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 -重拾交談 (二)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重新與人對話：迎接數位時代的人際考驗，修補親密關係的對話療法)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07/24 ，語言：繁體中文

星級: ★★★★★ 非常值得閱讀

數位時代“寂靜的春天”

面對面交談是一種相互間的完整呈現，我們可以學會傾聽，培養同理心，還可以體驗被傾聽和被理解的快樂。但如今我們卻想方設法地避免交談。即使我們時刻保持聯繫，也還是躲著對方。因爲在螢幕上，我們總是呈現出自己想要展現給他人的一面。當然，任何地方的任何會面都會有這種表演的成分，但是在網上，在我們閒暇時更容易創作、編輯、修改內容。

“低頭族”（phubbing），就是指那些在手機上打字的同時還能保持眼神交流的人。學生們一直都在這麼做，即使是小孩子都寧可發發短信，也不願和朋友們見面聊天 — — 或者說，他們寧願玩手機，也不願花時間遐想。遐想正是他們與思緒獨處的時刻。在開放式的即興談話中，我們彼此交流想法，呈現最真實的自己，不隱藏自己的弱點。不過，正是在這種交談中，我們增強了同理心，增進了親密感，社會行爲也因此更具有力量。

我們會發現一種新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這個詞是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發明的，那時我們隨處可以見到科技變化對環境的危害。數位社會中，人與人日漸疏離，解決之道就是談話療法。

失去了培育同理心的機會: “他們彼此認識，但交情不深”

“They Make Acquaintances, but Their Connections Seem Superficial”

“學生們交友的方式似乎與以前大不一樣。他們彼此認識，但交情不深。”

“如果說現實生活中的事情都是無法預知的，那麼在電腦上凡事都可以預測。”然而，程式設計世界可以充滿刺激，但它也為一種被稱作“無摩擦”的經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這裡，不需要使用牛頓定律，虛擬世界中的物品想滑動就可以滑動，只要編好了程式，你也一樣能做到。在虛擬世界，你會碰到極具挑釁性的對手，比如惡棍、巫師和他們的符咒。你心裡明白最後絕對可以找到打敗他們的方法，抑或是你戰敗而亡，隨後又死而復生。即便你在虛擬世界中覺得有了掌控力，但當回到現實中時，仍然會發現現實生活中的人的行為是無法預知的，他們似乎還是很難對付的。

在很早之前，就發現電腦會給人一種陪伴關係不需要友誼的錯覺。和人們相處時，如果你注意觀察，知道如何設身處地爲他人著想，事情就會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真正的人需要對方回應他們的感受，並非敷衍了事的隨意一個回應就能打發。這就意味著，他們失去了培育同理心的機會，失去了學習眼神交流、傾聽和關心他人的機會。交談會帶給我們親密、共用和深交的經歷。重拾交談相當於重新找回我們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觀。

我們可以重新設計技術，改變應用它的方式。

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利用交談，瞭解家庭、職場和公共生活中的關係網。如果進展順利，社會科學家的採訪會變成一場人們之間開放自如的交流。這種交流一般發生在建立信任之後。

透過交談，搭建敘事結構

交談會幫助學生搭建敘事結構，比如對於槍支管制和美國內戰，他們會以一種對自身有意義的方式學會並記住知識。如果不以這種敘事的方式，我們也可以學會新的知識，但卻不知道這有什麼用處，也不知道如何弄清楚它的意義。在心理治療過程中，交談會探索人際關係的意義，正是這種關係讓我們的生活充滿生機。在談話治療中，我們會關注停頓、猶豫、聯想 — — 這些通過沉默所釋放出的信號。治療中的交談並不會給人“意見”，而是幫助人們發現深藏的東西，幫助他們找到內心的方向。如果達到最佳效果，人們不僅會開口說話，還會用心聆聽；不僅會和他人交流，還會進行自我交談。他們允許自己表現出軟弱的一面，他們全面展現自己，對事情的走向表現出開放的態度。

“三把椅子”的良性循環

我們因技術變得沉默無聲，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談話能力因此退化”。這種常常在我們的下一代面前表現出的沉默，已經引發了同理心危機，削弱了我們在家裏、在公司以及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

1845年，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爾登湖畔的一間小木屋生活的小屋裏有“三把椅子，獨處時用一把，交友時用兩把，社交時用三把”(湖邊散記)。這三把椅子將談話與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連接了起來。獨處是我們發現自我的時刻，我們會做好與他人交談的準備，聊聊自己的真實感受。當我們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夠傾聽他人的訴求，真正聽到他們不得不說的心事。在與他人交談的過程中，我們會更善於進行內心的對話。(獨處自省、交友談話、社交交流)

但技術破壞了這種良性迴圈。這種破壞從獨處開始，也就是梭羅的第一把椅子。最近的研究顯示，人們如果獨處，即使只有幾分鐘，他們都會受不了。如果這些讓我們想起與親密關係有關的事情，最終卻把我們帶上了遠離親密關係的路途，問題可就來了。我們比以前更孤獨了，孩子的同理心與實際年齡相差得更遠，而全家人喫飯聊天時要想不被打斷也幾乎不可能了。

線上與線下的十字路口

但“這真的是個問題嗎？發短信或在網上聊天，就不算‘交談’嗎？此外，這種方式傳達的資訊也是‘準確無誤’的，這有什麼問題呢？”當我和他們談起開放式交談，有人讓我詳細說明這種交談的“價值主張”。

研究顯示，沒有交談，我們的同理心、創造力和滿足感都會減弱，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也不會那麼緊密。我們正在退化。但是，對於那些伴隨著手機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習慣於用手機發短信，研究結果中的那種退化，他們似乎並沒有感受到。遠離交談就像是氣候變化一樣：我們每天待在家中覺得很安全，通常不會去考慮“30年後”會怎麼樣。不管是氣候變化，還是遠離交談，我們都禁不住想，如果發現例外，那就意味著問題並不存在，或是問題自會化解。

技術彷彿會施魔法，讓我們忘記了生活的本質。我們將新事物 — — 任何已經過時的新事物 — — 與進步混爲一談。

要重拾交談，首先要承認用心說話和傾聽是一種技能，是可以學會的。交談需要練習，而這種練習現在就可以開始，在家中、教室裏或是公司中都可以開始。

梭羅說過，當交談的成本很高時，他會把賓客帶到大自然中。這一場景讓作者想到了“第四把椅子”，這種交談是梭羅無法想像的。作者發現，我們建立了“另一種自然”，即人工自然，並試圖與之交談。我們設計了會說話的機器，在對著它們說話時，我們不禁會將人性賦予這些無生命的東西。

開啓一場交談爲何更難?

如今，我們既想一起消磨時光，又神往別處。當大學生一起吃飯時，他們既想有朋友陪，又想自由自在地玩手機。為了兩者兼得，他們遵循了一種被稱為“三人法則”的方法：當大家一起吃飯時，低頭看手機之前必須確定至少有三個人沒有在看手機。這樣，交談才能繼續，只不過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人“處於抬頭狀態”。

作者覺得交談很好，但碎片化了。即使一部靜音手機都會讓我們疏離。研究指出過去20年中大學生的同理心水準下降了40%，並且這個變化主要集中在近10年之後，實在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研究人員認爲，這種趨勢與新出現的數位通信有關。如果我們發短信而不是面對面交談，我們可以控制聊天的時間。發短信、郵件和貼文，可以展現我們想要展現的一面。我們可以編輯，可以潤飾。這種現象稱爲“金髮女孩效應”：如果我們可以保持一定的“數位距離”，不近也不遠，剛剛好，那麼我們就怎麼也不會彼此生厭。

我寧願發短信，也不願意交談

“交談怎麼了？我告訴你交談究竟怎麼了！交談是即時發生的，你無法控制自己將要說的話。”這種不願意加入“即時”交流的現象並不限於年輕人。大部分交談已經瀕臨“滅絕”，包括那些你用心傾聽對方，也期待對方聆聽你心聲的交談；那些突然離題，之後又繞回來的交談；那些意外發現某人或某事新奇之處的交談。還有其他遺失的東西：面對面交談時，我們能夠讀懂對方的表情、聲音和舉止中的資訊。在網上，一切都更爲簡單。雖然效率高了，也有機會編輯自己的資訊，但我們卻學會了問那種可以回覆電子郵件來解答的問題。

但我已經說過，有一種東西攪擾了我們的思緒，那就是迷人的技術。它讓我們忘記了我們所知的生活真諦。如果我們無法獨處，我們就會更加孤單；如果我們不教會孩子們如何獨處，他們就只知道如何孤單地生活。

“我的小神明”

你有沒有把手機當成自己的神明？可能有一點兒。我們希望網上的自己看上去機智、聰明、合羣，與所有的事情保持“適當”的距離。自我反思時，應該更多去思考我自己是誰，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毫不隱瞞自己的缺點。

我擔心爲了別人眼中的我，我正在放棄真正的自己。我並沒有認真思索自己的內心、自己的想法。我已經在這種表演中迷失了方向。在推特和臉書上，我已經習慣了展現最好的自己，表現得堅不可摧，或是儘可能避免表現出脆弱的一面。

研究告訴我們，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弱點對幸福感、創造力，甚至效率都至關重要。這句話深深地吸引著我們，我們已經厭煩了那種無休止的表演文化。不過，社交媒體上的生活鼓勵我們“表現得堅不可摧，或是儘可能避免表現出脆弱的一面”。既渴望表現自己真實的一面，又面臨在網上展現最好一面的壓力，在二者的夾攻之下，經常使用社交媒體會導致壓抑感和社會性焦慮就不足爲奇了。

不是反對技術，而是支持交談

我們的論點並不是反對技術，而是支持交談。我們要深入理解交談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好處，而技術又如何會成爲絆腳石。

“所有人都知道分手這件事不能發短信解決，這樣做不對。分手應該是面對面解決的。

移動設備保證實現我們的三個願望?

移動設備保證實現我們的三個願望，好像一個好心的精靈給我們贈送禮物一般。第一，我們的話語總會有人聽到；第二，我們想把注意力放在哪兒就放在哪兒；第三，我們永遠不會獨自一人。這三個願望順便還帶來了另外一個好處：我們永遠都不會無聊。不過，在創造性的交談中，在人們能夠真正瞭解對方的交談中，我們通常都要忍受一定的無聊。

下麵這個問題雖然難以回答，但值得一問：“我們是不是在孩子正好需要的時候無意中剝奪了他們所需的工具？我們是不是剝奪了他們在友誼、創造力、愛情和工作上所需的關鍵技能？”

重拾交談的餐桌禮儀2.0版

“適合這個年齡”的是“三人法則”，喫飯時要確定有足夠的人參與交談，自己才能查看手機。所以有一種叫作“手機塔”的遊戲被發明出來。所有喫飯的人都要拿出自己的手機，堆在桌子中間。所有手機都保持開機狀態，當手機響起時，第一個摸手機的人就要爲這頓飯埋單。

所謂的“奇怪的微小壓力”，也就如喫飯時想要立刻回覆消息的壓力。所有這一切表明，沒有哪些“數字原住民”能輕鬆地生活在自己出生、成長的世界中。人類正在和手機“共同進化”，變成新的物種。但是，當他開玩笑說因爲發短信“總比交談安全”，所以他“發短信很上癮”時，他就不再顯得樂觀了。

“對不起”，點擊發送，是一種更為輕鬆的致歉方式嗎?

“對不起”採用點擊發送的方式，可以將我們內心的矛盾與情感隨著消息的發送而流逝，無須反省與回味。相比之下，當面道歉則是鍛鍊同理心的機會。如果你是表示悔過的人，你需要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一想。如果你是接受道歉的人，你也要設身處地地替對方考慮一下，這樣才能朝著增強同理心的方向發展。“同理心差距”從孩子小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並會持續一生。一位經濟學研究生指出，當她的朋友發短信道歉時，她總覺得少了點兒什麼。她將之稱爲“虛僞的休戰”。如果我和男朋友吵架了，最後以“對不起”這條消息結束，那麼這場爭吵百分之百還會捲土重來。問題壓根兒就沒有解決。

發短信道歉相當於失去了一個機會。其實，我們可以抓住這些機會。父母可以堅持要求孩子當面道歉。現在，如果兒子想取消原定的計劃，比如和姥姥、姥爺共進晚餐，他必須親自打個電話。

在職場，當面道歉也很重要。很多經理告訴我，他們的一項工作就是教會員工如何當面道歉。在商界，不會當面道歉“就像是會開車但不會倒車一樣”。本質上，這就相當於你不會開車。在這位首席執行官看來，他的很多員工都需要學習如何“開車”。

當面道歉的互動過程中，我們會表現出氣質和品格，同時也建立起了信任。面對面的交談會慢慢展開，其間我們能夠培養起耐心。我們會注意到對方的語氣以及細微之處。當我們用數位產品交流時，我們養成的是不同的習慣。隨著我們不斷提高網上交流的頻率和速度，我們想要得到即時的答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提出的問題更加簡單。我們降低交流的難度，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們習慣了一種不斷被干擾的生活。

生活中的無聊瞬間

我們來看一個完全不同的場景：約翰·麥凱恩參議員正在參加針對敘利亞問題的聽證會。他坐在議員席上，焦躁不安，於是在蘋果手機上玩撲克遊戲，來逃避那種感覺。當媒體爆出他玩手機的照片時，麥凱恩在推特上對自己玩遊戲被逮到這件事開了個玩笑：“醜聞！在3個多小時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玩手機遊戲被抓 — — 最糟糕的是，還輸了！”

無聊時選擇逃避，比如躲到撲克這樣的遊戲中，已經成爲常態。但是，當參議員大言不慚地表示，在敘利亞危機的聽證會上一心二用很正常，我們很難期待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會集中精力，當然也包括在課堂或會議上。

研究顯示，開啓的手機螢幕會降低所有看到它的人的表現力，包括手機的主人以及坐在他旁邊的人。

親密關係建立在傾聽可能對你來說無聊、對方卻覺得有趣的東西之上。在面對面的交談中，“沉寂”可能會發生轉變。如果在某一時刻，交談進展得十分緩慢，我們唯有繼續，才能知道何時交談會進行得更爲順暢。人們需要時間思考，然後才能想出新的東西。一般來說，經歷無聊與創造力和創新直接相關。無聊和焦慮一樣，標誌著新的收穫。如果我們仍然對無聊抱持著一顆好奇心，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後退一步，開啓一段新的交流。或者說，無聊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們主動出擊，說出一個只有在面對面交流中才會出現的想法。

技術有助於疏導情緒嗎？

上網時，有一點吸引學生們的是：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充滿好消息的世界。臉書沒有“踩”（與“點贊”相反）的按鈕。如果你分享的內容沒有得到你想要的點贊數量，你會覺得很失望，但是你會告訴自己，下次要分享人們喜歡的內容。所以，在社交媒體上，所有人都學會了分享正面的消息。但是，處理負面情感時，大腦會有更多的部分參與其中。如果你在網上待的時間很長，回應的都是正面情緒，你就沒有機會練習如何處理更復雜的情感。在這種充滿“正面資訊”的網路生活中，年輕人學到的是錯誤的人生經驗。這些錯誤的經驗包括：第一，負面情緒是失敗的孩子才有的，而不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第二，因爲分心的事和各種干擾而遠離他人是很自然的。技術並不能促進情感教育。

當今，美國成年人平均每6分半查看一次手機。美國青少年中有1/4的人早晨起牀5分鐘之內就會打開電子產品。大多數青少年一天發100條消息，80%的青少年睡覺時把手機放在旁邊，44%的人從來不關機，即使在教堂做禮拜或是運動時都保持開機狀態。

同時處理多項任務會降低我們在任何一項任務中的表現，但我們卻覺得自己在每項任務中都表現得不錯。所以說，儘管我們自我感覺良好，我們的效率其實更低了。此外，技術作爲情感教育的工具會有以下缺陷：頻繁的多任務處理會導致抑鬱、社交焦慮，以及無法讀懂人們的情緒。

梭羅的三把椅子

首先是一把椅子代表的交談，也就是獨處時的交談。獨處並不一定意味著孤單一人。獨處是一種有意識的靜修，一種自我的凝神聚焦。擁有獨處的能力會讓自己和他人的關係更真實。因爲你知道自己是誰，所以也能看清楚對方是誰，而不是把他看成你想讓他成爲的那個人。所以，獨處能夠豐富交談。但是，現在的生活方式卻削弱了我們獨處的能力。如今獨自一人的狀態彷彿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人們試圖用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數位化的交流治標而不治本。它展現了潛在的問題 — — 獨自一人時會很不自在，但並沒有給出解決方案。不間斷的網上聯絡不僅是一種病症，還在改變人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它正在塑造一種新的存在方式，稱爲“我分享，故我在”。我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這樣才能覺得完整。爲了有更多的感受，爲了更有存在感，我們選擇上網交流。

但是，在我們爭相奔向網路的時候，我們離獨處越來越遠。最後，我們將會喪失獨處和關注的能力。如果在獨自一人時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就會轉向他人，以此來增強自我意識。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可能完全體會出對方的真實感受。

梭羅的兩把椅子所代表的交談是與朋友、家人和愛人的交談。三把椅子代表的交談，也就是在社交場合的交談。

本書作者的第四把椅子

當交談的成本很高時，梭羅會把賓客帶到大自然中。第四把椅子代表的交談是梭羅所想像不到的：我們不僅想用機器聊天，還想和機器聊天。我們可能會失去了我們的語言。

“智力”（intelligence）一詞原本的含義遠遠超過了人工智慧的涵蓋範圍，它包括辨識力、敏感性、意識、洞察力、理性、敏銳和智慧。不過，我們現在卻欣然把這個詞賦予機器。“情感”（affective）這個詞也是一樣，其原本的含義遠非任何機器所能傳達。不過，我們已經習慣把表現情感狀態或能夠識別人們情感的機器作爲“情感計算”的典範。爲了迎合機器的能力，“智力”和“情感”的意思已經改變。但是現在，愛心、朋友、伴侶和交談這些詞也要變嗎？

在不久的將來，和機器結爲朋友就足夠了。有人告訴我，如果機器能夠給他們一種被深切理解的“感覺”，這種理解就足夠了，或者說這種親密程度就足夠了。這裏的諷刺意味很濃。就在我們遠離面對面的交談時，我們開始轉向人工智慧尋求說話的對象。

我們需要想方設法重拾交談。例如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建立在面對面會議基礎上的政策，公司建議員工休息一下，下班後不要收發郵件，或是堅持讓員工週一到週五有一天晚上“不用手機”。一位首席執行官設立了一條工作前喫早餐的規則，其間不準帶電話，也沒有例會。他們把孩子送到了不允許攜帶科技產品的學校上學，希望孩子們的情商和智商有更好的發展。

一把椅子 — 獨處與自省

學會獨處才不會孤獨。因爲生活中每件事物的內在都是同一個東西，即虛空，永恆的虛空。也就是所謂的萬物皆空，而人皆孤獨。它無所不在。有時，當事情處理完畢，不用再關注什麼，坐進車裏，發動引擎，哦，孤獨的感覺油然而生，就像悲傷來襲。

獨處並不一定意味著沒有活力。當所做之事讓你迴歸自我時，你會明白這就是在體驗獨處。讓擁有獨處的能力成爲培養同理心必不可少的因素。這也是爲什麼獨處標誌著交談進入了良性循環。

沒有同理心，我們就不會明白自己欺負他人時造成了怎樣惡劣的影響，因爲我們沒有把他人看作和自己一樣的人。

如今，人們可能把上網誤作獨處。上網並非獨處。其實，獨處面臨的挑戰不是我們的內心，而是我們會習慣性地轉向各種螢幕。獨處還面臨我們持續分享文化的挑戰，“我分享，故我在”的典型感覺。換句話就是：“我想要獲得存在感，就得發短信。”

我們是在用這種感覺冒險構建一個虛假的自我，構建時所立足的種種表現正是我們認爲別人會喜歡的。用梭羅的話說，我們活得太過“密集”，忙於回應周圍的世界，而沒有先學會瞭解自我。獨自思考的人更容易產生新想法。獨處時我們學會信任自己的想像力。

今天的年輕人一旦離開了電子產品就會變得焦慮不安。他們可能會表示自己很無聊。從很小的時候起，供他們消遣娛樂的就是結構化的遊戲和數位文化中那些閃亮的物件。

閃亮的物件

就因爲我們讓螢幕代替了原本大人該做的事，比如讀書給他們聽，和他們一起做遊戲。但螢幕並不鼓勵獨處，也不會傳授面對面交談的豐富內涵。在網上，我們漸漸習慣於結果既定的思維，這是獨處時情緒的起落所無法保證能提供的。

“語言……創造了‘孤獨’這個詞來表達一個人待著時的痛苦，又創造了‘獨處’這個詞來表達一個人待著時的自得。”孤獨源自我們對“親密關係的需要”，年紀幼小，最需要陪伴時，就會產生孤獨感，那讓人痛苦，情感受挫，甚至在肉體上也備感折磨。獨處則建立在成功的人際關係之上，是一種獨自一人時感到滿足和積極向上的能力。這反映了我們經歷的貧乏。如果我們不瞭解獨處的種種好處，就只會知道孤獨的痛楚了。

分離焦慮

當人們拿走你的手機時，你會體驗到的就是分離焦慮。由於隨時都可以聯繫，人們不知道一個人待著時怎麼辦，即使這是他們自己要求的。他們精神無法集中，表示很無聊，而無聊便成了他們轉而找手機玩遊戲、發短信或刷臉書的理由。但其實多半是那種焦慮讓他們又去找手機。他們需要存在感。我們發出的種種資訊想告訴人家的就是：我們是有人關注的。

要找回獨處的狀態，就必須學會體驗無聊時刻，將其作爲迴歸內心的理由，至少堅持一段時間不去“他處”找刺激。

當手機出現電量不足的紅色警示條時，我就害怕起來，想著“噢，天哪，要沒電了”。就是那種焦慮。手機快沒電時我真的很不安。接著它真的沒電了，於是，我跑遍各個角落找蘋果手機充電器，毫不誇張地說，每個工人、每個護士，隨便什麼人，只要能找到的人都問了個遍。終於，我偶然碰到的一個保安有，他把我領到一間裏屋，好讓我給手機充電。爲了達到目的，我會竭盡全力 — — 即便侵犯人家的隱私也無所謂。

閃亮時刻和內在價值

那些電子產品之所以讓我們產生依賴感，是因爲我們想要立即回應每一次搜索、每一條新資訊和每一條新短信，就好像在野外遭遇危險那麼緊急。這種由新鮮的社交資訊產生的激勵，吸引我們達成某種即時的目標，而空想則讓我們去追求更長遠的目標。它會幫助我們爲穩定的自我建立基礎，幫助我們提出新的解決方案。要想引領創新，我們就要確保人們放慢速度，讓其心神自由徜徉，有時間獨處。

重拾交談就要從重拾獨處開始。當我們想擺脫沉思，去找手機時，我們應該自問一句“爲什麼”。也許我們並不是想靠近手機，而只是想遠離其他什麼東西。是想擺脫焦慮？逃避一個需要艱苦努力才能實現的好想法？還是躲開需要花時間整理的問題？

自省

只要手機在手，我就永遠不會一個人坐在那裏思考……靜下來的時候，我從不會只是思考。手機是我的安全機制，讓我不必跟陌生人交談，也不會胡思亂想。我知道這其實很糟糕……但發短信消磨時間是我的生活方式。

獨處的回報之一就是自省能力的增強。所謂自省，就是與自己交談，在這種交談中你希望獲得更深刻的洞察力，明白自己是誰，想成爲怎樣的人。從專業角度看，我們的工作是什麼？從個人角度看，是什麼賦予我們存在的目的和意義？我們能原諒自己和他人的違規違法行爲嗎？通過自省，我們會更瞭解自己，同時培養自身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

自省能幫助我們一路排除紛擾的內部雜音，最終看見更爲真實的“自己”。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到自己成長的歷程，過往的一個個自我塑造了今天的自我，對比之下，今天的自我已與過往的自我已大不相同。

自省的這些回報需要時間來實現 — — 當然，如今我們並沒有給自己留很多時間。此外，實現回報也需要自律。

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

自省會讓我們暴露弱點。這也是爲什麼我們的傳統中常常有各種保護隱私（將日記鎖起來和藏起來）和祕密（比如跟治療師和牧師交談）的方式。社交媒體鼓勵我們採用另一套規則：分享時反思，反思時分享。提供這類平台的公司可以看到並保留所有那些資訊。大體上，隱私可以被定義爲擁有不被注意的自由，但這樣的隱私已經消失。代價是什麼？

“聽聽音樂，看看新聞，娛樂一番，再找找聯繫人。一切由你掌控，你說了算。那兒就是我的地盤。”這時，自省的定義變狹窄了：它意味著控制你的社交網路。之前我們已經看到過這種情況，獨處被定義爲與受控人羣度過的時光。在回溯自己的“足跡”時，也是在自省，這時如果沒有進行自我審查，他會感覺自己很傻、很天真，甚或略微地違規。而這種潛在違規已經太稀鬆平常，所以他選擇忘記這可能會違規了

當你緊盯螢幕，會感到與世隔絕。獨自一人面對寫信的對象，就好像你們倆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這種感覺往往封閉不了真實的東西。電子郵件可以被看到，會被儲存，之後還可以再次瀏覽。看似在螢幕上短暫存在，實則掩蓋了背後的事實真相：落筆即成永恆。更爲普遍的是，網路體驗有損網路現實。

這種掩蓋限制了數位空間成爲自省之地的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你越來越明白誰會看到你在網上發的內容時，你或許會希望少說爲妙。與此同時，每次嘗試新的應用程式，你都會全情投入，登入一個你不再有控制力的系統。

洞察力和練習：精神分析文化

“精神動力治療”又稱為“談話治療”，因爲這就是那種有治療意義的交談。相比於那些自詡“自我量化鏡子”的科技產品，談話治療可以提供多種解讀策略來瞭解你的生活經歷:

第一種策略：不要只顧字面，而要對其有耐心。花點兒時間，看看如果暢所欲言，言語會帶你去往何方。治療師會營造一個交談空間，鼓勵你說出任何想說的話，不要自我審查。演算法有各種條條框框，而在談話治療中，要的是天馬行空。

第二種策略：特別關注過去關係的點滴影響如何存留至今。爲此，談話治療會營造一個空間，其中治療師並不承擔標準交談夥伴的身份，而會保持相對中立。

我們的情感投射就是所謂的移情：我們對著治療師表露種種情感，並不是因爲他們做了什麼，而是因爲我們就是這樣的人，這些情感就是我們帶到諮詢室的點滴影響。精神分析傳統認爲，不瞭解自我就採取行動，基本無益於改善處境。

談話治療的核心方法是，在交談中，通過傾聽自我來瞭解自己的所思所想。如果陷入自己設計的危機中無法自拔，你就無法這麼做了。“停下並思考”，談話治療將這句箴言擴展爲“停下並傾聽自己的思考”。具有治療意義的交談並不遵從任何預設的協議。具有治療意義的交談之所以起作用，不是因爲治療師在傳遞資訊，而是因爲他們在交談中構建了關係。

精神分析不僅僅是一種治療方法，它還貢獻了一組體現核心價值的詞彙：耐心、意義、故事的中心作用。

二把椅子 — 親情、友情與愛情

家庭2.0版：家庭交談的作用。今天的家庭生活看起來和原來差不多。很多形式都保留下來，比如聚餐、學校郊遊和家庭聚會。再一看，我們的家庭生活似乎比原來擴展了不少。我們可以與家人分享的東西太多：視頻、照片、遊戲，甚至整個大千世界。我們也有很多新的方式與家人“共處”，有些方式可以讓家人“永不分離”。

正是通過與家人的交談，孩子們才最有可能明白別人所說的話（以及說話的方式）是理解他們情感的關鍵。明白這一點很重要。所以說，家庭交談是同理心的訓練場。當大人問難過的孩子“你現在感覺怎麼樣”時，他可以清楚地告訴孩子生氣和沮喪都是正常的情感，是人之所以爲人的一部分。難過的時候，用不著隱藏或否認自己的心情。重要的是你如何處理這些情感。

家庭交談能夠放飛思想，無須自我審查。在奉行“我分享，故我在”的表演化世界中，家庭交談是一個真實的場合，能夠讓人學會有些東西是需要時間的，並且是不短的時間。

“當我和家人一起玩時，我無法放鬆，也不能穿休閒褲，因爲我媽可能會把照片放到網上。”羅伯塔半開玩笑地說。但是，讓她難過的不僅僅是失去了穿休閒褲放鬆的機會。她希望能有時間做“真正的自己”，不用擔心她給別人留下什麼印象。

“建立關係的基礎”

這些時候應該聽孩子說話，用言語和肢體語言回應他們，幫助他們解決身邊的問題 — — 不管是新的挑戰還是緊張的反應，幫助他們瞭解自己以及自己的經歷……這樣孩子們才能學會如何控制強烈的情感，如何讀懂別人的社交信號，如何與別人交談。

但現在在這種時刻，我們看到了家庭生活中出現的新的沉默狀態。我們發現，孩子們慢慢明白了不管他們做什麼，都無法把大人的注意力從科技產品那裏吸引過來。我們發現，孩子們被剝奪的不僅是交談，還有會看著他們眼睛的大人。社交媒體所教的東西不同於面對面的交談：它鼓勵的不是真實的價值，而是一種表演；它沒有彰顯脆弱的好處，而是建議你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

老師們抱怨，中學及以上的學生和僅僅10年前的學生相比，在閱讀那些需要長時間集中精力的書籍時更為困難。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是不對稱的。孩子想要吸引父母的關注，但並不一定想給予父母同樣的關注，這是很自然的。

要重拾必要的交談，第一步就是要創造沒有電子產品打擾的時間和空間。家長需要更全面地瞭解和孩子交談的利害關係，信任和自尊心的建立，同理心、友誼和親密感情等都會面臨危險。不管是在家裏開創一個禁止攜帶電子產品的“神聖空間”，還是培養家人每天都能一起聊天的習慣。

是什麼掩蓋了親密感的消失？

在社交媒體上收到的拒絕“比現實中的拒絕讓人難受5倍”。假若他人沒有在線上回覆你，你要做的便是假裝自己沒有注意到。“我不是那種會去追著別人問‘你爲什麼不回覆我……’之類的人。那樣一點兒都不酷。我不會表現得像是‘嗨，你還在嗎？如果你不想說話的話，跟我說一聲就好了’。”我看到了這一代人是如何逐漸習慣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應對他人的沉默的：他們不承認他人的沉默會爲自己帶來傷害，同時也收起自己的理解之心，忘記了假如自己對其他人做出同樣的事情，他們也會受到傷害。他人並不會向我們展現出同理心，而我們也接受了這一點；同時，我們自己也不將同理心展現給其他人。

三把椅子 — 教育和工作

多任務處理的迷思。課堂節奏只要進行得慢一點兒，她就會立刻打開手機，把社交媒體應用全都點一遍，就只是爲了查看一番。人們喜歡這種“快速切換”的感覺。不管上課有沒有意思，她都覺得沒有哪堂課能比得上這種感覺。爲什麼呢？上課“只是一種刺激方式而已”。儘管研究顯示，多任務處理對學習不利，但人們還是認爲多任務處理是件好事。

不要把電子產品看成毒品，我們應該直面現實：我們面對的技術很容易把我們吸引過去，但我們不總是尊重事實。未來我們應該認清自己的弱點，這樣我們可以帶著對這些弱點的認知來設計科技產品和環境。比如，既然我們知道多任務處理具有誘惑力，對學習無益，我們就應該推行“一次只做一件事”。

如果上課時手中有電子產品，就很難讓學生集中精力。鑑於課堂的現實情況，教育工作者面臨一個選擇：“要麼改變學生，讓他們適應教育環境；要麼改變環境來適應學生”。充斥著多個任務以待處理的生活，會限制你的選擇，讓你無法深度集中精力。最佳狀態是集深度注意力和過度注意力於一身。這就是多重注意力，也應該是我們的教育目標。你可以選擇同時做多件事，也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件事。你知道什麼時候該選擇哪種做法。

研究瀏覽、掃視和滾動式閱讀對專心閱讀的能力有何影響，也就是所謂“深度閱讀”的能力。網上生活加大了保有深度注意力的難度。我們應該提倡支持單任務處理和深度閱讀的教學方式。

關於技術、隱私與民主的對話

當我們面對社交問題時，卻往往傾向於選擇逃避，對這個人們逃往的地方我通常稱之爲“網路現實”。在那裏，人們可以只與那些同自己意見一致的人交往。我們所表達出的想法也只是那些關注者想要聽到的想法。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中，人們很容易略過人與人之間必要的交談。

“第二自我”這一比喻形容我們面前螢幕上的東西，因爲我看到了人們在這一面機器之鏡前是如何定義自我的。網路生活創造出了一個數位的“我”，這是因爲我們的行動（具體行動不得而知）是建立在一系列演算法（具體演算法不得而知）之上的。我們一生都在“採集”那些透露出自身慾望的線索。但是，當計算機螢幕將那些慾望反饋給我們的時候，它們看上去卻往往像是破碎了的鏡子一般。

人性之中最深的渴望便是歸屬感與聯結感

你與陌生人之間形成的聯結極具侷限性，社會學家口中有強關係與弱關係的聯結力量。弱關係指的是朋友的朋友或是泛泛之交。強關係則指的是那些你瞭解並信任的人。你很有可能曾經不止一次地與他們面對面交談。這樣一來，臉書上的交集、我們在線上進行的交談，以及寬泛意義上的網路“交友”依賴的全部都是弱關係的力量。

當我們通過機器進行交流的時候，我們又忘記了什麼呢？我們很容易忘記社交行爲中面對面交談、組織以及紀律的重要性；我們很容易忘記社交變革通常是前進兩步再後退一步；我們還很容易忘記，變革的發生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大數據時代的思考空間

臉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曾說：“隱私已不再是重要的社會規範了。”好吧，隱私可能不便於社交網路的發展，然而，倘若沒有了隱私，親密關係會變成什麼樣？沒有了隱私，民主又會變成什麼樣？沒有了隱私，社會上究竟還是否存在思想自由？

人們往往會忘記自身的處境。這是數位化交談最大的悖論之一：儘管你身處台前，卻依然覺得自己的對話是隱祕的。然而，在嶄新的數據管理機制中，最終目標變成了令人意識不到監視的存在，或者至少是在此時此刻忘記這件事情。只有在人們能夠隨意“做自己”的時候，這樣的機制才能最好地發揮作用。這樣一來，機制便可以將“自然數據”提供給系統。

網路承諾將我們生活的世界變得更爲廣闊。然而，就現在看來，它也正讓我們所接觸的思想介面越發狹窄。最終，我們有可能被困在一個泡沫之中，只能獲取那些我們已知的觀點，或是已經感興趣的內容。哲學家阿蘭·布魯姆提出了網路繁榮的代價：“思想的自由需要的不僅僅是放開法律約束，甚至即使存在法律的約束也沒有關係；思想的自由需要的是另闢蹊徑的想法。最爲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來確保人民的順從，而是不讓人們意識到還有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公共空間的思考

作爲一位母親、一個公民，我們一直以來都認爲，在民主社會，在一切行動前我們都應假設每個人都有想要“隱藏”的東西，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可供自己行動與反思的私密地帶，一個即便是技術狂熱分子也無法入侵的地帶。你需要一個可以讓自己發出反對聲音的空間，一個心靈與技術的空間（那些實實在在的郵箱！）。那是一個人們可以自由自在“做壞事”的私密空間。對於我來說，這種關於技術、隱私與民主的對話並不代表我排斥新技術。

放慢腳步

在人的一生之中，許多意義最爲深遠的交談都是與自己的對話。爲了創造這樣的對話，你應學著傾聽自己的聲音。你要做的第一步便是慢下來，當生活節奏足夠緩慢的時候，這一切便有了可能。守護你的創造力。不要急，尋覓寧靜的獨處時間。

爲交談創造神聖的空間

日常生活之中，每個家庭往往都會開闢出這樣的空間 — — 在晚餐時間、廚房裏或是汽車上，禁止使用電子產品。設計一個能夠使自己不受外界不必要干擾的環境。把手機放在家中，一個人或是同家人、朋友一起在附近散散步。試試每隔一段時間就度過一個沒有網路的夜晚或是週末。在你決定自己將如何擺正態度，將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的時候，確保你的想法是現實可行的。孩子們需要瞭解你的初衷與價值。假若你無法脫離手機，全心全意地陪孩子在公園裏玩兩個小時的話，就適時調整計劃。帶孩子去公園裏玩一個小時，不要讓注意力分散，只關注孩子。

不僅家庭需要這樣受到保護的空間，學校和職場也是一樣。如今的大學越來越需要沒有無線網路的學習與休閒空間。當我們在大學中的每一個角落裏安裝上無線網路設備的時候，我們遺忘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這樣會令學生們更加難以關注到周圍的同伴與自己的想法。

在辦公室中，我們可以騰出沒有數位連接的交談空間；我們可以將“星期五便裝日”變成“星期四交談日”。專門開闢出一塊空間，在這裏，人們會將自己的注意力投注在他人身上。人們有了喘息的空間。

遵守“7分鐘法則”

我們至少要花費7分鐘才能看出一段對話的走向。原則便是你一定要讓對話自然展開，不要在7分鐘過去之前開始玩手機。假如對話之中出現了間歇，不要管它。我們從7分鐘法則中可以學到更多策略，更好地創造出一段因獨處、自省和參與而變得更爲豐富多彩的人生。試著將無聊視爲一個在自己身上尋找有趣之處的機會。讓思緒隨著自己的聯想遊蕩，之後再回到原本的思路上，或是重新進入方才的對話。

交談同人生一樣，也有沉默與無趣的片段。這種情況的出現卻自有其意義：我們常常是在自己停頓、猶疑或是陷入沉默的時候，才將真實的自我展現給了彼此。數位交流能夠讓我們編輯自己的人生，但我們不應忘記，不經修飾的人生也同樣有意義。

“應用程式的一代”

應用程式思維的基本概念便是：世上萬事的運行都如演算法一般，某些特定的行爲會帶來預見之中的結果。依照這一邏輯，你進入某所學校，拿到某一等級的成績，參加某種暑期補習課程，並投身某些課外活動，隨後，應用便會發揮作用 — — 你成功被常春藤學校錄取。

在學校裏，當伴隨應用程式長大的一代不得不應對不可預見的事物時，他們就會變得急躁、焦慮，迷失方向。即便是進入職場之後，這樣的問題也依舊存在。在日常工作之中，每一位管理者面對的都是艱難的決定、含糊的形勢，以及難以啓齒的交談。具體來說，他們需要應付業績評估、負面反饋，以及開除員工等問題。

工程師不會說出難以啓齒的話

難以啓齒的交談需要說話者具備同理心，還要能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工程師們想要掌握這樣的技巧需要高明的指導。如今每個人都以一種更加偏向工具主義的態度看待生活，所以我們不知道究竟應當如何進行難以啓齒的交談。從這種意義上來看，我們都是工程師。我們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推進這樣的艱難交談，這種交談不僅涉及他人，還包含我們與自己的對話。

短信、郵件或是視頻會議並沒有什麼不好。我們也有一切理由在技術上完善這些手段，使它們變得更加簡便，更加好用。然而，無論這些技術變得多麼完美，它們依然有其固有的侷限性：人們需要依靠眼神交流來維持情緒穩定和社交的流暢。眼神交流的缺失可能會誘發抑鬱、孤立，以及麻木不仁等反社會特質。假若有什麼工具阻礙了彼此間的目光對視，我們就應當在絕非必要的情況下儘量不使用這種工具。它不應當成爲我們的第一選擇。

四把椅子: 在機器人時刻尋找自我

第四把椅子是一個哲學空間。梭羅可以走入自然，但如今我們面對著的卻不僅是自然，還有我們自己創造出的另一個自然 — — 人造的虛擬世界。在那裏，我們會遇到隨時準備好與你交談的機器。於是，第四把椅子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同機器交談的時候，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機器並不能給予我們什麼，然而我們卻不斷地希望能夠從這種無生命的物體那裏尋求陪伴甚至是交流。我們模擬同理心的行動已經令自己與他人共情同感了嗎？有了這種模擬的人際交流，我們就不需要真正的人際對話了嗎？

第四把椅子劃定了一片梭羅無法預見的空間。現在已經到了緊要關頭。在同機器交談的時候，我們遺忘了什麼？而我們又能夠記住什麼？

機器人寵物和數位玩偶陪伴著孩子們成長。伴侶機器人，在療養院陪獨居老人。此即希望機器人能夠成爲我們的伴侶，希望照顧我們能夠變成它們的職責，希望我們自己能夠因它們的陪伴與交流而感到幸福。這便是我們遺忘之旅中的一站。

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我們不曾預料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對我們產生了負面影響。但不要忘記，我們是有適應性的，我們有時間糾正這一切。還有，請記住我們是誰 — — 過去的經歷、深層的心理狀態，還有複雜的人際關係都決定著我們究竟會成為怎樣的人。