少,說明應對得越好。事實上,一些國家的超額死亡人數是負數,這是因爲它們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相對較少,交通事故和其他致命事故也因民衆遵守“居家令”而減少。許多超額死亡人數少(接近零或負值)的國家 — — 澳大利亞、越南、新西蘭和韓國 — —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早期做好了三件事。它們(1) 迅速對大部分人口進行了檢測、(2) 隔離了檢測結果呈陽性的人或其接觸者,(3) 開展了一項計劃,以發現、追蹤和管控可能跨越國境的病例。

數據表明,一個國家抗擊新冠肺炎的成敗與其民衆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大致相關。跨境運輸有很大的可能造成病毒跨國傳播。新冠肺炎大流行早期,如果你能夠檢測本國大部分人口,隔離陽性病例和他們的接觸者,並應對來自國外的潛在病例,你將很有可能將病例數控制在可控範圍內。如果你不迅速採取這些措施,那麼只能靠極端的措施防止大規模的感染和死亡。一些國家向我們展示了不該做的事情: 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最大限度地提高檢測能力,也沒有確立一個集中的方法來確定那些應該優先得到快速檢測結果的人,並記錄所有的檢測結果,而這一切原本很容易實現。

在2020年的最初幾個月,任何擔心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國人本應該能夠訪問官方網站,獲得一些關於症狀和風險因素(如年齡和地域)的解答,並確認他們可以在哪裡進行檢測。或者,如果檢測供應有限,網站可能會判定他們的情況不夠緊急,並通知他們何時可以進行檢測。該網站不僅應該確保檢測試劑盒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 — 用於最有可能檢測出陽性的人,而且應爲政府提供更多的資訊 — — 告知政府在該國某些地區很少有人有意願接受檢測,有了這些數據,政府可以將更多的資源用於在這些地區宣傳和擴大檢測。如果人們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或處於高風險狀態,該網站還可以爲他們提供參與臨牀試驗的即時資格,而且後期還有助於確保疫苗被送給可能患重症或死亡風險最高的羣體。任何一家有實力的軟件公司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這樣的網站,但是各州和各城市任由自己的設備運行,整個過程非常混亂,就像“西部荒野”。作者記得有一次與白宮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進行了特別激烈的通話,作者對他們拒絕採取這一基本步驟的做法批評得相當不客氣。時至今日,作者仍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讓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國家使用現代通信技術來對抗一種致命的疾病。

一些人拒絕佩戴口罩或接種疫苗。一些政客否認了疾病的嚴重性,停止了限制其傳播的嘗試,甚至暗示疫苗中有邪惡的東西。我們不可能忽視他們的選擇對數百萬人的影響,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證明那些政治的陳詞濫調了:選舉有後果,領導很重要。

預測變異、激增和突破病例

流感可以在短時間內突變成新的變異株,這就是為什麼每年流感疫苗都要被評估並時常更新。關切變異株是傳染性更強或能逃避人體免疫系統的變異株。正如變異在意料之中,所謂的突破病例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即接種疫苗的人最終還是會被感染。在疫苗或藥物能夠完全阻斷感染之前,一些接種過疫苗的人仍然會被感染。隨著特定人羣中接種疫苗的人越來越多,病例總數將會下降,而出現的病例中突破病例佔比將越來越大。

科學的奧祕千變萬化,捉摸不定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決定是由不完美的人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利用不完整的數據做出的。我們應該事先對呼吸道病毒的傳播進行更多的研究,而不是在大流行期間被迫學習。

當涉及公共衛生時,緘口不言會導致災難。

新冠肺炎大流行還凸顯了關於創新的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世界上將研究轉化為商業產品的頂尖人才大多在私營企業。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種制度,但這世上,金錢利益往往是迅速催生新產品的強大力量。政府的角色是投資可產生重大創新的基礎研究,採取讓新想法蓬勃發展的政策,並創造市場和獎勵機制(美國通過“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加快了疫苗研發工作)。當市場失靈時,當人們無法負擔必不可少的救生工具時,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基金會就應該介入來填補這一空白,通常需要找到恰當的方式與私營企業合作。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球性的團隊,他們的工作是:遷思回慮可能導致大量人類死亡的疾病 — — 如何及早發現、如何應對以及如何衡量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應對。

建立大流行防控團隊 — — GERM

西元6年,一場大火摧毀了古羅馬城。劫難過後,奧古斯都大帝做了一件帝國歷史上從未做過的事 — — 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消防隊。但是直到1853年,美國才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成立了一個由政府管理的專職消防隊。目前,美國大約有31.1萬名全職消防員,駐紮在近3萬個消防部門。美國地方政府每年至少花費500億美元用於應對火災的準備工作。

為了預防大流行,我們需要一個類似於全球消防部門的機構。

在全球層面,我們需要一個專家組,全職幫助世界預防大流行。他們應該負責監測潛在的疾病暴發,看到苗頭時發出警報,並且幫助控制,建立數據系統以共用病例數據和其他資訊,使政策建議和培訓標準化,評估世界各國快速推出新工具的能力,組織演習,尋找系統中的薄弱環節。儘管有許多組織努力工作以應對重大疫情暴發,但他們的努力主要依賴於志願者(最著名的是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路(GOARN: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國家和地區回應團隊人員不足,資金匱乏,而且沒有一個組織得到國際社會的授權在全球範圍內工作。WHO是唯一被授權的組織,但它的資金很少,幾乎沒有專注於大流行研究的人員,而是主要依靠無償的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路。沒有一個組織在其規模、領域、資源和責任上,對發現和應對疫情暴發並防止其發展為大流行起關鍵作用。

GERM team(Global Epidemic Response and Mobilization,全球流行病應對與動員團隊),其工作職責應該是每天醒來問自己同樣的問題:“世界為下一次疫情暴發做好準備了嗎?如何更充分地做好準備?”他們應該得到充足的薪酬,定期演習,並準備好統籌應對下一次大流行的威脅。該組織應該有能力斷言一次大流行,並與各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合作,迅速為應對疫情籌集資金。

GERM將需要大約3 000名全職員工。他們的技能應該涵蓋各個方面:流行病學、遺傳學、藥物和疫苗開發、資料系統、外交、快速回應、後勤、電腦建模和通信。GERM應由WHO管理,因為它是唯一能夠授予GERM全球聲譽的組織。

GERM的資料科學家將建立一個系統,監測可疑病例聚集的報告。GERM的流行病學專家將監測各國政府的報告,並與WHO的同事合作,以確定任何可能暴發的疫情。GERM的產品開發專家將為政府和企業提供藥物和疫苗使用的最佳建議。懂得電腦建模的員工將協調世界各地同行的工作。GERM將牽頭建立和統籌規劃應對措施,比如適時提出實施邊境關閉及佩戴口罩的指南。

GERM成員都將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國家監測和回應系統的一部分,也是GERM快速回應系統的一部分。GERM對於監管一個專業的監測和響應系統至關重要。你將看到它在預防大流行的各個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疾病監測、協調應急回應、就研究議程提出建議,以及對系統進行測試以發現它們的漏洞等。

儘早發現疫情

流行病監測: “監測”一詞有種奧威爾式的意味,但在此,它僅指世界各地每天追蹤人們健康狀況的網路。它們提供的資訊涉及方方面面,從制定公共政策到告知你每年該接種哪種流感疫苗。正如新冠肺炎大流行所顯現的那樣,全球對疾病監測的投資嚴重不足。如果沒有一個更強大的系統,我們就無法及時發現潛在的大流行並加以預防。

2020年1月30日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WHO總幹事宣佈該疾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診所和醫院是社區病例資訊的主要來源。診所的工作人員將他們看到的需要上報的病例資訊,上傳給其所屬的公共衛生機構。他們不會分享每個病例的細節,但會給出應上報疾病的總數。這被稱為被動的疾病監測。除了監測到訪診所和醫院的人,重要的是針對已知的疾病,通過走訪尋找可能的患者,這被稱為積極的疾病監測。另一個較先進的方法是去尋找環境中的線索。許多病原體(包括脊髓灰質炎病毒和冠狀病毒)出現在人類糞便中,因此可以在污水系統中檢測到它們。工作人員從污水處理廠或露天下水道提取廢水樣本,並將其帶回實驗室,檢測這些病毒。

自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僅美國政府就批准了400多種用於收集樣本的檢測和試劑盒。在大流行的早期,你可能已經熟悉了PCR檢測(聚合酶鏈式反應檢測)。有時候即使你不再有傳染性,你的PCR檢測也可能是陽性的。

鑒於新冠病毒很容易在個體間傳播,在採集樣本48小時後再得到檢測結果便沒有意義了:到那時你已經傳播了病毒,而且使用抗病毒或抗體藥物治療,必須在感染後幾天內進行。

另一種主要的檢測方法不是像PCR檢測那樣尋找病毒的基因,而是尋找病毒表面的特定蛋白質。這些蛋白質被稱為抗原,所以這種檢測被稱為抗原檢測。

PCR tests detect the virus earlier and pick up lower levels of the virus than rapid (antigen) tests. But they can also return a positive result long after you’ve stopped being infectious.

為實現更低廉、更快捷、更準確的檢測,這是一個仍然需要大量創新的領域。我們需要快速設計出一種新的檢測設備,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中使用,包括診所、家庭和工作場所,而且一旦設計成功,我們需要能夠以超低的成本(也許每份檢測不到1美元)生產出數百萬台設備。

新冠病毒的基因組由大約3萬個A、C、G和T組成,而人類的基因組由數十億個組成,但複雜的生物體不一定需要更大的基因組。基因的複製過程是不完美的,它總是會引入一些隨機錯誤,尤其是新冠肺炎、流感和埃博拉等疾病的病毒,一些A被覆製成C,諸如此類。這些突變中的大多數可能沒有產生影響,也可能使複製體失去功能,但有時它們會使複製體比其原本體更適應環境。這是導致新冠病毒變異株進化的過程。弄清一個生物體遺傳字母出現的順序就是所謂的基因組測序。通過對一種病毒的許多不同病毒株的基因組測序,並研究它們之間的不同突變,科學家可以構建出它的譜系。

充分利用技術進步需要一個強大的公共衛生系統,並得到整個社區民眾的信任。如果要列出最重要、最困難的工作種類,作者大概會把疾病建模師(disease modeler)排在首位,或者至少在2020年之前作者會這樣做。新冠肺炎的出現讓幾十年來不辭勞苦、默默無聞的疾病建模師發現自己成了焦點。建模師要做的是分析所有可用的數據,以及許多其他來源的數據(例如移動電話數據和穀歌搜索),其目的有二:一是確定已發生事情的原因,二是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出有根據的預測。

非藥物干預:提升公衆的自我保護意識

近來,作者對與人會面時如何問好感到困惑,我們應該碰碰拳頭、握握手,還是隻是微笑和揮手?如果考慮我們之間關係的親密程度,作者可能想要握手然後擁抱,特別是在我們幾個月沒見的情況下。新冠肺炎讓我們的社交互動變得複雜,其對問好和告別方式的指導只是衆多影響之一。

尤拉·比斯在《免疫》一書中對疫苗接種猶豫的態度,有助於解釋我們看到的人們對其他公共衛生措施的反感。對科學的不信任只是其中一個因素,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引發恐懼和懷疑的因素,比如製藥公司、專制政府、精英、醫療機構、男權主義。

面對首次出現的新冠病毒,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權衡不同措施的成本和收益,特別是很難採取關閉企業和學校等極端手段。部分問題在於,在可控環境中評估這些措施的影響相當困難,這些措施通常被稱爲“非藥物干預”(NPI: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相似的城市或國家在政策上的差異使得研究人員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研究單個非藥物干預措施的影響。

因爲在疫情暴發的早期,非藥物干預是我們最重要的工具。口罩令的施行不需要實驗室的耗時檢測(假設我們能提供口罩),也不需要弄清楚應何時取消大型公共活動,或者限制餐廳的就餐人數。

想要找到攜帶病原體但無症狀的人非常困難;非藥物干預有助於防止他們與有症狀的人一樣傳播新冠病毒。但另一些措施(比如關閉企業和禁止大型公共集會)對公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實施這些措施是一項艱钜的任務。但我們可以馬上施行,並且知道如何做得比以前更好。

“如果你看起來反應過度,你可能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 安東尼·福奇(Tony Fauci)

非藥物干預的諷刺之處在於,它們的效果越好,此舉的施行者就越容易受到批評。如果一個城市或州足夠早地採用這些措施,病例數量將保持在較低水準,批評者傾向於認爲它們沒有必要。

過早放寬這些措施的問題在於,有大量專業上稱爲“免疫空白(immune naïve)”的人,他們從未接觸過病毒 — — 很容易被感染。

關閉邊境確實減緩了新冠病毒在一些地區的傳播,但關閉邊境是一把需要小心揮動的大錘。切斷貿易和旅遊業可能嚴重打擊一個國家的經濟,以至於恢復起來比遭受疾病的打擊更艱難。

未來可能不必長期關閉學校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時代,如果有一個問題和疫苗一樣備受爭議,那麼一定是能否關閉學校。峰值出現在2020年4月,當時全球關閉了近95%的學校。到2021年6月,除了10%的學校外,所有學校都至少部分重新開放。

對於這種特殊的病毒,隨著年齡的增長,患重症或死亡的風險會增加。

新冠肺炎對老年人的影響更嚴重

在美國,黑人和拉丁裔三年級學生在課業上的落後程度是白人和亞裔學生的兩倍,網路教學讓白人學生在數學上落後了1~3個月,其他學生則落後了3~5個月。

新冠肺炎大流行還暴露了有關遠距教育的一個非常荒誕的說法:它可以取代低年級學生的課堂學習。作者非常喜歡在線學習,但作者一直認爲它是對年輕學生和教師面對面學習的一種補充,而不是替代。挪威的一項研究發現學校中的傳播並不多,這導致許多人(包括作者)得出結論:兒童不像成年人那樣容易被感染。作者想,這是一個支持學校繼續開放的論點。但現實並非如此。截至2021年3月,美國兒童的感染率和患病率與18~49歲成年人的感染率和患病率相當,甚至高於50歲及以上成年人的感染率和患病率。最初的結論可能是受到許多學校關閉的影響;孩子們並不是不容易被感染,他們只是被感染的機會較少。而且,他們被感染後不太可能出現症狀,或者嚴重到讓父母帶他們去做檢查的程度 — — 這個問題本可以通過大規模檢測來解決。

在未來的疫情暴發中,長期關閉學校並非必須,特別是如果人類能夠在6個月內爲每個人生產足夠的疫苗。一旦疫苗可用,教師應該排在接種隊伍的最前面(正如新冠肺炎疫苗最初出現時的做法)。許多學校將能夠繼續開放,同時採取多重預防措施,包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加強通風。

爲老年人封鎖養老院是正確的做法。

接觸者追蹤(contact tracing)

非藥物幹預聯合人們的先天免疫和免疫接種,在減少流感傳播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們現在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非藥物幹預在與疫苗搭配使用時,可以幫助我們最終消滅所有流感病毒株

我們應該通過接觸者追蹤找到超級傳播者,接觸者追蹤在擅長檢測和處理數據的國家效果最好,如韓國和越南,但這兩個國家的一些舉措在美國都行不通。接觸者追蹤往往是阻止疾病傳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必須弄清楚如何在公共衛生機構和公衆之間建立信任,以便更多地獲取接觸者名單。人們不願回覆的原因之一是擔心他們的接觸者將不得不被隔離,但幸運的是,並不總是需要對每個接觸者進行隔離檢疫。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傳統的接觸者追蹤方式面臨的一個挑戰是,它沒有充分有效地利用資源,因爲病毒在每個感染者之間的傳播速度並不相同。如果你感染了新冠病毒原型株,你將它傳給其他人的概率不是特別高(其中大約70%的病例可能沒有傳染給其他人)。但是如果你真的具有極強的傳染性,你的傳播範圍可能更廣。由於一些尚不確定的原因,80%的新冠病毒早期變異株感染者僅來自10%的病例。你真正想做的是找到主要矛盾,即相對較少的人,他們引發了最多的感染。

良好的通風系統比你想像的更重要

新冠病毒在空氣中的活力並不高,只能在空氣中存活幾秒,最長不過幾分鐘。而導致麻疹的病毒可以在空氣中停留數小時。你的呼吸中充滿了細小的液體,混合了黏液、唾液和其他呼吸道分泌物。 這些液滴按大小可分為兩類:較大的被稱為飛沫,較小的被稱為氣溶膠。它們之間的分界線通常是5微米,這是一般細菌的大小。比它大的就是飛沫,比它小的就是氣溶膠。

表面有飛沫附著的物品被稱爲污染物,飛沫能夠傳播病毒的時間取決於幾個因素:病原體的類型,以及是否爲打噴嚏或咳嗽產生(在這種情況下,因爲它被黏液覆蓋而更受保護)。但研究表明,即使新冠病毒能夠存活幾個小時,甚至幾天,人們因接觸污染物的表面而被感染的情況也相當罕見。事實上,即使有人碰巧接觸了污染物,這個人被感染的概率也不到萬分之一。

氣溶膠也在病毒傳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們同樣能夠攜帶相當多的病毒,而且由於它們比飛沫輕得多,所以傳播得更遠,在空氣中停留的時間也更長。而且至少有一段時間,新冠病毒在進化,從而更容易通過氣溶膠傳播 — — 攜帶阿爾法變異株的人呼出的氣溶膠中的病毒是攜帶新冠病毒原型株的人的18倍。

6英尺比近距離更安全,但我們不知道到底有多安全。在下一次大流行之前,科學家需要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幫助我們瞭解通風和空氣流動的作用,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更準確的答案。

物美價廉的口罩,令人驚歎

佩戴口罩實際上可以起到兩個作用:防止感染者傳播病毒,以及保護健康者免受感染。第一個功效被稱爲源頭控制,幾乎任何類型的口罩都有助於源頭控制。佩戴口罩的第二個功效是保護人們免受感染,如果戴得不貼合,就有些危險。雙層口罩之所以效果好,是因爲它迫使口罩更緊密地貼在面部。更高質量的N95或KN95口罩被稱爲防護口罩,本身設計就可以做到這一點。95指的是在檢測中,使用人類吹氣的最大力量,防護口罩的材料可以阻擋95%的細小顆粒物,而字母N代表頭戴式,KN代表耳帶式。)

木桶效應 — — 一隻木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它最短的那塊木板,只有足夠多的人佩戴口罩,才能阻止疫情暴發。世事多舛,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美國人並沒有逐漸接受口罩。2020年的抗議活動幾乎與1918年的一樣強烈,偶爾也會暴力相向。忽視口罩的價值確實是大流行期間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

作者猜,大多數美國人最終會回到不戴口罩參加會議、觀看大型體育賽事的狀態。因此,我們需要讓人們知道,如果你有呼吸道感染的症狀,就要戴上口罩,而且一旦有問題出現的跡象,我們就需要將公共預警系統調整爲高度警戒狀態。這可能會阻止疫情暴發演變爲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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